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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
百家争鸣当中，诸子百家一直在相互攻讦，而且骂得很厉害，比如孟子就攻击墨子的思想是“禽兽”思想。
但是百家在思想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追求“大一统”。所有的学派都呼吁赶快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都认为天下没有共主是不正常的，这会让人心神不宁，必然导致天下混乱，战争连绵，民不聊生。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面对“天下恶乎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唯一的途径是统一天下。
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他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墨子·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富强安定。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统一会解决一切问题。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
法家则是对大一统政治制度贡献最多的一个思想流派。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二贵”“夫妻持政”（《韩非子·扬权》）是祸乱的原因。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却纷纷反对统一。
希腊在历史上一直没能统一。希腊版图由无数个小小的碎片构成，那些林立的城邦在数世纪中一直动荡不安，这种形势和春秋战国十分相似。不过，希腊人对“统一”从来没有热衷过。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希腊的历史上出现过微弱的联合呼声，不过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统一却从未使他们动心。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时指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若过分“划一”，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希腊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意味着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这正是希腊人反对政治统一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思想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地理环境不同。
与中国的总体环境相似，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以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往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资源有限的观念。
中国的农业文明非常早熟，人口增长得也很快，新石器时代后期，各个文明区就已经开始了对土地、水源这些资源的争夺。
我们翻开司马迁厚厚的《史记》，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是谁呢？就是黄帝。黄帝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从黄帝时期开始叙述的。
司马迁认为，自从神农发明了农业之后，人们才走出蒙昧。不过，由于天下没有共主，“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各个部落成天打仗，天下一片大乱，百姓生活动荡不安。
司马迁的这个说法是有考古学的依据的。考古发现，从史前的仰韶时代到邦国林立的龙山时代，战争连绵不绝，规模宏大。这一时期，先民墓地中无头墓、无尸墓、身首分离墓，以及身带刀伤、箭伤的尸体大量出现。大量的防御性城池也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这其实就是《史记》开篇所说的“诸侯相侵伐”与“暴虐百姓”。这个时候，黄帝出现了，成为自己部落的领袖。
当时有一个很强大的部落叫炎帝部落，凭仗自己武力出众，欲征服其他部落。那些部落不服，都投靠到黄帝部落以求保护。于是黄帝整军备战，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战败，俯首称臣，遂与黄帝组成炎黄部落联合体。
炎黄部落联合到一起后，实力更加强大，就开始征讨其他不服者。黄帝发现南方的九黎族桀骜不驯，于是联合炎帝，共同征服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这场战争发生在涿鹿之野。相传这场恶战规模巨大，惨烈异常，以致“流血百里”，“血流漂杵”，最后杀得“九隅无遗”。
纵观黄帝的一生，就是战斗和征服的一生。只要有不服从自己的部族，黄帝就要领兵征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一辈子都在领兵打仗。在两次大胜之后，黄帝又先后征服了东方的太皋，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颛顼，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通过武力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后，黄帝仍然保持着一位征伐者的警惕，“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身边总是带着巨大的扈从部队，以保卫自己的安全。
战争的结果是一部分部落被消灭，更多的部落选择臣服。通过战争，黄帝把原来各自为政、混战累世的众部落变成了一个以黄帝部落为首的部落联合体。中华民族的雏形由此形成。
我们读《史记》的《五帝本纪》，能有些什么启发呢？
第一，黄帝是以统一华夏的丰功伟绩而被载入史册的，也就是说，他是秦始皇之前统一中华的第一人。他的最大成就是实现了统一。
第二，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心理，起源是非常早的。《五帝本纪》告诉我们，分裂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战争和痛苦，只有统一能带来和平与发展。
第三，《五帝本纪》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武力之下出政权的历史。《史记》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炎黄大战”。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黄帝和炎帝，都是“职业军人”。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第一次统一”，和中国历史上以后的历次统一，都是靠武力完成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规律，从黄帝时期就已经确立了。
读到这儿，你也许会问，你说黄帝靠武力夺取资源和领地，难道那个时代不都是如此吗？那个时代，世界各地都存在原始部落，这些部落不都是靠战争慢慢联合起来的吗？
还真不是这样。
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原始部落间虽然也经常发生冲突，却没有演变出中国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诸侯相侵伐”的规模巨大的统一战争。他们之间偶尔发生战争，但是大部分时期是和平的。
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环境不同。希腊内部多山，崎岖的山路阻挡了人们建立大一统政权的雄心。希腊海岸线漫长，面对资源贫乏的困境，希腊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泛舟出海，寻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或者兴起利润丰厚的航海贸易，而不是向山岭那边的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
即使有战争，在开放的环境下，结果也远不如东方式战争那样令人绝望。
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的特点是资源有限，因此斗争都是内斗。中国上古时代的生存战争，比之世界其他很多地方要激烈和持久，因为在封闭环境下，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源，每一方都没有退路。
而在希腊，失败的一方会逃往海外，很难形成征服与屈服的专制关系。“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海上逃亡之门”说。所以，“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内陆文明难以追比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
所以希腊人的思维逻辑和中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人和人之间必须分出你大我小来，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腊人偏要出两个太阳给我们看。比如斯巴达就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雅典的政权结构更为复杂，由9名执政官轮流执政。
崇尚一元与崇尚多元，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
我们知识结构中的春秋时代是生机勃勃、绚丽多彩的，春秋时代的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
可是，身处历史当中的人的感受与我们完全不同。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哀叹、抱怨和诅咒，说那是一个“昏乱”“杀人”“甲兵”“盗贼”“食税”“民饥”的末世。因为在分裂状态下，连绵不停的战争给普通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动荡的政治让上层社会也没有安全感。从西周灭亡那一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希望出现一个新的更有力的权威来取代周王朝的统治，以恢复天下秩序，让人民重新安居乐业。
因此，中国的统一不是某一个人灵机一动的设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民族集体意志的驱动下，春秋以降，诸国之间开始了长达五百余年的不间断战争。每个国家都极力扩张自己的地盘，吞并别的国家，以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
即使没有秦国，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分裂下去。无论如何，统一这个大方向是不会被扭转的，也早晚会有别的国家取代秦国的位置，完成统一的大业。当然，如果是其他国家比如楚国统一天下，中国文化的面貌与后来也许会相当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