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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讲了分封制的发展之后，我们回过头来需要再分析一下分封制的起源和弱点。
分封制在中国起源很早。中国历史传说中，黄帝就曾经分封过他的众多儿子，“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种传说也不是没有依据，因为分封制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政治治理模式。一般来讲，从部落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最容易选择的政治模式就是分封制。因为这个时候，还不可能发明出一套官僚系统形成对国家自上而下的控制。同时，交通条件也不足以支撑地方频繁地与中央联系。因此，通过分封制给各地诸侯很大的自治权限，是最自然的选择。不光中原民族是这样，草原民族也是这样。《元典章》记载：“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后来成吉思汗担心后代为了领地起纷争，曾经对他的儿子们说了另一句话：“世界之大，江河众多。你们攻占外国，去各自分配，扩大自己的牧地。”正如成吉思汗所计划的那样，后来，已知的全部世界曾一度被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瓜分。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也建立了八旗体制，其实也就是分封制度。在后金时期，八旗相对独立，类似于各个诸侯国，或是蒙古各个汗国。八旗军队互不统属，由各旗旗主、领主执掌。在八旗分封体制下，财物、人口、土地必八家均分，“八旗共议国政”，推举汗王。
不光中国这样，外国也这样。罗马帝国崩溃后，各蛮族建立的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分封制”这样一种简单易行的政体。
在众多分封制政体当中，中国周代的分封制因为天命观和“周礼”的出现，而显得最成熟和完备。所以西周初期，王朝纪律严明，君君臣臣，纲纪整饬，出现了所谓的“成康之治”，也就是“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但是，分封制不是完美的，它有着严重的缺点，最致命的一个是它依托血缘关系建立，因此其效能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的淡化而递减，最终会导致内部纷争。
西周的盛世没能像周王朝的开创者设想的那样永远延续下去。时间如水，总在冲淡血缘。在周朝建立初期，周天子和诸侯国通常是父子、叔侄、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是很近的，彼此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过了几代，关系越来越远，彼此又很难见面，就谈不上什么感情了，这样，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因此，到西周后期，各大诸侯国朝拜的频率越来越低，周天子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各诸侯国越来越习惯各行其是。
终于，到了周幽王时代，周王朝衰弱到了这样的程度：当西边的犬戎入侵时，各地诸侯甚至都不来帮周王抵抗，所以有了所谓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什么叫烽火戏诸侯呢？是说周幽王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叫褒姒。这个褒姒太美了，周幽王特别喜欢她，可是她有个缺点，不爱笑，为了逗她笑，周幽王就想了个主意，和她一起来到骊山的烽火台边，点燃了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狼烟警报，以为有敌人打过来了，赶紧率兵前来救援。他们不约而同来到了骊山脚下，却发现没有敌人，这才知道被戏弄了，只好又都灰溜溜地撤走了。褒姒见千军万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儿戏一般，觉得十分好玩，不禁嫣然一笑。周幽王大喜，说终于把爱妃给逗笑了。结果后来，一支叫犬戎的少数民族军队打过来了，周幽王赶紧点燃烽火，但是诸侯们都不相信了，没有人来救天子，犬戎最终攻破了周代的首都镐京，杀死了周幽王。
这个故事是被司马迁记入正史的。不过，虽然被载入了正史，我们仍然要说，这显然是一个凭空编造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陕西省的一把狼烟，是无法让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诸侯同时看到的。就算各国同时看到了，但是诸侯国离烽火台的距离远近不同，近的几十里，远的上千里，军队根本不可能同时到达。那时候行军很慢，近的走一两天，远的要走几个月，你总不能让周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边上待上几个月，就为了看这样一个笑话吧？
所以，这只能是一个传说，钱穆因此称司马迁的这一记载为“委巷小人之谈”。不过传说的背后，也总能反映出一定的历史真实。这个故事实际体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西周末年的时候，周王已经号召不了各地诸侯了。所以在公元前771年，周王的领地被犬戎军队占领，周幽王被杀死，他的儿子周平王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阳，这宣告了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中国历史也进入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没有了“天下共主”，原来靠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失效了。在权威主义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权威规定和裁决，被管理的各国横向间缺乏有效联系和沟通的方式，也缺乏协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权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乱。不再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你争我夺，互相大打出手。史家说“春秋无义战”。
据统计，春秋时代弑君36位，亡国52次，大小征战不计其数；战国时代的大小战争约有222次。各国的百姓生活在战争不断的动荡中，当然非常痛苦。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黄金年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思想巨人一个又一个接连出现。百家争鸣，争相著述，互相辩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绚烂夺目的思想井喷。他们留下的著作，被后世的中国人视为永恒的经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为什么乱世会成为黄金时代呢？恰恰是因为“乱”。
西周前期，虽然秩序井然、社会安定，然而过分的稳定和过于严格的礼仪约束，也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同时，小国寡民导致各国交往频率不高。除了周公，西周前期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
春秋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是因为列国竞争的环境，使得春秋时代的空气远比西周时代更为自由。
多极的政治格局和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使各国统治者急于延揽人才，因此对人才不得不特别尊重。许多底层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识为资本，抗礼王侯，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士人能够活得顶天立地的为数不多的时代之一，他们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每以君王的师友身份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置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更为重要的是，春秋之后，经济发展，城市大量出现，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知识交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人才可以四处流动，从贵族、士人到普通农民，人人都拥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说是“用脚投票”的自由。孔子见七十二君，就是说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72个国家。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干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
所以，自由释放活力，交流迸发智慧。各派学者相互启发、相互攻讦，知识产生和升级的速度大大加快。
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知识分子活得特别有个性的时期，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都知道“魏晋风度”这个词，这个时代的士人给人的印象是都非常有个性，比如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这一点和春秋战国时期很像。
为什么呢？因为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士人们的头脑又一次获得了解放。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时代，但是这种创造力主要不是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而是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比如出现了王羲之这样的大书法家，顾恺之这样的大画家，陶渊明、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的千古绝唱。
所以，历史的规律说明，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往往都诞生于乱世，乱世往往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连中国人自己都说，“乱世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