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巴基斯坦的政治，主要由布托家族的人民党和谢里夫家族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掌控。谢派控制巴基斯坦中心旁遮普省，而布托控制信德省。基本上民选政府由这两家轮流掌权，一旦他们做得不好，巴基斯坦军队就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并亲自执政。

本来，美国的安排是让布托夫人掌权，穆沙拉夫退役出任总统，然后在布托的领导下，对巴基斯坦军情系统改组，更好地服务美国利益。但是大部分分析家认为，布托如果上台，就会忘记她对美国作的承诺，基本上重复穆沙拉夫对美国虚与委蛇的态度。而且巴基斯坦军方也会对她阳逢阴违。加上她的先生扎尔达里是出了名的10%先生（指他在老婆当权期间，任何公共工程都要拿10%回扣) ，如果把军方逼急了，就会抓住政府官员贪污的把柄，再来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

但是，布托夫人很快遇刺身亡，把美国计划彻底打乱。当时，上一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新保守派里的出名的极端鹰派博尔顿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建议美国不要再乱来，以免巴基斯坦局势彻底失控。布托死后，巴基斯坦选举基本呈胶着状态，人民党一党难成气候，必须联合谢里夫。但谢里夫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其政治倾向也比较亲宗教势力，是美国在巴基斯坦政治中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巴基斯坦其他的势力，如法官和律师等法律界人士，都会变成政治安排的变数。

所以最后美国在巴基斯坦只能采取搅局的做法。在南部可以变相支持俾路支独立运动干扰中巴合建的海上枢纽，在北部可以直接借口打击塔利班进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破坏通往中国运输线的建设，这些都可以扰乱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和贸易活动。而当美国的势力在巴基斯坦站住脚后，就可以开始支持新疆的分裂运动。

本来笔者以为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之后，美国人不会在奥运会之前搞事，但是看来大家对美国政客的人性估计太高。在5月22日，来自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案，攻击中国的新疆政策，要求中国释放恐怖分子玉山江和因从事分裂活动而被判刑的热比娅的儿子，并将新疆的双语教育、维吾尔姑娘到东部沿海城市打工赚钱等统统归结成种族迫害。从短期来说，这个法案是为了配合美军在喀喇昆仑山的行动，鼓励维吾尔分裂分子在奥运会期间闹事；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新疆骚乱，会严重影响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使中国忙于稳定内部，无力阻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亚的控制。

从行动效率来说，美国显然比中国要棋高一筹。首先是美国政府内除了既有分工协作外，其外交行动主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而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大特点在于，它的主管任命完全不受美国国会的限制，其操作可以跨部门而不受繁文琐节的牵制。加上政府关键部门的首脑都身处其中，例如国务卿、国防部长、三军总参谋长、情报部门主管、安全部门主管、财政部长等等，使部门间的情报和信息交流畅通，高效而保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得意之作，就是尼克松任内，基辛格的中国政策转变。如果当时这个外交政策的变化，必须通过正常行政部门的话，估计早就半途哗然，造成美国政局动荡。

其实，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清朝于1729年（雍正七年）设立的军机处，几乎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在处理西北军务如攻打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平叛上，快速敏捷，行动得当，是清朝在西北取得军事胜利的一大原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其只作统筹和决策，但不负责具体实施。具体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则由各统管部门的主管领军，其他部门配合。牵涉经济制裁的事情由财政部挑头，外交斡旋由国务院主管，军事恐吓由五角大楼负责，破坏渗透则由中情局和战区特种部队指挥部包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当然，美国和中国国情不同。美国政府很大的功能，在于管理世界而不是内政，所以它的功能建构和实际经验都很强，如果中国要想在国际上来玩大国游戏，虚心向美国学习，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一课。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媒体的良性互动。讲究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配合美国政府上面，往往担当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对巴基斯坦的发难，就是以《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为题而揭幕的。该文谈到了巴基斯坦核武器的危险性，建议美国出兵控制核武，从而为将来美国可能的军事行动等政府行为，预设好美国国内民意的认同框架。

美国的媒体运作，是通过各种基金会支持的思想库，以及各大学的研究项目养活的研究人员，在媒体上提供“专家”意见，来控制民众对议题的理解。当这些拿着利益集团提供的资金的谋士，以挂着大学教授等似乎很中立、很有学问的牌子头衔出现时，民众就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灌输。而这些观点如果是从“非政府”的新闻媒体出来，那就更显得是那么回事。而等到政府再出来“接受”这些专家的建议时，那么这个政府行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很理性、很合理的了。

中国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经验要学，很多功夫要做。不仅在国内舆论上是这样，在国际舆论上也是如此，而且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比如对西方读者来说，中国香港的媒体就比内地的媒体更容易被接受。而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大学和研究所做教授发表的观点，也能让西方人士听起来更像那么回事。 Z8RFSshy1kudRWOCad2xU+S14HOkVSnX2hR+OdisCh609w/66+8v0aRspcmjpY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