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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4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二十九岁的汉灵帝即将步入“而立”之年，这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虽然风不平浪不静，但到年底算总账时，也算有惊无险，平定黄巾军也是一个奇迹。因此，汉灵帝在这一天再出大手笔：大赦天下，改“光和”七年为“中平”元年。
或许汉灵帝的意思是想“中原平定”、“中国平安”，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汉灵帝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快天下又不太平了。首先是他最宠爱的宦官们又开始兴风作浪。有三件事例为证：
第一件事：清者自浊，浊者自清。
宦官集团本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首先把火力点瞄准了豫州刺史王允。为什么是王允呢？是有原因的。
豫州刺史王允，字子师，太原人。十八岁时即得到郭泰的赏识，说：“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十九岁为郡中小吏时，就敢回乡杀搜刮民脂的小黄门赵津。张角之乱，朝廷拜其为豫州刺史，讨黄巾。他与卢植、皇甫嵩配合，连战告捷。他征辟的两名助手皆是天下的名士和党人。一个叫荀爽，字慈明，战国大哲学家荀子的第十二世孙。荀氏为颍川大族，其父荀淑为孝安皇帝时郎中，李膺、李固的老师。苟爽兄弟八人，并有德行才名，而他最为突出，时号“荀氏八龙，慈明无双”。他是一个经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有《公羊问》《汉语》和《新书》等著作传世。另一个则是孔融。
天子收到了王允送来的一封信后，把张让，这个被自己称为父亲的大太监叫来，大光其火。张让叩头认罪，又巧言令色地为自己开脱了一番，天子的脸色缓解，叫他一边去了。
原来，就在汉灵帝改年号的时候，豫州刺史王允在打败了豫州的黄巾军后审理俘虏时，发现了中常侍张让派自己的宾客与黄巾军勾结的书信。
王允赶紧将这一重大“机密”上报给朝廷。汉灵帝知道后怒发冲冠，马上叫张让进宫来给他一个“说法”。
张让眼看多说无益，本着言多必失的古训，他选择了沉默不语，叩头谢罪，直磕得头破血流，老泪纵横。结果，“心太软”的汉灵帝见此，心生怜悯之心，竟然就此饶过“父亲”的罪行，不再追究。
汉灵帝饶过了张让，可张让并没有从此改过自新，而是变本加厉，他马上报复王允，拿出的还是惯用伎俩：诬陷。结果，王允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死牢。
这个时候，汉灵帝大赦天下，无疑给了王允一次咸鱼翻身的机会，很快官复原职。
然而，如果你认为王允从此又开始“发迹”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以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并没有对他放手。他们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一阵狂轰滥炸之后，不到半个月，宦官集团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允重新抓捕入狱。
王允入狱时，朝中正义之臣的代表人物临晋侯杨赐及时“伸出了援手”，送了件礼物给王允。而王允接到礼物后，一把摔得稀巴烂。
“你这是什么礼物？”王允愤怒地问道。
“无他，毒酒一杯。”杨赐淡淡地道。
“无他，不想喝，也不能喝。”王允喃喃地道。
“我这是在帮你。”
“你这是想害我。”
“你这是一个月之内的二进宫了，此次恐怕凶多吉少了。饮一杯毒酒，留万世英名，值得。”
“二进宫又如何？身为人臣，得罪了君王，理应由司法机关定罪。饮一杯毒酒，毁万世英名，不值得。”
“与其入狱受尽欺凌折磨而死，不如痛痛快快地一醉解百愁。”
“与其不明不白地窝囊自残死，不如清清白白地坚持到底。”
对话到此戛然而止，杨赐流着泪目送王允慷然登上囚车而去后，以大无畏的精神，再去找朝中的大将军何进求救。
当杨赐声情并茂地述说王允的正直和忠诚后，何进感动得一塌糊涂，马上向汉灵帝“上疏”。
内兄来求情，这边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可是“父亲”张让那边的孝顺也不能少的，于是乎，汉灵帝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对王允进行了判决。
王允死罪可免——放出监狱。
王允活罪不免——流放偏远。
后来王允隐姓埋名，隐匿他乡。王允原本是忠于朝廷的正义人士，因为揭露了张让等“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宦官集团，反而遭到打击报复，身陷囹圄。在水火不相容之际，汉灵帝对待宦官集团包容、宽容，他的眼里能容宦官集团，却容不下天下黎民百姓。
第二件事：苦海有涯，回头无岸。
对于汉灵帝的昏庸，老天似乎也愤怒了，进行了及时的警告：中平二年（185）二月初十，洛阳南宫的云台阁发生了无名火灾，烧死数十人，烧毁房屋楼阁无数。紧接着，皇宫的乐城门又发生特大火灾，烧死数百人，烧毁房屋楼阁无数。
面对接二连三的火灾，汉灵帝上演的依然是“火与冰”的较量。在他的“父母”张让和赵忠等人的“劝说”和“建议”下，他再次发挥贪婪的本质，开始大肆敛财，极力打造在黄巾起义中用光的个人“小金库”。具体表现如下：
对全国的耕地加收田税，每亩增收十钱。并美其名曰：修建宫殿，铸造铜人，震慑妖魔，造福百姓。
面对这个天灾人祸不断的乱世，减税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汉灵帝居然“逆天”而行，这显然是往不归路上高歌直行。对此，乐安郡（今山东省高青县高苑镇）太守陆康立即进行了劝阻，提出了三个反问：
怎么能强行搜刮民众的财物去铸造无用的铜人呢？
怎么能将圣人的告诫弃之脑后呢？
怎么能去效仿亡国君主的做法呢？
结论：皇上怎么能不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呢？
对此，以张让和赵忠为首的宦官集团马上进行了反驳：
陆康这是公然对皇上进行人身攻击。
陆康这是公然藐视皇上。
结论：陆康这是大不敬，大不道，大不义。
事实证明，汉灵帝对“父母”还真孝顺，他再次听从了“父母”的话，把“叛逆、不孝”的陆康送进监狱反思。好在宦官集团中的侍御史（监察官员）刘岱实在看不下去了，“良心发现”地上疏为他辩解。于是乎，汉灵帝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对陆康进行了判决，放出监狱，贬为布衣。
第三件事：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税风波”还未平，汉灵帝又制造新的风波来：赌石风波。
他下诏让各州、郡向朝廷进献木材及纹理美观的石料，分批送到洛阳。
宦官集团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为了牟取暴利，在验收时进行严格把关，百般挑剔，并且对“不合格”的建材进行“合理化处理”：贱卖。结果价格压低到原价的十分之一。
眼看这样“亏大了”，州郡只好重新购买，而宦官集团采取的策略还是如法炮制，仍然严格把关，仍然百般挑剔，仍然对“不合格”的建材进行贱卖。结果导致木材堆积腐烂变质。
而在这种“权钱”交易的恶性循环中，最终“受伤”的却是百姓。是啊，各地刺史、太守被宦官集团剥削得“赤裸裸”，为了不“官丢丢”、“死翘翘”，只好把这一切强加到百姓身上：增加赋税，贪污受贿。结果搞得天下百姓更加“穷当当”“泪沱沱”“怨声声”。
路见不平一声吼，眼看宦官集团嚣张到这种地步，百姓贫穷到这种地步，巨鹿郡（今河北省平乡县）太守司马直不干了，他挺身而出，说了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然后做了一件事：称病辞职。结果他的辞呈递交上去后，朝廷直接给了他两个字：不准。
眼看朝廷连让自己保全“清官”美誉的机会都不给，司马直怒了。他挥毫泼墨，写了一封上疏，极其详细地陈述了当时的政策过失，然后做了一件事：服毒自杀。结果他的奏章呈上后，汉灵帝受到震动，说了这样一句忏悔的话：这才是忠臣啊。然后停止征收修宫钱。
然而，汉灵帝偶尔“昙花一现”的“醒悟”，显然弥补不了“长年累月”的“昏睡”。他把自己的“亲生父母”遗忘于脑后，而把张让、赵忠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来供奉，百般信赖，百般呵护，百般顺从。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长此以往，使得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因此，尽管朝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黄巾军的起义，但这个世道并没有因此就太平，那些小股的起义不断，虽然不成气候，但已成星星之火，可以呈燎原之势，终究会席卷全国，推翻和压垮这个腐朽不堪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