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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我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是到后来，这部名著才对我产生真正的影响，同时影响我的还有19世纪其他俄罗斯作者的作品，其中既有小说家，也有社会思想家。我的观点的形成跟这些作者有很大关系。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这么想：这些作者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或许并不是对个人、社会团体或阶级相互之间的生活和关系给予客观如实的描述，也不是对它们进行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分析——当然，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不具有可比性。依我看，他们的方法在本质上是道德的：他们关注最多的是不公正，压迫，人与人之间荒谬的关系，以及壁垒或陈规的禁锢（亦即屈从于人造的枷锁），还有愚昧、自私、残暴、屈辱、奴性、贫困、无助、仇恨、绝望，诸如此类——这些到底是谁的责任？简言之，他们关心的是这些人类经验的本质以及它们在人类境况中的根源；不过，其中隐含的首先是俄罗斯的人类境况。而且反过来，他们也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相反的一面，那将是真理、爱心、诚实、公正、安全的国度，人类的自尊、庄严、独立、自由以及精神圆满都得以实现，人与人的关系以此为基础而建立。
有些人，像托尔斯泰，在纯朴的人那未被文明腐蚀的观念中找到了答案；又如卢梭，他更愿意相信农民的道德世界和儿童没什么两样，没有被文明的传统和制度所扭曲，而后者则是人类罪恶——贪婪、自私、精神愚昧的产物；相信要是人们能看到真理就在他们的脚边，世界就有可能得到拯救；要是他们能看一看，真理就在耶稣的福音——“登山宝训” [34] 里。在这些俄罗斯思想家中，也有人对科学的理性主义抱有信心，或者是寄希望于以一种有关历史变化的真实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其他人或者回到东正教理论中寻找答案，或者是转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又或者回归于曾经被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的改革所遮蔽的古代的斯拉夫价值观。
所有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相信解答核心问题的答案是存在的，并且可以发现，进而可以凭借大量无私的努力，在现世中使它成为现实。他们全都相信人类之本质就在于能够选择如何生存：只要对那些真实的理念有足够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就可能依此来改变社会。即便有些人（像托尔斯泰）有时也会考虑到，人并非真正自由，而是受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所决定的，但他们更加深信的是（托尔斯泰正是如此）：假如自由只是一种幻觉，它也是人类的生存与思考必不可少的一种幻觉。以上这些都不属于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校教的是希腊和拉丁语的著作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进牛津大学读书之后，我开始阅读大哲学家们的著作，并且发现一些大人物（尤其是在伦理和政治思想领域）也持有我上面所说的想法。苏格拉底认为，如果可以用理性的方法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中建立确定性的话（月亮要比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好多倍，但是它在天上看起来多么小啊！——阿那克萨哥拉 [35] 不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真理吗？），同样的方法在人类的行为领域——如何生活，成为什么——肯定也会产生同样的确定性。这一点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得到证明。柏拉图认为，把握了这种确定性的智者精英们应该被授予统治那些在理智方面天赋较弱的人的权力，并且，行事应遵照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正确方式所规定的模式。斯多葛派认为，依据理性来安排自己生活的任何人都有能力找到解决的办法。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我对佛教知之甚少）则相信，真正的答案是由神向他选定的先知和圣徒昭示的，而且他们接受有资格的导师对这些被昭示的真理所做的解释，并认同他们所归属的传统。
在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看来，答案是可以找到的，只是要借助一种形而上的洞见——这是所有人都赋有的理性之光的一种特殊的应用。而18世纪的经验主义者，则对以数学方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所开启的广阔的新知识领域印象深刻，它清除了众多的错误、迷信和教条的妄语；而且，他们像苏格拉底一样问自己，为什么同样的方法不可以在人类事务领域中成功地建立相似的不可辩驳的法则呢？运用自然科学发现的新方法，同样可以在社会领域中引进秩序：发现一致性，提出假设并且通过实验来检验；以此为基础建立法则，进而可以发现特殊经验领域的法则是和更广范围的法则相联系的；而后者又和更广一层的法则相关，如此外推，直到建立一个巨大的和谐的系统，它由不可辩驳的逻辑关系联结，并且可以用精确的——也就是数学的——术语系统地阐述。
将社会加以理性的重组，就可以消弭精神的、心智的迷误，摆脱偏见和虚妄的控制，不再盲从未加验证的教条，并将终结压迫人之体制的愚蠢、残暴，从而，也就终结了这些心智阴影之所以孕育和滋生的温床。实现此目的，所需要的是：明确界定人类的根本需求，并且找出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如此，将会创造出一个快乐、自由、公正、美善、和谐的世界，这也是1794年孔多塞在牢狱之中激动地预言的世界。这种观念，是19世纪所有进步思想的根基；同时，也是我在牛津求学时吸收的多数批判的经验主义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