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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成功之后，汉桓帝把在诛杀梁氏势力行动中立有首功的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均封侯重赏。然而，汉桓帝不会料到，外戚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后，宦官集团成了东汉政权的掘墓人。
这“新贵五侯”也不是吃素的，宦官掌权，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他们的亲信爪牙遍布各地，无法无天。宦官垄断政权以后，骄横跋扈，狐假虎威，贪鄙惨毒，无法无天，比梁冀时更甚。他们也学习梁冀这个“好榜样”，动用国库为自己兴建豪华的住宅；他们本来受过腐刑，已经丧失了生殖能力，却偏偏搜罗天下的美女，以为姬妾，把她们打扮得像宫女一样，让她们日夜侍候自己；他们没有儿子，就收养义子，让他继承爵位；为了扩大势力，他们还利用手中权力，安插亲信到各地做官。这些人无才无德，只知搜刮百姓，简直和盗贼一样。
单超的侄子单匡任济阴太守，贪污受贿，被人告发。兖州刺史第五种派部下卫羽前去调查，查出赃款五六千万钱。第五种非常气愤，就上疏弹劾单匡。结果单匡因为有单超这棵“大树”在后面撑着，竟逍遥法外。后来，单超捏造罪名，撤掉了第五种的官职，把他充军到朔方。第五种知道朔方太守董援是单超的外孙，去朔方肯定是狼入虎口，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在半路玩起了“失踪”——潜逃，最后过起了“小隐隐于野”的世外桃源般的隐居生活。这样的正义之士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令人感叹。
好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很快宦官集团的“大哥大”单超就因病而一命呜呼了。剩下的四侯也许是觉得人生一辈子太短暂了，于是本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有恃无恐，骄横朝野，他们建筑宅第，互相攀比，其兄弟亲戚，无恶不作，形同盗匪，暴虐天下。
江湖上很快就传出了响当当的“万儿”来：“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详细分解如下：
左悺：左回天（权势极大、具有回天之术）
具瑗：具独坐（上朝不与“三公”同坐、有独尊之势）
徐璜：徐卧虎（凶恶之如猛虎）
唐衡：唐两堕（两心相堕，居心叵测）
总之一句话，朝廷在宦官集团的把控下，恶人当道，一些正义人士想有所作为，轻则遭遇“质疑”，重则被“诽谤”和“打压”。从而形成了一种污浊的环境，官场人人都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态度。
宦官专权不仅使政治黑暗，还阻断了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有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反宦官专权的社会力量。
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当时，在官僚士大夫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节之士自命。他们对宦官专权乱政进行猛烈的舆论抨击。比如，“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明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当时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太学生们非常推崇正直官僚李膺、陈蕃等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以颂扬他们的节操。
当时的耿直派官员、太学生以及名士，无形中已结成了反抗宦官集团的统一战线，宦官集团把他们称为“党人”。
“党人”的“带头大哥”是尚书令陈蕃。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北）人氏。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陈蕃就是“光明使者”的代表。陈蕃在乐安任太守时，正值东汉外戚、宦官专权弄事之时。有一次，汉顺帝之妻梁皇后的哥哥、时任大将军的梁冀写了一封信给陈蕃，让陈为他做一件事。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能攀上像梁冀这样的高官无疑能青云直上，这是一般为官者梦寐以求的事。但陈蕃却不以为然。梁冀的信使来找陈蕃，陈蕃拒而不见，信使便假传大将军求见。陈蕃一怒之下，用皮鞭将信使打死。这种有悖情理的做法当然为一贯飞扬跋扈的梁冀所不容。他在皇帝面前一番“声讨”，陈蕃便被贬到修武县做了一名县令。幸运的是，由于陈蕃在任时政绩显著，没过多久，汉顺帝再次起用陈蕃，拜尚书，到汉灵帝时官至太傅。
此时，眼看汉桓帝如此重用宦官，朝中腐败如斯，认识到“人才”重要性的陈蕃为此专门上疏给汉桓帝，推荐了五位隐居高士出来当官。他们是：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人徐稚、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姜肱、汝南（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人袁闳、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韦著、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李昙。
这五人都是国之栋梁，如果能为朝廷效力，那就是国之大幸了。好在，这个时候的汉桓帝还没彻底昏过头。面对陈蕃提出的人才计划，他“清醒”过来，欣然采纳，马上对这五人备上厚礼前去聘请：
一、送去安车（上古乘车一般都是站立在车厢里，而“安车”因可以安然乘坐而得名）。
二、送上玄（黑）、纁（赤）二色（二色在古代分别象征天地）的币帛。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是，面对汉桓帝如此的礼贤下士，五位居士的表现却是惊人的一致：
1.拒绝接受聘礼。
2.拒绝接受官职。
理由出奇的不同凡响、不同寻常：不仕非爵，各有所志。
征召五人无人应，这也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由此可见，汉桓帝执政时期，前有梁冀作恶多端，后有宦官作福作威、狐假虎威、豺狼当道，天下的仁人志士都寒了心，当然不肯出来当官。
天下的仁义之士都选择了归隐，宦官的势力却与日俱增，用贪婪放纵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也不知是人怒天怨，还是纯属巧合，此时天下屡次出现灾异现象，让人惶惶不可终日。
众人都还在惊呆徘徊时，白马县（今属河南省安阳市）的县令李云，提起“正义之剑”，来了个上疏。他的上疏包含三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解析：梁冀当日仗恃权势，独断专行，危害天下，如今论罪处死，那是罪有应得。现今陛下滥封参与密谋的臣子，赏赐万户以上的食邑，如果汉高祖在天之灵有知，能不怪罪吗？
第二个道理，日行一恶，必遭天谴。解析：如今官位错乱，奸佞小人依靠谄媚追求升迁，贿赂公行，政令和教化日益败坏。西北边疆保卫国土的各位将领听说此事，能不叛离吗？
第三个道理，帝者，谛也。解析：天下王者为帝，谛是帝说的话，做的事，为天下之礼。现在任命官员的诏书，却不经皇帝过目，是皇帝不打算审理吗？
结果汉桓帝看完这封赤裸裸的上疏后，反应有四：一是怒，二是大怒，三是非常怒，四是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之下，汉桓帝给了李云“嘉奖令”：命令尚书逮捕李云并押送到黄门北寺狱中，同时派遣中常侍管霸和监察官（御史）、法官（廷尉）组成“审查组”调查审问此事。
这时，弘农郡（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五官掾杜众，对李云的遭遇感到同情和痛心，于是挺身而出，上疏给桓帝，说李云是个大忠臣，不能滥杀。
杜众强硬而直截了当的话代表了群众的呼声，如一把利剑直刺入汉桓帝的咽喉，汉桓帝此时已不再是梁冀时的“鱼腩”了，任人欺负，任人宰割。于是，他再次举起手中的“倚天剑”，一剑挥下去，杜众在乌纱帽搬家的同时，掉进了十八层地狱——和李云一道交由法院审理。
这个时候，陈蕃也不再犹豫，他冒着丢掉乌纱帽的危险上疏，说了两句很给力的话：
第一句话：李云说话不知道禁忌，冒犯了陛下，罪不可恕。
第二句话：但他的本意只在于效忠国家。今天如果陛下杀了李云，会令全天下人寒心。
应该说陈蕃的上疏很有水平，他首先“承认”李云有小过错，给汉桓帝一个台阶下；其次“确认”李云没有大罪过，给了李云一个被赦免的机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杜众、陈蕃的带领下，朝中正义之士纷纷站出来，太常杨秉、洛阳令沐茂、郎中上官资等人以不怕死不怕砍脑袋的风骨，为公道说话，枪口一致对外：上疏汉桓帝。目标一致对内：请求赦免李云。
陈蕃刚柔相济的上疏本来让汉桓帝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处理李云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杨秉等人的上疏却彻底激怒了好面子的汉桓帝，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气吐血，二气心痛，三气升天……
而这个时候的宦官集团还坐山观虎斗，还不出面那就不是宦官集团了。他们马上派出“枪手”进行了倒攻反算，弹劾陈蕃等人。弹劾罪名有三：大不道，大不忠，大不敬。
汉桓帝这时充分发挥昏庸的本质，利用宦官集团的“协助”，当机立断，立马摘了陈蕃、杨秉的乌纱帽，让他们“回家卖红薯”去了。而沐茂和上官资被连降三级，算是给予计“大过”的行政处分。之后，汉桓帝充分发挥一意孤行的作风，直接处死了李云和杜众。
对此，太尉黄琼爱莫能助，只能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最终，明哲保身的他选择了两步走：
一是诈病。目的：卧床不起，不再上朝。
二是上疏。目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应该说黄琼算是仁至义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忍见汉桓帝“苦海无涯”，希望他能早点儿“回头是岸”。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汉桓帝把他的报告还是一如既往地当成了“耳边风”。从此，死了心的黄琼彻底选择了“宁默而死，不鸣而生”，以“内退”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对此，朝中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组成的“党人”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在舆论上抨击宦官集团的同时，还力争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
永兴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汉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职，并罚他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向汉桓帝上疏，为朱穆申辩。汉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延熹五年（162），中常侍徐璜、左悺向议郎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理。他们便强加罪名，将皇甫规关进监狱。一些官吏和太学生上疏为皇甫规申辩。皇甫规亦被赦免。这样，官僚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了。
这时，“党人”中另一位的“大哥大”级别人物，因为反对宦官专权，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之誉的李膺拔剑而起，带领着“党人”与宦官集团展开了生死PK大战。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省许冒市襄城县）人，出身望族。有的士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名为“登龙门”。由此可见世人对他的仰慕。
延熹九年（166），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恰逢汉桓帝宣布大赦，但李膺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便不顾皇帝的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张成和他的弟子牢修上疏，诬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和进京游学的人，并串通各郡儒生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俗。汉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杜密等三百余人。
后经尚书霍壻与城门校尉窦武等上表力争，再加上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