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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州吴明经跃鸣言:其乡老儒林生,端人也。尝读书神庙中,庙故宏阔,僦居者多 。林生性孤峭,率不相闻问。一日,夜半不寐,散步月下,忽一客来叙寒温。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谈,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圣贤之为善,皆无所为而为者也。有所为而为,其事虽合天理,其心已纯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说,君子弗道也 。”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己则可,用以律人则不可;用以律君子犹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则断不可。圣人之立教,欲人为善而已。其不能为者,则诱掖以成之;不肯为者,则驱策以迫之。于是乎刑赏生焉。能因慕赏而为善,圣人但与其善,必不责其为求赏而然也;能因畏刑而为善,圣人亦与其善,必不责其为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赏使之循天理,而又责慕赏畏刑之为人欲,是不激劝于刑赏,谓之不善;激劝于刑赏,又谓之不善,人且无所措手足矣。况慕赏避刑,既谓人之欲,而又激劝以刑赏,人且谓圣人实以人欲导民矣,有是理欤?盖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圣人之刑赏,为中人以下设教;佛氏之因果,亦为中人以下说法。儒释之宗旨虽殊,至其教人为善,则意归一辙。先生执董子谋利计功之说,以驳佛氏之因果,将并圣人之刑赏而驳之乎?先生徒见缁流诱人布施,谓之行善,谓可得福 。见愚民持斋烧香,谓之行善,谓可得福。不如是者,谓之不得善,谓必获罪。遂谓佛氏因果,适以惑众。而不知佛氏所谓善恶,与儒无异;所谓善恶之报,亦与儒无异也。”林生意不谓然,尚欲更申己意。俯仰之顷,天已将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挺然不动,乃庙中一泥塑判官。

【译文】

颖州人明经吴跃鸣说:他的同乡老儒林生,品行端正。林生曾借住在神庙里读书,庙宇很宽敞开阔,借住的人也很多。林生性情孤僻,与庙里其他人一概不来往。

一天半夜,林生睡不着,在月下散步,忽然有一位客人来跟他寒暄。林生正感到寂寞,就邀请客人进屋闲谈,客人说的话很有内涵。

偶然谈到因果报应的事情。林生说:“圣贤做善事,都是无所求而做成的。如果为了功利目的去做,即使所做的事情合乎天理,他的用心也就纯粹是为了满足某种愿望了。所以佛家的所谓福田之说,君子是不讨论的。”

客人说:“先生的这种说法,纯粹是儒家经典读多了说的话。用来要求自己是可以的,用来要求别人就不行;用来要求君子可以,用来要求普天下的人则断然行不通。圣人设置教化措施,无非是要人做善事而已。不能做善事的人,就诱导扶持他去做;不肯做善事的人,就赶着打着迫使他去做。于是也就产生了刑罚和赏赐。对于为了赏赐而做善事的人,圣人就肯定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责怪他是为了求赏才做善事;对于能因为害怕刑罚而做善事的人,圣人也承认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追究他是因为害怕刑罚才做善事。如果用刑赏手段驱使人们遵循天理,却又指责人们喜赏畏刑是出于某种欲望,那么人们遵从刑赏会被说成是不善,不遵从刑赏也会被说成是不善,人们也就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做了。况且,既然把喜赏畏刑称为人欲,而又使用刑赏手段,人们将会说圣人实际上是以人欲来诱导百姓,有这个道理吗?因为普天之下大智大慧的少,凡人多,所以圣人的刑赏,其实是为中等以下的人设置的;佛家的因果论,也是为中等以下的人说法。佛家、儒家的宗旨虽然不同,但在教人为善这一点上,意思完全一致。先生用董仲舒的谋利计功观点,来批驳佛家的因果理论,是要连圣人的刑赏主张一同批驳吗?先生只见僧人诱人布施钱财,说这就是行善,可以得福;不布施,就是不行善。看到愚民持斋烧香,说这是行善,可以得福,不这样做就是不行善,必定有罪。由此就误以为佛家的因果理论,完全是欺惑民众的。你并没有了解到佛家所说的善恶与儒家没有区别,佛家所说的善恶报应也与儒家没有差异。”

林生对客人的这套论述不以为然,还想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见解。正相互探讨,不知不觉天快亮了,客人起身想走,林生执意挽留。客人忽然挺直不动了,林生仔细一看,这个客人原来是庙里的一尊泥塑判官。

【评点】

文中客人的那一番议论,阐述了平民教化的内容、目的和手段,颇有见地,操作性也很强。明清时期的许多小说作品,总喜欢在一头一尾设置神秘的氛围,让整个作品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大概也是为了避免现实生活中有人自动对号入座,或者因为故事内容惹上什么麻烦。这个故事也是这种模式。 c9gdYD0Lp44em4FDLJv53yu6i4w2gQm+dsl8lraq0Uyry2r4xeZjmSK650aOLl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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