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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学院里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哲学家并不多见，因为它看起来太过孩子气。但是，就像保不准孩子偶尔会问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哲学问题，“鸡和蛋”的问题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天真乃至荒唐。
严肃地讲，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涉及观念和逻辑关系，即就观念的逻辑顺序来说，“鸡”的观念和“蛋”的观念何者居先。但如果提问者真的这么问，那么他实际上已经预设了“鸡”和“蛋”这两个观念在逻辑上具有某种“推演”乃至“派生”关系。然而，尽管特定的“鸡”和特定的“蛋”之间可能存在事实上的生产—被生产关系，但就“鸡”和“蛋”的观念来说，它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名词范畴。所以，这个提问角度本身就有问题，它预设得太多，并且在核心概念的不同层次含义之间随意跳跃，很容易把问题拉向逻辑诡辩的方向。
第二个角度涉及事物存在的“起源”（origin of beings）问题。宇宙的“存在之网”中蕴藏着万事万物，“鸡”和“蛋”是其中的两个存在物。就此，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就存在之网中的事实而言，到底是‘鸡’先存在，还是‘蛋’先存在”。对任何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效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打算给出一个恰当的回答，就得摆脱哲学玄思和逻辑推演的分析方法，转而诉诸现代意义上的更加“科学化”的解释工具，如生物进化论、分子生物学等，来讲清楚“鸡”乃至整个鸟类动物的演化规律。同时我们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随着科学的昌明和技术的进步，能够给出的答案会越来越准确、深入。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合理，取决于提问的角度。如果它关涉的是“起源”问题，那么我们不仅可以依靠现有的有关世间诸种“存在”之事物的知识，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还可以借助新科学和新工具的发现和发明，不断加深、拓展、完善现有的回答。在理性面前，“存在”的奥秘能够逐渐被揭开，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的面前，这种“进步”的认识论观点也是“现代性”所允诺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改造一下上面的问题，把“鸡”和“蛋”替换为“人”（man）和“文明”（civilization）——“是先有人，还是先有文明？”借鉴刚才的分析，回答这个问题也有两种角度：“人”和“文明”的观念逻辑关系与此处讨论的关系不大，不再深入展开；我们还是把思考的重点放到“存在之起源”这个角度上。
在宇宙的“存在之网”中，人不仅仅是宇宙中的一种实在物，更是富有灵性的存在者。人的独特性就在于，人拥有“生活”（life），而不仅仅作为一种自然生命（bios）存在。用哲学语言来说，这就意味着人的本质是一种“生存”（existence）状态。因此，“存在之起源”对于“人”而言就是“生存之起源”。
要从“生存之起源”这个角度出发，搞清楚“先有人，还是先有文明”，现代学术并不缺乏“科学化”的解释工具，比如现代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依靠这些解释工具，我们就可以尝试着讲一个“故事”，说明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生灵，在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下，依靠什么样的机缘条件，发展出无与伦比的交流力、理解力和想象力，最终有机会成为“智人”，并有意识地筹谋计划、构造设计、迁徙定居，逐步发展出结构复杂、分工细致、物质造物规模恢宏、典章制度有条不紊的“文明体”。这些“文明体”在不同时空中的形态表现和运行方式，又是如何不断重塑“人”、催生出不同类型的“人性样式”的。在这类“故事”中，“人”和“文明”的纠缠关系、优先秩序可以被摆放清楚。
由此可见，不管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还是“先有人，还是先有文明”，现代人都可以从“存在之起源”或者“生存之起源”的角度，讲出两个系统化的故事来——这两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全然物质性（materiality）的因—果解释。
因—果解释并不必然是物质性的。古代宇宙观依靠魔法和奇迹的语言，也可以在时空宇宙、万事万物之间建立起某种“因为，所以”关系。但现代人采取的因—果解释与此大为不同：一方面，现代人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嵌合在其所接受的无目的、无意义的物质性宇宙观之中，这个宇宙没有神灵和魔法，是完全物质性的；另一方面，这个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存在或“生存”，最终能够被还原为某种物质性因—果解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然的物质性因-果解释”的含义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因—果解释并不独属现代世界。早在古代世界的文献中，我们就能发现第一个现代人的身影。这个人就是卢克莱修，他在《物性论》中猜测，宇宙最小的构成单位是物质性的“原子”，所有精神和心理现象都是“原子”运动产生的效应。这就意味着，宇宙遵循着严格的因—果机制，毫无感情地运行。而居于这个因—果机制的根基的，或者说始终构成万事万物之原因的，是全然的物质性。
对我们而言，卢克莱修的这些猜想并不十分新颖——这并非因为他的想法本身缺乏革命性，只是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卢克莱修式革命”早已完成的世界之中。“全然物质性的因—果解释”，像一股强劲的冷空气，冲刷了那个笼罩在魔法和迷信雾霾中的前现代世界。但当现代人完成了为世界“驱魔”的使命时，他们同时也将自己内嵌到一个全然物质性的宇宙本身之中。在这个宇宙中，偶然形成的生命必然只能活一次，生活也只能发生“在世界之中”（immanence，也被译为“在世”“内在”）。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全然物质性的宇宙中，人除非重陷迷幻，否则再无魅影。
在这种“全然物质性的因—果解释”框架中，一切精神性的“超越”诉求本质上只能被理解为某种物质性机制作用的后果。以至于现代人要发明“心理学”这样一门专门知识，来解释意识和精神现象的物质性根据。诸多精神性体验被驱赶到心灵世界的边缘，还原到“心理投射”“移情效应”“超我冲动”等“科学”理论之中。物质性的归因解释，在现代世界大获全胜。
然而，尽管物质性归因解释已然成为现代人的知识法宝，但其运用效力始终面临着一个根本难题。我们以宗教体验来说明这一点。尽管现代人努力将不同品质和形态的宗教体验统统理解为人在特定环境压力下的心理投射，但这些宗教体验却实实在在地塑造着具体人群的意识品格和精神质量。“心理投射”论也许解释得了具体人群“为什么如此信仰”，但无法在根本上解释“人为什么要信仰”。这个问题不会因为“心理投射”论推陈出新，交叉上“脑科学”“神经科学”而得到丝毫缓解。因为“依靠物质性因—果机制来解释万事万物”并不等于“万事万物必须获得一个物质性的因—果解释”。毕竟，一个全然物质性的冷漠宇宙，并不呼吁智慧生灵对它开展解释，更不要说无止境的归因解释。相反，只有当“人”本身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寻求理解的智能体，“人不断寻求理解”这件事本身才能得到理解。
可是，“人”为什么是一个不断寻求理解的智能体，又为何要以物质性的因—果解释来理解万事万物？回望古代世界，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无神论”者
，但人的精神仍然附着着重重魅影，“人”本身也被视为身处充满神灵的领域之中。对古代人来说，尽管寻求理解是人的本性所在，但理解并不必然需要一种物质性的因—果解释。相反，依靠众神和奇迹，人也能获得各种貌似具有因—果性的理解方式。
这种物质性解释冲动，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世界中流行的普遍人类精神，根本原因在于“文明”已被塑造成现代人所熟知的样子。经过五百多年，“文明”提供了一整套观念和语言，通过各种建制性政治经济文化安排，时而强制性、时而潜移默化地驯化出对这种人类精神高度认同的“正常人”。“万事万物必须获得一个物质性的因—果解释”的观念，并非因为“万事万物”在本质上都只能从物质性因—果解释角度获得理解，而是因为“文明”已经驯化出一种“主体性”（subjectivity，福柯语），它迫使“文明”中的每一个“正常人”都必须接受这个观念的有效性。
“万事万物必须获得一个物质性的因—果解释”的观念，同时也塑造了一种观察宇宙、世界、历史和当下的眼光。对现代人来说，“理解”一个事物，就意味着要能在因—果上对事物的存在做出解释，以重建因—果机制的方式“找出其中的规律”。这种“起源”追溯的思想冲动，不仅塑造了现代人探寻和理解事与物（events and things）的方式，也塑造了现代人探寻和理解“人”与“文明”的方式。现代人默认，“人”、“文明”，甚至“文明”中的每个思想要素，都有值得从“起源”处讲起的故事。
对现代人来说，“起源”故事最根本的优点是其在物质性因—果链条的尽头提供了一个“发动装置”，使包括种群、制度乃至思想观念在内的一切问题都被纳入“因为，所以”的理解框架中，获得“其来有自”的故事，从而成为某种在理智上比较可靠、连贯的东西，为每一个世代具体之“人”的“生存”提供某种确定性。
我们在专栏的前几篇文章中已经说过，古代人依靠神灵和魔法的魅影，将宇宙理解为一个整全而统一、拥有内在秩序的东西，从来与无意义、无目的的生存状态相绝缘。“起源”故事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帮助现代人在一个没有魔法和神灵背书的宇宙中，依靠“物质性因—果解释”重建起万事万物的整全和统一。
在这幅新的现代整全性画卷中，人不再因为宇宙的“祛魅”而活得被动、偶然、盲目、随机，人对宇宙的理解也不再是一堆碎片化洞察的简单堆积。人仍然拥有自己的生存目的和意义，但这个目的和意义绝非像“神”一样洞察“整全”的奥秘，因为没有“神”在精神生活层面与我们沟通联系；也绝非像“超级科学智能”一样洞察“统一”的秘密，因为任何一个凡人都不可能在只有一次的此生中洞察充盈宇宙的全部“因—果机制”。
于是，在一个被“全然的物质性因—果机制”武装起来的现代世界，作为宏大时空中微不足道的微点，人穷尽一生所能寻找到的生存目的和意义，就只能是在“专业化”劳动中，在自己被偶然抛掷于其中的那些“职业”里，依靠日复一日的勤勉工作，使头脑变得“清楚明白”，从各自的“分工”领域中发现隶属于那个领域的、具体而又不免有些细微琐碎的“因—果规律”，并将其变为知识、嵌入生活、加以运用。这种工作本身当然没有撼动天灵的精神涵义，但却是古代“整全性”观念的替代品，为人克服各种根源于物质性世界观的虚无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
问题在于，这种克服虚无主义的办法本身缺乏完整性。“起源”故事虽然启动了一个物质性因—果链条，但并未告知链条的终点在哪里。实际上，“没有终点”本来并非“起源”故事的缺陷，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有助于提醒我们意识到每一个“文明”都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但现代人拥有一种幻觉般的乐观主义，遮蔽了对这种意识的必要觉悟。这种乐观主义幻觉催眠了现代人，使之相信“起源”之后的故事必然会以“进步”的方式展开——就像现代人在认识论上坚信，随着对物质性因—果规律的掌握不断拓展、加深，知识和技术会不断“进步”那样，现代人也坚信在生存论的层面，“人”及其“文明”注定会层层累进、不断提升，最终达到某个顶点。现代思想家纷纷预测，在那个顶点上，人将找到自己在时间中丢失的“甜蜜的生存感”（卢梭语），世界将成为“目的王国”（康德语），“历史”将会终结（黑格尔语）。
但撇开一厢情愿式的乐观，我们完全有理由发问：一个只受因—果性支配的全然物质性的宇宙，有什么道理独独保障“人”的“起源”故事圆满于幸福的顶点？而且，既然“人”本身就是全然物质性的宇宙的产物，那么造就人的激情欲望和各种肉体本能，催生了战争、饥荒和各种人为不幸的破坏性物质力量，凭什么能在“时间”中奇迹般地消失？生存论意义上的“进步”是一个灾难性的幻觉，其本质是某种启示录式“末世论”观念的变种。它继承了“末世论”的“此岸—彼岸”论述结构，却无知地宣称“人”注定能在“此岸”构筑一个“彼岸”。“进步”幻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症，它误导了现代人对“文明”本质的理解，遮蔽了一个关键真相：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保证“文明”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为“人”所驾驭。“文明”完全有可能吞噬“人”，而物质性的宇宙对此无话要说。
所以，在“起源”引发的故事中，“进步”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可能性。宇宙间没有任何力量能保证“人”和“文明”注定要从“起源”走向自己的顶点。如果我们真的有勇气成为一个卢克莱修式的唯物主义者，那么就必须承认，不管在“起源”所启动的故事链条上曾经取得过多少成就和辉煌，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倒退、衰败乃至灭亡，和进步、繁荣乃至成功，在概率上均等。这也就意味着，在“起源”故事线上，下个世代所能享有的“进步”，是每个当下世代必须拼尽全力去为之奋斗的“未来”。但为什么一个世代必须要为下一个世代的“进步”去拼尽全力？没有任何物质性因—果解释能回答这个问题
。答案最终只能在于，人类这种独特的生灵恰好拥有不能还原为任何物质性因—果机制的精神性本质。这种精神性本质神秘而难以琢磨，却是牵引“起源”故事向上升腾的力量。也正因此，以扩充生存能量、改善精神世界质量为己任的哲学伦理学，才获得了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崇高价值。文明的未来取决于文明的现在，当代之人只有通过承诺一种超越全然物质性的精神性价值，自我施加一种伦理责任，才能确保未来世代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