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约翰·班维尔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家之一。本书所收录的他的论文涉及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要的若干问题，成文于1950年代末到1980年代，跨度长达三十年。伯林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腔调，不管是落在纸面上，站在演讲大厅里，或是面对麦克风，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他的语速之快令人咋舌，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说他讲英语比讲俄语还快，“简直像在追赶光速” ^[2] ；而句子的长度和复杂性，除了普鲁斯特之外，罕见其匹。不过，他要表达的意涵却是毫不掩饰的直白，阐述的观念与洞见明晰晓畅。伯林的传记作者叶礼庭说：“他这种飞奔跳跃式的说话方式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他说话的时候，提出一个命题，同时预想着各种反对意见和限定条件，于是就把命题和条件综合到一起，在同一句子里加以表述。” ^[3]

对读者和听众来说，这就产生了一种让人有点儿眩晕的古怪效果，思想的火花噼啪作响，好比是骑在豪华而又嘈杂的旋转木马上，一圈一圈地转个不停。有谁能想到，一本副标题是“观念史论集”（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的书，能给人这么多的乐趣呢？伯林从一开始就被抛到事件中心，之后漫长的余生一直如此。1909年，他出生在里加，那儿从前是汉萨同盟的一个贸易港，是当时俄罗斯帝国一个省（即如今的拉脱维亚）的首府。 ^[4] 伯林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孩子，他们家后来搬到了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在那儿经历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青年时代的伯林仍保持着对这些事件的鲜活的记忆。在二月，伯林看到反对沙皇的人群在街头聚集，一路涌向冬宫。他那时候尽管才七岁，已经多少可以理解这种席卷全城的革命狂欢。

不过，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记的经验，是一次群众暴力的冲击。那是二月革命行将结束的一天，他和他的家庭女教师出门散步时遇到的事。他记得，当时他在路边的书报摊停下来，翻看一本儒勒·凡尔纳的书，一群人冲了过去，拖着一个惊恐万分的警察，去施以私刑。叶礼庭写道：“多年以后，到了1930年代，当同时代人醉心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1917年的记忆在伯林这里却挥之不去，加深了他对身体暴力的恐惧，以及对于政治实验的怀疑，也让他更加坚持终其一生的选择—亦即偏好一切暂时性的妥协，由此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而免于陷入恐怖。” ^[5]

1921年伯林一家移居伦敦，在那里度过了整个1930年代。刚到英国时，以赛亚十一岁，几乎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后来讲，当时他只认识四十个英语单词，包括《黛西·贝尔》（《双人自行车》）的歌词，不过，一年时间里他就可以自如使用这门语言了。在伦敦的圣保罗学校，还有后来的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伯林都是优等生。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入选全灵学院的研究员。除了战时的几年，伯林一生都是牛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设在纽约的英国信息处（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工作，之后又服务于英国设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使馆。战争结束时，他遇到了俄国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这次传奇性的邂逅，给他们两个人留下了持久的影响，并且导致了苏联政府对阿赫玛托娃愈演愈烈的严酷对待。

伯林这些越出平静的学术圈、闯入躁动丛林的冒险之举，让职业的哲学圈子对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事实上，伯林终其一生都让牛津剑桥的高层有些心存疑虑，尽管在他的好友里面，有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奥斯汀（J. L. Austin）和艾耶尔（A. J. Ayer），后者也是热心聚会的活跃分子，甚至比伯林还要积极。而且，1966年，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设立了一个项目，伯林是主要推动者，就像叶礼庭所做的评论，此举意味着“伯林不得不调动他在政治方面的灵敏度，而他的朋友们之前从未察觉他有这能力”。 ^[6] 基金是由英国大百货公司的老板伊萨克·沃尔夫森爵士设立的，钱来自福特基金会和沃尔夫森基金会。两家机构都是伯林跑去化缘并且顺利谈了下来，所以，毫不奇怪，高层有点儿不屑之音。

活动家伯林和哲学家伯林是一体的。他对世俗的经验世界兴趣浓厚，并且愿意投入其中。他坚信，时刻不忘历史的教训，并且参与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政治活动，是思想家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从华盛顿发回的电讯，在白厅和陆军部的决策者那里声名远扬。他的传记作者说，伯林在驻美使馆并没有专门的任务或是职位，他“在华盛顿各种政府机构之间自由活动，吃吃喝喝，八卦闲聊，每周整理一次美国方面舆论的摘要材料，寄给外交部，再由外交部送达包括内阁在内的白厅各部门”。 ^[7] 每周阅读伯林报告的人里面，有温斯顿·丘吉尔，还有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这些是官方的版本；还有另一种秘密的版本，“夹带私货”，是写给他在伦敦的朋友们看的，里面的小道消息如果让“白厅那些老花眼看到，会觉得太刺眼了”。 ^[8] 想象一下，假如你也是在配给、限电和夜间轰炸的情况下，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那些光芒四射的信件的人之一，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因此，伯林是那种哲人和实干家的理想的混合体。然而，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他对所能达到的限度均不抱幻想。“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但那些事我们必须做到，克服一切困难。” ^[9] 他明白，像他这种对人间事务及其问题的改良主义观点，不太可能跟那些怀着良好愿望而又没有耐心的年轻男女合上节拍，更不可能去阻止那些“身后有一批大军的先知们”。 ^[10] 然而，他坚持认为：“也许，我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设法在各种人类群体的不同欲求之间促进某种平衡，当然是不稳定的平衡—至少是遏制他们消灭对方的企图，有可能的话，阻止他们彼此伤害。”他承认，这种想法“在表面上看来，并不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计划［……］不是那种可以激励人们去牺牲、去殉难、去开创英雄业绩的热情的战斗口号”。 ^[11] 不过，他所提倡的也许就是能够做到的极致，当然，就像他所说的，这也是必须去做的。

伯林关于政治、社会的哲学，其核心原则就像一切明智的原理一样，是十分简洁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地加以陈述。他把自己秉持的学说称之为多元主义，并且将其推崇至上。本书所收录的第一篇论文，反讽式地题为“理想的追求”，其中给出了何谓多元主义的一种显白的定义：

这样一种概念——人们追求的目标也许有种种不同，不过仍然是充分合理的，充分人性的，能够彼此理解，相互同情，并且可以从对方那里获益……在不同时空的文化之间，彼此的交流之所以可能，仅仅在于使人之为人的东西对它们来说是相通的，是它们沟通的桥梁。 ^[12]

当然，危险之处在于，多元主义有可能混同于相对主义—有人会说那是纯粹的相对主义；而在《理想的追求》一文中，伯林斩钉截铁地在二者之间做出区分，让我们承认并且接受这一区别。此文的核心观念在这本文集中随处可见回响。伯林写到，像维柯和赫尔德那样的思想家，甚至包括更有害的马基雅维利，均认为某种文化的成员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另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价值、理念和生活形式，即便是时空迢遥”。 ^[13] 也许人们无法接受这些“外国的”“异乡的”价值观念，“但是如果他们充分地敞开自己的心灵，就有可能认识到，对方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可以与之交流，只是此时，对方生活在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下；不管怎么说，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也可以视之为价值、生活的目的，而实现了这种价值和目的，人类可达到完满”。 ^[14] 这就是多元主义者的看法，而相对主义则全然不同：“我用这个词来指称这样一种学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其判断仅仅是表达或者陈述某种口味、情感倾向或看法，因此，只判定是什么的问题，而与分清它的对与错没有什么客观的联系。” ^[15] 就像他在另一处地方所强调的，“客观价值的世界是存在的”。 ^[16]

《纽约书评》杂志编辑、伯林的好朋友罗伯特·希尔弗斯（Robert Silvers）曾经复述伯林讲过的故事：某夜，在牛津的一张饭桌上，客人们被要求说一说他们最希望跟哪位历史人物共进晚餐，伯林毫不犹豫说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多元主义的当代鼓吹者看来，《多元宇宙》的这位作者是他理想的共餐伙伴，这一点毫不奇怪。这倒是提醒了我们，注意这两位妙趣横生、睿智圆融的人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像伯林一样，詹姆斯是一个深深介入凡人日常生活的哲学家。他认为，对于完整的、有益的生活来说，“不彻底、‘更多’、不确定、不牢靠、可能性、事实、新奇、妥协、改进与成功”，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17] 伯林肯定会对此表示赞同。他们都对多样性和异端抱有热情，都对一个既值得效仿，又让人喜爱的世界怀有期待。

跟所有让读者振奋的著作一样，在《扭曲的人性之材》里也是有英雄、有恶棍，不过，因为作者心思之细密、气度之宽弘，这里所写到的恶行与伟绩又有其不同之处，实际上，有时还会角色互换。文集设计得很漂亮，呈现出一种古典式的拱形结构—伯林遇到的是亨利·哈代这样的编辑，如此忠实，如此审慎，又有创造力。 ^[18] 文集的拱顶石是一篇权威性的论文，讨论约瑟夫·德·迈斯特，这是伯林的杰作之一。 ^[19] 在伯林之前，这个令人畏惧的人物可以说已经消退到阴影里了，是伯林将其拉回到了日光之下，带给我们震惊与敬畏，当然，同时他也有所保留、有所警示。这篇文章的写作历时几十年，在1960年搁笔，等待进一步的修改，但是从来没有被改定。它为迈斯特冷酷、残忍的思想勾勒出错综复杂的线条，这种思想既是复古式的，又是预言式的。推崇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天主教徒迈斯特，作为外交人员在圣彼得堡流亡期间，用华丽的言辞斥责革命者、浪漫派、经验主义者、自由派、技术专家、世俗论者、平等派，得到他赞美的唯有教皇，或者至少是天主教会、耶稣会士、像他自己这样的少数几个硕果仅存的不合时宜的人，只有他们有可能阻挡污浊的现代潮流。按伯林所做的性格描述，迈斯特是“法国人、天主教徒、绅士”。 ^[20] 此文精彩至极，它是如此使人振奋，又同样让人忧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伯林的全面与透彻。

伯林会是自摩西带着律法石板下山之后犹太知识分子所写下的那些绵长、悠扬的伟大辞句的曲终奏雅，画上的最后一个句点吗？他最让人佩服的特质之一，就是毫不留情、风趣诙谐地开自己玩笑，虽然有时候带了点不真诚的味道。他对一个通信者说，“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一点也不自信”，“就像纸币一样，如果是你自己造的，那看起来就是假的”。 ^[21] 就伯林的作品而言，我们作为他的读者，有权利表示不同看法。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血雨腥风的世纪里，我们这些幸存者能听到的，几乎没有比他更真实、更令人信服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