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的林郁沁（Eugenia Lean)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颇具国际名声的中青年历史学家，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近现代中国史、性别史、科技和工业史、情感史等。林郁沁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专著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下文简称《施剑翘复仇案》）是东亚现代历史研究领域的佳作，曾被美国历史学会授予2007年度费正清奖。她的第二本英文专著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 in China: Local Innovation and Trans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Making of a Cosmetic Empire, 1900 to 1940 （《中国本土工业主义：化妆品帝国形成中的本土创新及外来科技，1900-1940》，下文简称《中国本土工业主义》）于2020年3月出版。2020年10月，笔者通过视频对林郁沁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谈及她的学术著作、她擅长的包括微观史研究在内的理论方法，以及北美中国史领域近年来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
在讨论您的新书前，让我们先谈谈您的第一本书《施剑翘复仇案》。请您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论点及其对相关研究领域的贡献。
林郁沁： 我的第一本书《施剑翘复仇案》主要讲述的是对施剑翘一案的审判。施剑翘是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名气的女人，因为她做出了刺杀军阀孙传芳为父报仇的壮举。她刺杀孙传芳，是因为孙传芳杀了她的父亲。我通过这件很有意思且耸人听闻的案子探讨了多个问题，包括公众对这件事的情绪化反应如何构成了一种我称为“同情”（public sympathy）的情感，以及同情的产生为什么不应仅被视为一种反常现象，而实际上展现了一个具有批判性的都市公众群体（同情对这一公众群体还有价值规范的作用），及其如何对现代中国法律、道德及政治产生影响。我通过追踪同情如何在这一事件中出现，如何在审判程序中发挥作用，及其如何在当时的报刊文章和其他评论中获得道德权威来阐述这一点。在这本书的最后，我探讨了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如何将同情作为党国权威（尤其在司法领域）的基础。换句话说，通过这本书，我想展示的是（公众）对施剑翘这个孝女的同情是如何被利用成为国民政府越过司法机关去特赦施剑翘的理由的，以及施剑翘诉诸激情的品德是如何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标杆的。
通过对“同情”这一话题的讨论，我参与到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初学界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概念的激烈辩论中。彼时，由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译本的出现，“公共领域”这个学术话题在人文和社科界已经获得广泛关注，且这一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紧迫。中国史学界也进行了自省。而我则想尝试通过施剑翘这个案子来讨论公共领域问题。在我之前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过一个批判性的公众群体，他们引用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解释是因为公共领域带领西方走向了民主。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挑战以哈贝马斯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作为绝对标准的假设，并思考在什么条件下——虽然不吻合哈贝马斯的理想模式——批判性公众仍然可能在中国及其他地区出现。
在书中，我并非在讨论以哈贝马斯式的理想化公共领域为核心的理性公共舆论，而是严肃地看待批判性政治参与在情感和大众轰动效应中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在看似集权的统治下存在的可能性。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些情况是任何类型公共领域的丧钟。施剑翘案是用来探讨这些问题的完美案例。这一引起了强烈情感回应的轰动性事件发生的20世纪30年代往往被视作一个被威权统治且言论受控的时代，施剑翘案给了我一个机会，来研讨情绪化的公众在何时何地能对司法及政治问题产生影响。
这本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对性别问题的聚焦。我对性别问题很感兴趣。同时，20世纪90年代正是学术界从女性史研究转向性别研究的时期。性别问题作为后结构主义对历史的解读的一部分，聚焦的是“身份是如何构成的”这个问题。性别越来越被认为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或不只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而是必须被理解成话语的产物。由此延伸开来看，性别也应被理解为一个影响了社会各方面的（包括政治领域，而不仅是女性领域）的观念。
施剑翘这个人物的精彩之处在于，她的行为受性别观念影响，因此非常适合性别研究和分析。她是大众媒体时代下的一名公众女性，而这种公众性本身就颠覆或挑战了某些性别观念。同时，施剑翘在描述自己的时候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明的一面，能够利用传统性别观念中“女英雄”这一形象来为自己激进的报仇行为创造空间并获得同情。因此，在大众媒体于全世界范围内萌生的时代，这是一个研究随之出现的公众女性的绝佳案例。当时，有很多以公众女性为主角的轰动案件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地出现。女性既是媒体的焦点，也是媒体的操纵者。施剑翘只是众多这类案例中的一个。
最后，我觉得本书还有一个贡献是它以情感史作为方法，参与到情感研究中——这是我一直想要研究的主题，尽管传统历史学家对此并不关注。这一角度也有助于我反思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过于强调理性这一问题。我想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与理性并非是对立的”这一角度来挑战他“将理性行为作为批判性政治参与的基础”的观点。“情”可以指代相对有理性的“事情”或“情形”，其对被视作社会理性秩序根基的“人情”这一概念也很重要。同时，“情”也指“感情”和“情绪”。因此，中文里的“情”挑战了西方认识论中把理性与情感作为对立两极的这一假设。关注施剑翘一案中“‘情’是如何定义‘同情’的”这个问题，给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出发点，让我可以挑战西方过于强调公众理性的传统理解，并由此探索“感性的公众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参与到批判政治中”这一问题。
▽
您的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专著《中国本土工业主义》于2020年3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通过陈蝶仙这个人物来研究全球工业主义（global industrialism）。为什么选择陈蝶仙作为微观史研究的对象？您在这两本微观史著作的写作过程中遭遇了哪些挑战？
林郁沁： 做微观史研究的好处是，你不时会发现一些极其丰富多彩且令人激动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如施剑翘和陈蝶仙。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物，而且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古怪之处。这也是为什么传统历史学家都喜欢写人物传记。传记常常能精彩地讲述人物的一生，且能抓住读者的眼球。比如，微观史界的领军学者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习时他还在那儿任教。他曾写过一本力作，讲述一个言行奇异的意大利磨坊主。通过这个人物，他剖析了16世纪意大利农民阶级的宇宙观，并由此重新思考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尽管与此相关的其他史料很少。另一名杰出的微观史学家娜塔莉·杰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著作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马丁·盖尔归来》）使用了关于马丁·盖尔一案的丰富的近代欧洲司法史料。对微观史写作来说，法庭判例常常是极好的研究案例。
《施剑翘复仇案》也一样。我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是因为这起案件的司法记录依然存在，且它们呈现了政府、国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对话。微观史之所以精彩，就在于案例本身所蕴含的力量，而这也是微观史研究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何从分析特殊个例中得出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怎样才能把这些个例作为超越时代的特例来看待？如何才能避免陷入只讲故事而放弃了历史分析的误区？
我认为，微观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高捧某个人物或大肆渲染某一事件，我也并不想写一本传统的人物传记或赞颂某人的传记。这也是我喜欢选择研究这些不太寻常的人物的原因。作为女性，施剑翘的确不凡，然而她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领袖，陈蝶仙也并非显赫文人。但他们都有不凡之处。通过关注他们，我们不仅能探究他们的人生，还可以深入剖析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并解释重要的历史现象。
比如，虽然施剑翘一案极其精彩，但仅仅讲述故事本身是不够的，而是要把案例放到历史背景中来分析，并且退后一步来思考我们怎样从这一事件中了解更大的历史现象，比如本案中充满同情心又具有批判性的公众群体崛起这一事件。
在《中国的本土工业主义》一书中，我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陈蝶仙生于19世纪末的杭州，受过儒家经典教育。他从一个文人转型为一个职业作家、编辑、翻译家和现代科学倡导人，并在20世纪初成为上海工业的领导者之一。他所象征的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代表了他自身，也代表了20世纪初的中国。彼时的中国刚从帝国转变为一个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接轨的现代共和国，而这两个时代对男人及女人应该做什么有着不同的期望。在那个儒家正统、科举制度与帝国一同崩塌的时代里，和国家一道，陈蝶仙和他同时代人所要做的是在风云变幻的转型阶段摸索道路。
陈蝶仙抓住了民国早期的一些新机遇，他不仅成了职业作家，创作了鸳鸯蝴蝶派小说，还成了日用百货及化妆品生产行业的领军人物。陈蝶仙创办的最出名的化妆品是一款可用来敷面的牙粉。这款产品点子绝妙且销量极好，是其自创品牌“无敌牌”旗下的产品。考虑到当时的国货运动这一背景，“无敌”这个品牌名称再恰当不过了。陈蝶仙的品牌不仅在国内无敌，和外国名牌也有的一拼。在上海话里，“无敌”与“蝴蝶”是谐音，品牌的英文名Butterfly就是这样来的。
陈蝶仙是一个非常风趣而聪明的人，他把“蝶”这一意象融入到自己的身份中：他的名字叫蝶仙，他写的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他的化妆品品牌取名时也用到“蝶”字。总的来说，陈蝶仙也极善利用他的文人背景及个人能力在上海工业界寻求成功之道，他在捣鼓文字的同时也捣鼓化妆品配方及灭火器之类的小物件。从这个多面人物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在从帝国走向共和之时，传统文人适应国家社会转型的一系列不同方式。
您通过对两本著作的综合讨论，总结了微观史在方法和概念上的优势，也展示了这种方法是如何被应用到个例上的。下面想请您进一步谈谈，陈蝶仙与同期历史人物的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在何种程度上为微观史学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林郁沁： 陈蝶仙这个人物的精彩之处在于，他既有代表性，又很不平凡。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什么叫知识，什么叫专长，什么叫受过教育的精英，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定答案。和他同时代的人中，有的也像他一样去探索不同机遇，并将文学功底和商业技巧结合利用。当时，科举已被废除，儒家正统已被社会抛弃，人们开始通过翻译外国书籍将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引进中国。当时的很多作家不是作为文人在写作，而是为了盈利，通过职业创作和出售作品日益被社会接受——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新的存在方式，陈蝶仙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并不孤单。与陈蝶仙相似的人里有一个叫徐卓呆的民国讽刺作家，他当时被称为“酱油大王”，因为他成立了一家酱油生产公司。和陈蝶仙一样，他也同时参与文坛和商界。
书中讨论的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陈蝶仙和像他那样的人如何利用他们的文人技能，并把它们带入到工商业的新领域中。这种在新领域创新和从传统中汲取资源的能力也不只陈蝶仙一人独有，这涉及本书探讨的一个核心概念——“捣鼓”（tinkering）。在英文中，这个词的传统含义是改良装置，也常指走街串巷的锡匠修补家用厨具。在这本书中，我用这个概念来描述陈蝶仙是怎样创新的。
“捣鼓”这个概念强调的是改造、调整及改良东西的能力，而非发明新事物，这种能力在陈蝶仙的写作及工业制造中都有所体现。比如，他写的言情小说连载基本上是对《红楼梦》的改编，这是他“捣鼓”经典文学配方、创造翻版的方式。虽然陈蝶仙用了写作模板，但他在小说中融入了创新成分及对时事的评论，并在报纸上连载，在吸引大批读者的同时，获利颇丰。
陈蝶仙做化妆品时也是如此。在翻译外国配方时，他并不是盲目地复制，而是会对它们进行修改。他之所以修改这些配方，或是因为在中国并不总能找到原方需要的原材料，或是因为材料的成本太高，他必须想方设法地从本地获取原料，然后“捣鼓”配方，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改良后的新产品。陈蝶仙的产品虽是洋货的仿制品，却因为能利用当地原料并进行巧妙包装而广开销路，甚至在市场上超越了外国品牌。本书如此理解“捣鼓”和改良，而非强调发明，是为了挑战那种认为中国人只会仿冒不会创新的传统看法。
回到关于陈蝶仙的代表性的问题。陈蝶仙在清末民初这一过渡时期模糊了文学和工业之间的界限，并创造性地探索了新的机遇。然而，陈蝶仙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在这些探索上取得的成功和产量（不论是在文字上还是在商品上），这意味着他留下了足够的文字及实物让我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在这本书的结论章里，我谈到了当今中国有“山寨国”的称号。批评者认为“山寨”就是纯粹造假。我认为所谓“山寨”产品的制造，其焦点不在于是否造假，更多的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山寨”的存在引出了一个问题，即谁可以自称独享对一种技术或知识的所有权？厂家生产山寨产品大多是为了绕过对某些工业点子和科学知识的独享产权。事实上，这种被指控为不诚信的生产方式在初入全球资本市场并处于劣势的国家中很常见，并不限于中国。通常，这些国家通过仿冒国外技术或品牌、对其加以改造，来保证制造的产品更便宜或更符合当地消费者的口味。陈蝶仙就是这样生产他的化妆品的。这种在生产中因地制宜的做法具有战略性和智慧。为这种模仿制造的做法赋予历史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将之视作一种缺乏创新性的衍生行为——这是我想提出的一个中心论点。可以说，在所有人类创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改造和模仿的影子，但唯独中国被视为现代世界中最经典的仿造者。我接下来要写的第三本书会探讨这个问题，书名叫 Making the Chinese Copycat （《制造中国仿冒者》），内容将围绕关于专利及商标的国际造假的争端展开，目的是探索中国在21世纪被冠以“仿冒者”这一名号背后的政治因素。
在《中国本土工业主义》一书中，陈蝶仙的时代被描述为一个充满机遇、能让人学习与试验新事物的时代。而传统史学却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视为社会混乱和低迷的时期。您在书中是如何重新思考这一看法的？
林郁沁： 《施剑翘复仇案》就已经对“民国是一个混乱和失败的时代”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了。民国时期不仅是从清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转型时期。我认为，这些说法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只关注了政治史，而社会文化史的优点就在于它能远离政治史里那些对失败及转型的描述。
在讲述陈蝶仙的书里，我也同样避免把20世纪初简单地看成政治解体的时代。我看到的不是帝国的衰退及那之后失败的共和国和持续的政治分裂，我看到的民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清帝国的解体及科举制的废除让知识分子不再受儒家正统的束缚，从此可以探索新知识，而他们面前再也没有铺好的道路供他们进行社会重建，因此需要他们去创新和试验。帝国主义虽然威胁了中国主权，但它也使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增加了——尽管这是一种不平等也不对等的交流，但这也是中国进入全球知识与物质传播网络的新入口。这些新事物让很多人不安、充满矛盾，然而像陈蝶仙这样的人对它们欣然接受，并将其变为获利的基础。
您对《中国本土工业主义》的读者有何期待？
林郁沁： 这是一本比较复杂的史学专著，一般读者读起来会比较困难。这样看，该书显然针对的是中国史学家，但我也希望它能影响中国史之外的领域。一些研究科技史、比较工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史的学者已经对这本书表达了相当积极的反馈。
科技史学家和新资本主义史学家通常扎根于他们专注的某个领域，但同时，他们也想将自己的研究导入一个全球性的方向。作为一个微观史学家，我也从当今全球史转向的趋势中受益，并用“全球微观史”这个词来形容这本书。换句话说，尽管这本书属于微观史范畴，且主要关注一个人，然而我也将陈蝶仙这个人物置于他所参与的跨国网络中——尽管他只是以翻译和贩卖商品等方式在间接参与这个网络。
这本书的一个隐性主题是工业化对不同社会及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这也是我将陈蝶仙与美国科幻作家、无线电爱好者和推广者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这两个人可以通过工业化及机械化文字复制这两个全球性现象联系起来：他们都喜欢利用大众媒体来分享科技知识，帮助自己和他们的读者来越过20世纪初出现的知识产权的限制。由此，我从全球史转向中受益，也希望全球史学家能认可我的全球微观史思路的价值。
《中国本土工业主义》讲述了一个扎根于本地、不会讲外语的中国人如何向中国读者和消费者介绍了很多来自国外的信息及科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一个从本土角度出发，进入全球话语及全球工业和资本主义史的案例。您认为这是否反映了中国史甚至全球史领域里的新发展？
林郁沁： 与过去相比，这本书的研究领域涉及科技史、新资本主义史和全球史，并以更严肃的态度看待非西方地区。从多种层面上来看，我都从中受益匪浅。其中，部分是因为当前史学界已从简单的、对单一文明发展进程（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的研究中走出来了，且开始关注这之间的跨国联系。随着历史学家对殖民主义研究的深入，关注跨国流动和交换的全球史视角在当今历史研究中逐渐获得重要地位。中国史学者及其他非西方史学者成为推进跨国史方法的领导者和创新者，他们推动了从欧美历史研究中产生的普适性结论逐步地区化。我发现，在这些作用力的推动下，年轻一代的欧美史学家、中国史学家对他们本专业之外的知识更好奇了。
我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受益于当今学界对中国史更重视的态度。为了让更多的非中国学者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在写作时引用了中国史领域之外的科技史学家的著作。我引用的一些学术讨论不仅出现在中国史界，同时也在科学史、技术史和新资本主义史领域有重要地位。虽然目前中国史及其他非西方史学领域的学者仍然经常需要努力说服人们，告诉人们我们研究的历史不仅有意义，并且有非中国史学家也应当关注的联系点，但我觉得那种源于某种文明研究的、目光短浅的研究方法正在被摒弃，这也为我所从事的这种强调全球联系的微观史研究方法开创了可能性。
最后，尽管当今的全球史转向趋势极其重要，但有时它也会走入一些误区。比如，有的学者过于关注广度而放弃了深度，从而牺牲了对地方性知识的了解。优秀的全球史学家不会这样。例如，陈利教授您的著作就在全球视角下很好地维持了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度理解。然而，有的全球史学者却只浅显地追求描述的广度。因此，我仍然强调对一个地区的深度理解所产生的价值。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的全球性现象在各地落地生根的表现并不相同，而这个地区化的过程值得我们去研究。
您曾提及此前学术研究中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就您关注的历史时段而言，您为何觉得当下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研究过于强调物质方面，忽视了其他形态的知识、话语和文化实践？
林郁沁： 在我读研期间，由于后结构理论带来的语言学转向，当时学术界的潮流是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然而，在过去20年里，唯物主义问题及对物质的研究又逐渐获得了关注，因而现在的学者对研究物质本身感兴趣，而非词语或概念。这个转向比较复杂，目的不是回归到简单的唯物主义本身，而是想利用“物质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等方法，赋予物质现象以历史意义。这是对之前过度强调话语分析的一种纠正，说明我们应当重拾在物质实践（material practices）、具身实践（embodied practices）等方面的研究。虽然这个转向影响了我，但我也在批判地看待其中矫枉过正的部分。这个转向有时会迷恋从物质角度观察问题，而忘却事物或物质习惯周边的言语、文字、文化或知识生产问题。我的第二本书也可以算是对最近物质转向中此种倾向的一个回应。
▽
下面我们来谈谈您的第三本专著，您提到它会和知识产权有关，可以请您进一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研究主题及其和第二本著作的联系吗？
林郁沁： 这个研究还未完全成形。我在 Osiris （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一本科学史期刊）的最近一期特刊（第3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期特刊由我和两位科学史学者共同编辑，探讨的主题是科学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交互影响。我在这期特刊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是 Making the Chinese Copycat （《制造中国仿冒者》），这会是我下一个研究的一部分。我也在考虑是否用这个题目来给我的新书命名。
和之前两本书不同的是，这不是一本微观史著作，也不再以单一人物为中心，而是把视角拉到国际舞台上，关注国际商标侵权争端，其中包括西方政府和公司控告中国造假的各种案子。通过研究，我发现仿冒其实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而不仅在中国。我关注到很多大型国际公司（比如英国药业生产巨头Burroughs Wellcome & Company）都在世界范围内打击仿冒他们畅销产品的商贩，然而唯独中国被称为“现代世界的抄袭恶霸”。我要试图理解为什么只有中国遭受这种待遇，并将这些国际争端背后的政治因素及诽谤中国“只会仿冒、不会创新”的企图公之于众。
将仿冒行为历史化，出自陈蝶仙这个案例。陈蝶仙和20世纪初刚萌芽的现代知识产权体系非常合拍，他愿意用商标体系来打击仿冒自己的产品的人，尽管他也鼓励同行翻译、仿冒和改造外国科技。对他而言，这并不矛盾，反倒彰显了他的精明和处事的灵活性。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什么可以（或不可以）模仿、什么时候可以模仿的标准有很大的流动性。将这种流动性历史化，有助于挑战当今流行的关于“中国只会制造衍生品和喜欢仿造”这些价值性判断的前提。
您会如何介绍您的历史研究方法？
林郁沁： 微观史是我在前两本专著中建立的一种方法，尽管第三本书讲述的是全球史，但我依旧坚持进行细致的案例研究。我的确认为，一个历史学家要有讲述好故事的能力，要能刺激读者的阅读欲望，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审判记录、有趣的人物和外交争端都是能达成这一目的的研究对象。作为读者，你可以想象自己回到过去，进入史学家要探讨的历史现象中。我觉得这是微观史的优点。为此，我努力地寻找有趣的事件和案例，让读者融入其中。
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想要讲好一个故事了。在我刚开始读研究生时，那时的史学家都对理论持怀疑态度，而我属于最早接受理论的一批史学家。尽管我现在依旧关注理论问题，但也发现自己越年长，就越喜欢去发掘厚重多彩的史料——不论是实物、案件档案，还是小说。我喜欢对材料进行细读，但也喜欢把它们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让历史生动地呈现在现代读者眼前。我也很想让我的学生明白，作为历史学家，享受历史这个行当及研究和写作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一支理论学派。有的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狂热地喜欢话语分析，而我喜欢运用多种方法及理论并批判性地看待它们，思考它们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在什么时候不适用，并思考它们如何帮助我构建我关注的问题，让我看清自己的知识生产过程。
以您从业近20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在中国史领域里有哪些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
林郁沁： 我觉得其中一个发展趋势是全球史转向。尽管这不仅限于中国史领域，但我觉得中国史学家在这个方向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趋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狭隘的、以欧美历史为根基的对历史的常规性理解。全球史迫使史学界避免强调特殊性的言论，不管这种特殊性针对的是所谓西方的胜利，还是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这两种观点都会带来问题。全球史转向坚持的是放眼关注那些开辟了现代、近代和古代世界的跨国关系，因此这个发展是极好的。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史学家及其他非西方史学家在这些趋势中展现出的创新性。我觉得，最早用后殖民研究来开拓全球史趋势的可能是南亚的史学家。而全球史则站在后殖民主义的肩膀上，超越了对殖民帝国及殖民地和殖民中心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全球史追踪的是后殖民主义里中心—边缘模型之外的跨国线路，使人得以在不同的框架（包括全球南方、全球东方及背离通常区域政治划分界线的联系和网络）下思考。这些都让人激动，而这也要求学者掌握更多新能力。之前，我们培养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时，要求他们掌握中文（包括文言文）及日语。而现在很多学者还学习别的语言，比如满文和蒙语。我有两个学生专修中国及阿拉伯世界研究，因此他们不仅会中文，还熟练地掌握阿拉伯语，对阿拉伯研究有深入理解。这种在全球史趋势下产生的不同的培养方式也是令人激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