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如果美国可以成功地控制和增加伊拉克的产油量，可想而知，世界油价将滑落，就会使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美国的对手，说话时没有那么嚣张。而且美国也就可以对沙特施行“民主革命”，推翻沙特王室，建立一个更温和的“民选”亲美政府，清扫瓦哈比势力，中止沙特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组织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支持（当然现在的哈马斯的支持更多来自于叙利亚和伊朗) ，为美国的中东重造计划扫清思想势力上的障碍。

美国和沙特关系的恶化在伊拉克战争后更为显著。一方面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大嘴巴议员们在新闻界大声疾呼，要求调查沙特的资金如何转入了恐怖分子的账户；另一方面是美国的“9·11”真相调查小组实际上在追踪沙特的资金流向。除了犹太裔的美国议员外，犹太人势力强大的地区，如纽约的市长朱利安尼拒绝接受沙特王子阿萨德向“9·11”受难者高达1000万美元的捐赠，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也是推动经济制裁中国议案的主力议员，犹太人）直接要求彻查在美国的沙特投资，并呼吁把沙特列上美国的种类繁杂的国家黑名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面临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决定从美国撤出3000亿到 4000亿美元的沙特资金。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的报复。而在美国的富裕中东裔人士，也开始发现在他们的住家附近开始频繁出现仿佛是水电公司修理车的客车。其实，这些车上安装的是监听人们在家里对话和手提电话通话的仪器，由美国情报部门的反恐专家24小时运作。当然，在“爱国法案”的授权下，全美国的固定电话和互联网都在情报部门的监视之下。这些惊恐的中东裔美国人，开始偷偷地在加拿大等国家买房买地，准备一旦情势不对，立即逃难。加拿大的城市，尤其是温哥华，在那段时期地产价格高涨，和这个因素有一定的联系。

沙特在美国的大幅撤资，大致是起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高潮期之后。那时，美国借强大军事高科技，把这支阿拉伯人最后的军队摧毁，逼得连头脑容易发热的伊朗人都在考虑如何和美国沟通，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伊朗这种要求有条件投降的降表，当然被只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美国拒绝。于是，伊朗人除了向莽撞但勇猛的朝鲜人学习如何赶紧加快核计划之外，只能偷偷地发展伊拉克什叶派的各派民兵以自保。而沙特就忙着支持伊拉克国内被美国打得七零八落的逊尼派各派武装。这时候声讨沙特的呼声在美国达到高潮，应该是预料中的事。

沙特从美国的撤资自然为美国的赤字财政和巨额贸易逆差造成巨大的资金缺口，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经济。为了应付这一挑战，美国国会快速地在2004年通过了一个《祖国投资法案》(Homeland Investment Act)，简称HIA，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在世界各地的利润拿回国内，以补偿沙特资金外逃的缺口。本来，美国的大公司在把海外利润汇回国时，要交付35%的税率，而在HIA法案下，如果资金在2005年底汇回国，就会享受5. 25%的优惠税率。美国用了这个办法，总算是渡过了一劫。

美国同沙特的关系恶化的最低点，是在阿卜杜拉继承王位之前，时间是2005年年中，当年4月24—25日，沙特王储带队和布什政府全班人马，在布什老家美国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搞了一次全面讨价还价的会谈，当年6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问中东时，又和王储阿卜杜拉进行了几乎摊牌的谈判。有关这两次谈判的细节和结果从来没有公开，但可以预料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美国对沙特的要求当然是非常明确——要求沙特为美国意在全力推动美式民主的“新中东计划”在宗教上和经济上背书，彻底限制以瓦哈比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停止对伊拉克逊尼派反美游击队的财政支持。而沙特却要求美国停止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政变”，并停止在美国用调查“9·11”事件真相为名，打击沙特声誉。两者几乎背道而驰。

这次谈判大概是不欢而散，因为赖斯在中东之行抵达沙特前访问了埃及，在开罗美国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公开要求在沙特阿拉伯进行如同颜色革命一般的街头“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必须有一张更好的牌可以和美国对抗。就像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当它们不满美国压力又希望找到一张王牌对付美国的话，就会遥望东方，大打“中国牌”。别说是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像加拿大这样的美国盟友，一旦与美国发生争端，比如说在木材之类贸易上发生经济纠纷，都会不由自主地把中国牌打出来，扬言要把木材卖往中国而报复美国的高关税。 cGb7fydyF3udMNMU9pKz+N8ktMdzBuBIXIDwFfyyN+hZNBWqVl+s5eHbz022bU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