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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州吴明经跃鸣言：其乡老儒林生，端人也。尝读书神庙中，庙故宏阔，僦居者多
。林生性孤峭，率不相闻问。一日，夜半不寐，散步月下，忽一客来叙寒温。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谈，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圣贤之为善，皆无所为而为者也。有所为而为，其事虽合天理，其心已纯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说，君子弗道也
。”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己则可，用以律人则不可；用以律君子犹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则断不可。圣人之立教，欲人为善而已。其不能为者，则诱掖以成之；不肯为者，则驱策以迫之。于是乎刑赏生焉。能因慕赏而为善，圣人但与其善，必不责其为求赏而然也；能因畏刑而为善，圣人亦与其善，必不责其为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赏使之循天理，而又责慕赏畏刑之为人欲，是不激劝于刑赏，谓之不善；激劝于刑赏，又谓之不善，人且无所措手足矣。况慕赏避刑，既谓人之欲，而又激劝以刑赏，人且谓圣人实以人欲导民矣，有是理欤？盖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圣人之刑赏，为中人以下设教；佛氏之因果，亦为中人以下说法。儒释之宗旨虽殊，至其教人为善，则意归一辙。先生执董子谋利计功之说，以驳佛氏之因果，将并圣人之刑赏而驳之乎？先生徒见缁流诱人布施，谓之行善，谓可得福
。见愚民持斋烧香，谓之行善，谓可得福。不如是者，谓之不得善，谓必获罪。遂谓佛氏因果，适以惑众。而不知佛氏所谓善恶，与儒无异；所谓善恶之报，亦与儒无异也。”林生意不谓然，尚欲更申己意。俯仰之顷，天已将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挺然不动，乃庙中一泥塑判官。
【译文】
颖州人明经吴跃鸣说：他的同乡老儒林生，品行端正。林生曾借住在神庙里读书，庙宇很宽敞开阔，借住的人也很多。林生性情孤僻，与庙里其他人一概不来往。
一天半夜，林生睡不着，在月下散步，忽然有一位客人来跟他寒暄。林生正感到寂寞，就邀请客人进屋闲谈，客人说的话很有内涵。
偶然谈到因果报应的事情。林生说：“圣贤做善事，都是无所求而做成的。如果为了功利目的去做，即使所做的事情合乎天理，他的用心也就纯粹是为了满足某种愿望了。所以佛家的所谓福田之说，君子是不讨论的。”
客人说：“先生的这种说法，纯粹是儒家经典读多了说的话。用来要求自己是可以的，用来要求别人就不行；用来要求君子可以，用来要求普天下的人则断然行不通。圣人设置教化措施，无非是要人做善事而已。不能做善事的人，就诱导扶持他去做；不肯做善事的人，就赶着打着迫使他去做。于是也就产生了刑罚和赏赐。对于为了赏赐而做善事的人，圣人就肯定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责怪他是为了求赏才做善事；对于能因为害怕刑罚而做善事的人，圣人也承认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追究他是因为害怕刑罚才做善事。如果用刑赏手段驱使人们遵循天理，却又指责人们喜赏畏刑是出于某种欲望，那么人们遵从刑赏会被说成是不善，不遵从刑赏也会被说成是不善，人们也就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做了。况且，既然把喜赏畏刑称为人欲，而又使用刑赏手段，人们将会说圣人实际上是以人欲来诱导百姓，有这个道理吗？因为普天之下大智大慧的少，凡人多，所以圣人的刑赏，其实是为中等以下的人设置的；佛家的因果论，也是为中等以下的人说法。佛家、儒家的宗旨虽然不同，但在教人为善这一点上，意思完全一致。先生用董仲舒的谋利计功观点，来批驳佛家的因果理论，是要连圣人的刑赏主张一同批驳吗？先生只见僧人诱人布施钱财，说这就是行善，可以得福；不布施，就是不行善。看到愚民持斋烧香，说这是行善，可以得福，不这样做就是不行善，必定有罪。由此就误以为佛家的因果理论，完全是欺惑民众的。你并没有了解到佛家所说的善恶与儒家没有区别，佛家所说的善恶报应也与儒家没有差异。”
林生对客人的这套论述不以为然，还想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见解。正相互探讨，不知不觉天快亮了，客人起身想走，林生执意挽留。客人忽然挺直不动了，林生仔细一看，这个客人原来是庙里的一尊泥塑判官。
【评点】
文中客人的那一番议论，阐述了平民教化的内容、目的和手段，颇有见地，操作性也很强。明清时期的许多小说作品，总喜欢在一头一尾设置神秘的氛围，让整个作品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大概也是为了避免现实生活中有人自动对号入座，或者因为故事内容惹上什么麻烦。这个故事也是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