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实中国在汶川大地震后，成立的防震救灾指挥部，就具有很高的效能。通过总理和副总理的挂帅，由一个政府部门牵头，加上其他各相关部门，跨越军队、武警、公安、民政、外交、财政等等部门来处理一个相关的问题，避免了各部门的官僚习气，使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当然这个指挥部是应急而生，但如果能因此产生出一个常规的架构，将为中国政府未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提供有效的应对机制。

如果中国有心建立一个常规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首先应注意不要在内政和外交上作人为分野。因为中国新疆的内部事务，随时可以被海内外“有心人”作为打击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的工具，从而影响中国在全球的外交战略。而且敌对势力在中国周边国家的操作，又随时可以影响中国内部的稳定。所以建立一个高层次的沟通和协调机构，有利于帮助最高层提供及时和快速的决策。

中国在中亚的事务，应该由副总理牵头统领，整合经贸、政策性金融、外交系统、宗教民族事务部门，以及为保护该地区商贸运营和区域安全的省、军区级的军事、警备等部门，组成一个专门的、横向的跨部门组织来统筹。在具体方法上，在中亚的战略应该以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为主，为中国产品寻找市场，为中国制造业寻找能源和原材料，同时让当地人民生活可以显著提高，在中国与中亚、中东、非洲国家的商贸关系中得到好处。

中国在阿富汗埃纳克铜矿的成功投资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光这个工程就可以提供1万个工作职位给当地的阿富汗人，使他们不需要从事鸦片种植加工业，可以放下武器，拿起工具。这样的投资，加上中国在当地对电力、水利、道路的建设，都为中国赢来“国家建设者”的声誉，相比于西方“国家破坏者”的名声，不知胜出多少。在提高阿富汗当地部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中国就应该加强和当地势力在军事和治安方面的合作，派出训练人员，帮助当地生活进入轨道，并进而合作清除那些流窜在阿富汗，想在中国有所动作的恐怖组织和分裂组织。

在其他中亚国家，中国需要发挥新疆的多民族优势，培养一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发挥对该地区发展经贸、政治、安全、宗教和外交的领军作用。这些少数民族精英可以出任大型国有公司的中亚部门主管，也可以在政府支持下，作为私有企业的主管，在中亚国家发展友好群体。

对于小的民族族群，如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和乌孜别克族，需要在其他族裔中，如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和汉族等大族中培养熟悉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和风俗的干部，以补充本民族的队伍。

但是，中国政府也不应该把视野局限在经济和贸易一条腿上。如果能增加文化和宗教上的交流和合作，效果更好。不要忘记中国有超过两千万的伊斯兰教徒，这比许多的穆斯林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如果不善于运用这笔国家财富，反而让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中掺沙子使离间计，就太可惜了。

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宗教背景，大部分的文化交流可能会在宗教范畴里。笔者认为，如果能与爱国的宗教领袖人士，建立强化的、日常性的、非常紧密的共同工作联系，运用他们在少数民族信教群众中的影响力，让他们与邻近国家的宗教领袖进行交流，都会令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有一个全面性的提升。如果中国政府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让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还有少数民族的真正生活现状，被附近的中亚国家以及所有伊斯兰国家有所了解，就不会给西方的离间计留下任何机会。 nOaDxgyU4ZRJaBbYdT8RVXyvq63RFC52EF9gfdO3C4EAeYRjjTaNjVtmDCSk1t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