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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警务与邻里警务
社区警务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为满足公众希望“看到更多巡逻警”的极大需求[汉森（Hanson），2010;厄特利（Utley），2010;巴雷特（Barrett），2013]而采取的最新举措。洛德和马尔卡希（Mulcahy，2003）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人们不仅把神话般的地方警察视为全球卓越警察的缩影，而且这支队伍逐渐成为许多“英国民族本土典范”的代表（2003:83）。这一形象的卓越之处便是它集安全、道德和公民责任于一体的使命担当。许多人认为，警察失败之处不仅在于忽略了一般警务工作中“行善”和“正义”的东西，而且在于缺乏凝聚当地社区的重要特征（洛德和马尔卡希，2003）。路面巡逻——以警察（过去）和社区协警（最近）为例——常被看作是社区警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克菲尔德（Wakefield），2006]，对此后面将进一步探讨。
社区警务的发展过程
社区警务作为一种明确的警务方法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试行，目的是弥补60年代过渡时期的行动型警务。当时，为了更迅速地处置突发事件，巡逻更多地方，提倡警察减少步行巡逻，而代之以乘警车巡逻。其初衷是通过这种方法改善社区关系，但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地方警察疏离了他们的巡逻区域，疏远了与居民的关系（奥尼尔，2010）。这些早期的初步尝试是后来20年“社区警务”的雏形，现在来看基本上是失败的。这一举措既开展得零零落落，也没有得到机构的系统支持[菲尔丁（Fielding），1995;麦西尔（Myhill）和昆顿（Quinton），2010]。警务工作的重点在于效率管控机制和工作表现管控机制，特别是90年代。当时警察机构把一小部分任务作为他们的主要职责（主要是系列犯罪），并经常制定目标表明他们在这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内政部，1995;英尼斯（Innes）等，2004;麦西尔和奥因顿，2010]。这种工作计划和行动措施忽略了与社区警务相关，但界限不那么明确的行动。这不易用量化标准和目标来衡量。正是新工党政府在世纪之交号召将警务工作重点转变到回应人们的事务性问题上来，才开始全方位地预防犯罪，保障社区安全。“平安无缝”（reassurance gap）也是在此时得到认同的，因为虽然犯罪率总体在下降，但公众越来越关心犯罪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赫林顿（Herrington）和米利（Millie），2006;洛（Lowe）和英尼斯，2012;普拉切特（Pratchett），2004;布洛克（Bullock）和辛多尔（Sindall），2014]。“国家安心警务计划”（the National Reassurance Policing Programme）旨在评估类似路面徒步巡逻和与社区居民磋商这样的策略，是否既可以用于处置犯罪问题和骚扰滋事行为，又可以使公众相信他们是安全的[菲尔丁和英尼斯，2006;巴克（Barker），2014]。这最终发展成了邻里警务
（在2005年），并于2008年在全国兴起。于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每个地区都有了他们自己的邻里警队，这支队伍由社区警察、社区协警和临时警察组成[梅森（Mason），2009]。
虽然很难定义社区警务和邻里警务[蒂利（Tilley），2008;奥尼尔，2010]，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警察重点开展基层工作、处理某些社区的具体问题、尊重采纳社区共识、落实警务工作地方责任制、想方设法赢得公众的信任[布罗格登（Brogden）和尼杰哈（Nijhar），2005]。社区协警正是采用了这种警务方法才找到了他们作为现代“巡逻警”的合适位置[凯莱斯（Caless），2007;格雷格-米德莱恩（Greig-Midlane），2014]。英格兰和威尔士邻里警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事关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必须与他们协商，这也是“国家安心警务计划”针对“信号犯罪”的一个理论依据[福斯特（Foster）和琼斯（Jones），2010;巴克，2014]。于是，警察开始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像过去只是解决系列犯罪问题。有迹象表明，邻里警务事关公众对警察信任度的增强，也事关公众对当地犯罪情况关注度的降低（麦西尔和昆顿，2010;伍德等，2014）。这表明解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小问题，不仅关乎他们对警察的看法，还关乎他们自身的安全。然而，虽然有关邻里警务的学术著作大多受到了好评，但确实也提到了要用对这种方法并非易事（福斯特和琼斯，2010;洛和英尼斯，2012）。例如，福斯特和琼斯（2010）发现，在他们调研的地区许多警察都低估了与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协商的重要性。这些警察没有很好地了解所在社区的结构和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或者不知道与他们交往的最佳方式，也不知道如何恰当地向当地居民通报警方行动。这与驻守在那里开展社区警务的目的相悖。2014年伍德等对徒步巡逻犯罪“热点”区域这一做法做了研究，发现尽管警察对当地居民、他们的内部关系（如有些事情并非每个人都能“胜任”）以及当地的社会问题等非常了解，但因无法改变这些情况，并在限定的区域内单调乏味地巡逻而感到沮丧。然而，学者们确实承认这有可能是因为参加巡逻的是新警，他们还未参加过行动型警务工作，而这是他们渴望去做的。
社区警务与财政限制
尽管社区警务有种种限制，但仍然被视为当代警务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人认为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警务方法，还是一种纯粹的警务理念。它突破性地改变了公共警察机构的工作（内政部，2004;内政部，2005;福斯特和琼斯，2010）。然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正当警察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的时候，邻里警务应运而生。邻里警务是一种资源密集型警务活动，在警务人员有限增长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并不成问题。自2010年政府改革，强制削减警务财政保障资金20%以来，大多数警察部门缩减了警务人员。这要求上级领导重新优化他们正在缩减的资源。总体来看，社区协警警力占比变化不大。然而，因为他们人数较少，配备的警察也较少，因此，执行新工党规定的加强路面巡逻和联系社区等社区警务工作可用的时间也较少[格雷格-米德莱恩，2014;朗斯塔夫（Longstaff）等，2015;希金斯（Higgins），2018]。2015年英国皇家警务督察署对警察的工作效率做了调查，发现许多警察队伍正把居民区的警察抽去执行处置犯罪或做犯罪调查工作。这意味着常常与邻里警务有关的预防性工作正在削弱（英国皇家警务督察署，2016）。米利（Millie，2013）认为，也许该重新考虑警务工作的范围和任务了，应把某些工作，如重大灾难控制或大型活动管理等工作重新分配给其他机构和人员。然而，虽然邻里警务并非总与“破案”直接有关[梅（May），2011]，但它是一种方法，警察通过这种方法履职，以维持秩序。因此，它在当代警务工作中占一席之地[班顿（Banton），1964;埃里克森（Ericson），1982;米利，2013]。警察基金会（朗斯塔夫等，2015）曾提醒防止用经济因素来决定警务工作。相反，他们认为，以社区警务为例，应制订明确的计划，包括警务工作长远目标，如在社区建立信任，防患于未然，及早发现某些群体的危险苗头（如父母养育不当；心理不健康等）。有人认为，警务工作过于聚焦“破案”方面，未免目光短浅，最终会失去预防犯罪的机会而有违初衷（朗斯塔夫，2015）。
有关社区警务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将在本书结论部分详细阐述。
开展邻里警务
2008年当邻里警务遍及英格兰和威尔士时，邻里警队（或称为邻里保安队）是一个基层单位，邻里警务通过这一单位而开展。邻里警队由几种类型的警务人员构成，主要有社区警察和他们的监管者（警长和督察人员）。这些警察只从事社区警务工作，并不被抽调去其他区域从事诸如应急性警务工作。社区协警也是邻里警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协助社区警察开展工作，从事一些不需要正规警察处理的工作。如告诫人们预防犯罪；挨家挨户提醒防止入室夜盗；参加社区大型活动等。必要时临时警察也参与一些社区警务工作[布洛克和利尼（Leeney），2014]。这些志愿警也协助正规警察开展社区工作，处置一些犯罪问题。某些地区的邻里警队由志愿者帮助处理那些“行政事务”，如整理警队的简报、准备社区工作通讯等。最后，邻里警队经常与其他公共机构合作，与私人机构也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与他们一起商讨解决社区问题的方法。
每个邻里警队都有自己管辖的“街坊”区域。街坊区域或巡逻区域的大小各警队之间不尽相同。警察机构内部一般根据区域人口和地理位置而决定。邻里警队在这些区域的工作主要是联系社区、想法解决问题、提高见警率（如徒步巡逻），目的是建立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使公众有安全感，减少犯罪的发生（朗斯塔夫，2015）。与其他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合作也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如通过建立各种机制使当地社区了解警务工作，请他们指导、反馈情况。龙尼·弗拉纳根（Ronnie Flanagan）先生在2007年对邻里警务做过一次调查，发现虽然成效显而易见，但还有一些地区有待进一步改进。他特别强调，警方需要与其他机构通力合作、共同提供服务、最圆满地解决问题（弗拉纳根，2008）。他要求采取“邻里管理”方法，包括成立多机构合作队，最好合并到一个地方，由一位街坊负责人负责管理，采取相同的考核标准，整合资源和预算。弗拉纳根（2008）承认采取这种方法将对传统的警务工作方式和其他“文化障碍”带来挑战。因为，既然开展合作，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公开透明。虽然在2010年政府改革前，某些警务辖区多少能够实行邻里管理制度，但弗拉纳根的文化挑战说法也十分贴切，它是对警察职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诠释，特别是有关社区警务和合作工作的研究，这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