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全部，亦非终结。

——J. L.奥斯丁，《梦》 ^[22]

本书起初是接续四卷本伯林著作的第五卷。1970年底，四卷本以“选集”（ Selected Writings ）的名义问世 ^[23] ，我把以赛亚·伯林已发表过但此前未集中刊布的大部分论文收集成书。伯林的许多论文散见各处，一般不易见到，而且多数已经不再印行，此前收集并重刊的论文仅有六篇。 ^[24] 这四卷著作，以及其中一卷（《反潮流》）所附的伯林著述目录 ^[25] ，本书的初版，一本短文的集子 ^[26] ，还有我编辑出版的五卷未刊文集 ^[27] ，使读者得见的伯林全部论著比以前多了许多。

本书（初版于1990年）跟《反潮流》一样，也是关于观念史研究的，不仅在形式上，从内容方面看，也的确是四卷本“选集”的补充。其中包括，伯林早期写作的一篇未刊论文，三篇作于1980年代的论文，以及四篇因故未收入《反潮流》的论文。我在《反潮流》一书前言中已对个中缘由有所交代。这四篇论文，其中三篇，很高兴后来可以结集重刊了；第四篇，“压弯的树枝”，只因为与《反潮流》中的另一篇同一主题（即民族主义）的论文较为相似而被略掉，但无论如何，其中还是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因而在这本不同的文集中，它有充分的理由得到一席之地。

讨论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一篇论文，是本书首次发表。此文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至少从1940年代就开始撰写，因为文章的长度及其内容被《观念史杂志》拒稿之后，在1960年暂时搁置，以待将来进一步的修改。不过，这篇文章已经非常接近发表的水平，而且价值相当高，收入本书应该是合理的。伯林后来补充了几个新的段落，还重写了几段，但他并没有在充分考虑此后有关迈斯特的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文进行系统的修改；不过，那并没有影响到它的核心论题。

本书收录论文来源不一，其原始发表情况的详细信息如下：

“理想的追求”，伯林1988年2月15日在都灵的庆祝会上的发言就是此文的撮要，当时他荣获首次为“发达社会的伦理维度”而设的乔瓦尼·阿涅利议员国际奖，后由阿涅利基金会（用英文与意大利文）出版，同时也刊登在1988年3月17日的《纽约书评》上。

“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1978年由日本基金会在东京出版，后又收入J. M.波特和理查德·弗农编辑的《一元、多元与政治：纪念F. M.巴纳德论文集》。 ^[28]

“维柯与文化史”，发表于利·考曼等人编辑的《有多少问题？——西德尼·摩根贝沙纪念文集》。 ^[29]

“18世纪欧洲思想中所谓的相对主义”，最初发表于《18世纪不列颠研究》杂志1983年第3期，修订版收入彭帕与德雷编辑的《历史中的实质和形式：历史哲学论文集》。 ^[30]

“欧洲的统一及其变迁”，是1959年11月21日伯林在欧洲文化基金会于维也纳召开的第三届年会上的演说词，同年由该基金会于阿姆斯特丹（用英语和法语）印行了小册子。

“浪漫意志的神化：反抗理想世界的神话”，该文的意大利语译文刊登于《意大利文学》（ Lettere italiane ）第27卷（1975），本书首次发表其最初的英文本。

“压弯的树枝：论民族主义的兴起”，发表于《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1972年第51期。

因为是在不同的讨论背景下探讨相同或相近的主题，这些论文中有些讨论像四卷本《选集》一样，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每一篇论文写作时都是完全独立的，并没有做承前启后的考虑。除了必要的纠错以外，以前刊发过的这些文章基本上均保持原貌，补充了之前没有的文献出处。 ^[31]

附录部分是这个版本新增加的，包括了我考虑内容属于同一序列的先前未编入集子的文章，以及与本书论题或文章有关的数封通信。伯林关于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精彩评论，让我们知道他自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以及他对于罗素之论述的看法，罗素的优点与弱点都被他敏锐地抓住了。伯林给罗伯特·科奇斯（Robert Kocis）和罗纳德·麦金尼（Ronald H. McKinney）的公开答复，以及他写给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Beata Polanowska-Sygulska）的信，有助于澄清他关于人性的概念，无论是人所共有的一面，还是群体之间、个体之间差异的一面。

关于人类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关系，伯林在思考中给予了充分的、清晰的阐释，这里收录的若干片断（不止于此）就是他此类论述的重要证据。伯林写给阿兰·贝桑松（AlainBesan.on）、皮耶罗·加斯塔尔多（Piero Gastaldo）的信，让他有关迈斯特的观点更为丰满；写给基尔特·冯·克里姆普特（Geert van Cleemput）的信，有助于澄清他关于用良性的民族意识来对抗有害的民族主义的看法。感谢阿尔·伯特兰（AlBertrand）帮我选择了这些材料。

这个新版经过了重新排版，页码跟初版不一样了。这可能会给那些仍然想参考初版的读者造成不便。我在网页上贴出了两个版本的页码对照（http://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cth/concordance.html），以便读者可以在二者之间做参照。

本书的标题（是我建议的），来自伯林常爱引用的康德的一句话，他又做了润饰：“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 ^[32] 伯林总是将此语的翻译归之于柯林伍德，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柯林伍德的译法。这一引文并非出自柯林伍德的已刊著作，而见于其未刊手稿，时间标为1929年，是一份关于历史哲学的讲演稿，译文如下：“人性之木纹理交错，从中造不出笔直之物。” ^[33] 伯林很可能听过这次演讲，而且对这段话印象很深，后来便在他的记忆之中孕育成熟了。

编辑此书时，我再次得到了众多学者的热情襄助。如Roger Hausheer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建议，讨论迈斯特的论文就有可能不会收入；在其他方面，他也给予了许多支持，恕不一一列举。有几处隐晦的疑难问题，我或许要费时甚久，还有可能徒劳无功，而Leofranc Holford Strevens先生为我提供了直截了当的答案。Richard Lebrun凭借他有关迈斯特的专业知识储存，给了我无比慷慨和高效的帮助。有关赫尔德和洛克，Frederick Barnard先生给予的帮助最多。其他个别问题的解决，我还要感谢John Batchelor，Clifford Geertz，David Klinck，Jean O'Grady，John M. Robson，Cedric Watts。我的妻子安妮细心地核查了两遍校样。伯林的秘书帕特·尤特金，一如既往地提供了慷慨大方、不可或缺的支持和帮助。

亨利·哈代
赫斯沃尔，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