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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说，第四种类型的组织兼具第二、第三种组织的特征，该组织的中心位于村外，但全村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而且，由村首事管理一村相关事务并与上层组织保持联系。20世纪20年代时社会动荡不安，这种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自卫组织发展很快，它往往采取大会下面分小会的上下级组织结构。
例如，后夏寨修盖了供奉武神的真武庙，据说真武君可以保护村庄不受匪帮扰害。该庙建于1921年，很显然，这与当时军阀混战、时局不安相关。每年三月初三，由村长带领全村男子到真武庙烧香。20年代初期，此日还演戏敬神，费用由各家负担，但富户比穷户出钱为多。
后夏寨的真武庙和组织只是该地区红枪会的一个分支，这一红枪会的首领（尊称为“老师”）来自邻县，在他的策动下，相邻数村的组织得以联合起来，故声势更为壮大。
尽管红枪会的主要目的是练武保村，但其与宗教迷信是分不开的，会员对祖神爷非常崇敬，并坚信打坐练功、遵守戒律可以刀枪不入。
宗教信仰对召集会员和增加组织凝聚力起到重要作用。
西尼·甘布尔在书中讲述了山东省的一个红枪会组织，该会是1925年由一河南拳师创建的。该村村长兼任红枪会会长，由于几乎所有村民都参加了该组织，故红枪会与村组织几乎无什么区别。甘布尔指出，这种联村红枪会在抗击土匪方面功效不大，因为一旦村庄联合起来，各路土匪也迅速互相联络，壮大队伍，以与红枪会相对抗。
在河北省栾城县的北部和西部，有横跨数村的宗教组织，宣扬佛法，保卫地方。
有几个村子在村长的带领下，集体加入了该组织而成为一个分会。这些组织在40年代为保甲自卫团所吸收，因为伪县政府是不允许有独立的民间组织存在的。
同样，前面提到的两个红枪会组织在30年代也为国民政府所解散，其部分成员被重新编入半军事组织的联庄会，直接受区政府的指挥。
并不是所有的第四类组织都与自卫有关。在有些灌溉地区的水会中，龙王庙归各村“所有”，由村长带头祭祀，外村人不得成为该会的会首。
同时，此类组织可与其他各村的同类组织联合行事，以达到共同目的。
查尔斯·利辛格详细考察了河北省灵寿县某村教民（信基督教者）与庙会组织的冲突，从中可以看出宗教组织是如何被网罗进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位于张阜安村的积善寺在19世纪60年代由属于阜安牌的6个村庄共同所有，该牌采取保护型经纪制，通过乡保与县衙打交道。但是，这种经纪制融进了宗教色彩。利辛格发现，除维持积善寺外，阜安牌的全体绅民还到关帝庙进香以祈丰年。
阜安牌的领袖们率乡民拿着棍棒向教民挑战，这里我不再重复斗殴的经过。据教民控告：“此次仇教完全是由衙役和各村生员挑动起来的，他们组织数百人加入一心会，并与平山县水碾村的摩摩教有勾结。”
尽管官府的调查否认一心会与摩摩教有牵连，但利辛格则认为它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可以说，灵寿县阜安牌的文化网络中有3个相互关联的组织方面：属于第四种类型的宗教组织与保护型经纪区划（牌）相重合，同时，它可能与属于第二种组织类型的秘密宗教相关。这三个方面对构成权力文化网络均有作用，下层绅士与乡保构成地方保护经纪体制；第四种类型的宗教组织——“一心会”可以动员村民团结对外；而与秘密宗教的联系则壮大了自己的力量。3种力量相互作用使阜安牌敢于向教民“开战”，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教民会从崇洋媚外的官府那里得到保护。
我将宗教组织分为4种类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宗教在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作用。第一类型的组织影响力量小，它由村中信仰相同者自愿组成，与外界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在村中成为特殊的小团体，可能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在政治上，它们免不了要遭受其他强大势力的欺凌。不过，基督教小团体则是例外，它们的特殊组织及信仰使其具有第二、第三种类型的某些特征。从第二种类型的组织中可以看出它们如何与村外组织，特别是秘密宗教相联系，从而有效地影响乡村政治结构。在第四类组织中，村民借用外部势力，来壮大自己的自卫力量，有时甚至与国家政权相对抗。尽管清末民初乡村政权得到加强，但它还是无法完全控制这种与外部力量相连的宗教势力。
后两种类型的宗教组织的活动大体上规定了村公务的范围，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差别的。在第三种类型中，全村有共同的守护神，它是官封城隍爷的“下属”，具有正统“身份”，而第四种类型的组织与外村组织相联系，有时被国家政权认为是“异端”而加以禁止。不过，如下面所示，所有这两类组织都操纵在乡村精英手中，他们通过这些组织来实现自己对乡村社会的领导。
对全村性非自愿组织的研究还揭示出，其组织规模与村公务范围基本相符，即“公务范围”基本上与“村落社会”是同义词，因为“社会”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只有当村民共同参加（非本村人则不能参加）一个仪式时才体现出他们属于同一个集体（社会）。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经济状况所限，有些村民不参加或者不能平等地参加所有活动。如果说村落社会还代表了超然存在的特殊利益，那么这些仪式则无法，也不必完全体现它们。例如，在沙井村，祭祀仪式的内部结构反映出该村贫富的分化，尽管早先时所有村民参加祭祀，但后来那些贫穷而无力捐钱者则被排斥在外。在侯家营，过去祭祀关帝和财神圣诞之后全村人会餐，但到了30年代，只有村首事们一块吃饭。甘布尔也发现其他村庄的首事们在祭祀和会餐方面与普通村民有别。
以上现象可能与20世纪时宗教势力衰落有关（见下文），但我并不同意将宗教仪式视为乡村共同体是否牢固的唯一标准。宗教范围有多层的含义，尽管共同的守护神及其他信仰和活动将地缘聚落连为一体，但宗教组织的内容千差万别。总之，不论是因为历史还是其他原因，宗教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将封闭式的自然村落与由乡绅操纵的“公务社会”区别开来，或者说它促使了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