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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依托分封制，在皇帝制度出现前，西周就已经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这个时代在经济、文化上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因此孔子虽然是商代王族的后代，却衷心地以身为周人为荣。他一再说“吾从周”，认为周代是三代之治的顶峰，一切都达到了完美的状态：“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那么，“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个贵族社会。
对于“贵族”的概念，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虽然现在许多别墅小区，都起“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之类的名字，今天的中国人也开始崇尚所谓“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其实，这不叫贵族精神，这叫“暴发户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相信读过春秋历史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最终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周代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封建天下诸侯之后，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来界定国与国及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尊卑、亲疏远近。这就是所谓的“周礼”。
因此，所谓周礼就是规定不同辈分的人、关系远近不同的人，见面该怎么行礼，平时该怎么交往。据说这一制度体系完备，煌煌盛美，“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
周礼是很有用的。考察西周270多年的历史，虽然多次有异族入侵而造成政治危机，却基本没有卿士大夫犯上作乱，可以说这套礼法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周代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处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因为周代的历史记载到春秋时代才开始丰富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多数是春秋时代的。但是即使到了春秋，周代的精神风貌依然存在，我们从历史记载中仍然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的战争方式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约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就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张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腐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所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里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则。
那时的战争规则对今人来说已经十分陌生，那个时代战场上的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更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
韦（红色皮革）之跗注（绑腿），君子也，属见不穀（国君自称）而下，无乃伤乎？”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怎么回答？《国语》中说：“郤至甲胄而见客，免胄而听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当拜君命之辱，为使者故，敢三肃之。’”
意思是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后，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在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的言辞仍然处处得体。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的：“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了解了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所为并非心血来潮。作为贵族的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公然嘲笑宋襄公呢？这是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我们的贵族时代在公元前就结束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春秋战国时代老祖宗们的内心世界。
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在战争中遵守的这个“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规则过于迂腐，难以理解，那么，打一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中世纪欧洲骑士打仗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第一，不伤害俘虏；第二，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第三，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老人。
宋襄公所说的战争伦理，和欧洲的骑士精神非常相似。所以贵族社会有着共通的精神价值。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欧洲的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我们嘲笑了几千年的“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
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就能看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已经非常不一样了，精神世界几乎已经不能相通。
同泓水之战一样，春秋时代还有许多故事，我们今天读起来，都感觉是那么难以理喻甚至可笑。其实，这些故事在一千多年后西方中世纪的贵族时代，都能找到类似的翻版。
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他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人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儒家学说害人不浅：死到临头，还对教条念念不忘。
其实礼教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尊严和风度。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其实正体现了在死亡面前贵族式的从容不迫。西方的贵族社会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优雅的道歉：“对不起，先生。”
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邲之战”中的一个场景。那场战争中，晋国落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车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还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战争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经常出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多次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14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了粮饷。陷入饥饿、困窘的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要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时代的战争与平民时代明显不同。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而是点到为止。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中国的贵族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结束了，而西方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也就是说比中国晚结束了一千多年。这是构成中西历史风貌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