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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盼着开学的日子。她想一开学，很多东西跟着就来了吧。她盼着这些。她是个孤单的小孩，希望和别的小孩一起玩。她想在学校院子的饮水处喝水。那水龙头安在下头。她在想，出来的水一定不是一般的水，而是汽水吧。她听爸爸妈妈说过学校的教室。她想看看那张能像百叶窗一样拉下的地图。最重要的是“学校文具”，她实在心驰神往：一个笔记本、一本活页簿，还有一个铅笔盒，有拉开式盒顶，里面装满新铅笔、橡皮擦、大炮形状的锡铅笔削、揩笔器和六英寸、软木做的黄色尺子。
上学前，学生必须打防疫针。这是法律规定。这个规定引起了极大恐慌。卫生部门费尽口舌，向那些穷人和不识字的人解释，说打防疫针是给孩子种一种没有危害的天花，好让其身体对致命的天花形成免疫力，可这些家长都不信。他们理解为这些人是要把病菌注射到孩子健康的身体里。一些外国出生的父母都不让孩子打防疫针。于是孩子也上不了学。然后他们又因不让孩子上学而被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便问，这叫什么自由国家？人应该活到一定岁数嘛。他们在想，这个国家强迫让小孩受教育，为了让他们上学还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这叫哪门子自由国家？一些母亲哭哭啼啼，拽着号啕大哭的孩子到卫生中心打疫苗，那样子好像是押着孩子去刑场一般。孩子们一看到针头，便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他们的妈妈在接待室里听到，便把围巾搭在头上，呼天抢地地哭号起来，就好像哭丧一般。
弗兰西当时七岁，尼雷六岁。凯蒂拖着没让弗兰西早上学，是想两个孩子一起上学，也好有个照应，不被大孩子欺负。在那个可怕的8月的某个星期六下午，凯蒂上班之前，停在卧室门口跟两个孩子说话。她把他们叫醒，嘱咐他们该如何如何。
“你们起床后，好好洗洗，到了十一点钟，过了街拐角，找到管公共卫生的那地方，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打疫苗，想9月入学。”
弗兰西开始发抖。尼雷则哭了起来。
“你和我们一起去行不行，妈妈？”弗兰西央求。
“我得上班。我要是不上班，我的事情谁做呢？”凯蒂问。她用愤怒掩饰自己的内疚。
弗兰西再没有说话了。凯蒂知道她让两个孩子失望了，可是她也没有办法。是的，她本可以一起去，也好给孩子一个心理安慰和精神依靠，可是她知道自己受不了那样的折磨。不过，孩子们防疫针还是要打的。不管她当时在不在场，这个事实都无法回避。既然这样，三个人中为什么不少一个人受折磨呢？另外，她安慰自己的良心说，这个世界本来就艰难，就苦涩。孩子们得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早一点坚强起来，就早一点学会自我照顾。
“那么爸爸跟我们一起去吧？”弗兰西满怀希望地问。
“爸爸在工会总部等工作呢。他一天都不在家。你们也都不小了，自己去可以的。再说了，也不痛的。”
尼雷的哭声又拔高了几度。凯蒂几乎无法承受了。凯蒂很爱儿子。她不想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不想看到儿子痛着……哪怕只是针尖戳一下。她差点忍不住，打算一起去了。不过不行。要是误了半天工，那么星期天上午得去补。另外，她要是去的话，会病倒的。她不在，他们好歹能对付。她匆匆上班去了。
弗兰西想安慰吓得魂不附体的尼雷。一些大孩子说，到了卫生中心，他们把你抓到后，会把胳膊给砍掉。为了转移他的注意，不让他去想这些东西，弗兰西带他到院子里，用泥巴做馅饼玩。他们忘了妈妈的嘱咐，没去洗身上。
他们差点忘了十一点这个时间，因为做泥巴馅饼这东西很容易投入。他们的手和胳膊都玩泥巴玩得很脏。十一点差十分钟的时候，加迪斯夫人从窗户里伸出头来喊道，他们的妈妈叫她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提醒一下。尼雷把最后一个馅饼做完，泪水洒得上面到处都是。弗兰西牵着他的手，两个孩子拖着步子绕过街角。
他们在一条凳子上坐下。他们边上坐着个犹太妈妈，紧紧抱着个六岁男孩。那妈妈还在哭着，不时狂热地亲着男孩的额头。别的母亲也一个个苦大仇深地坐在那里，脸上有深深的皱纹。一扇毛玻璃门后，就是那些折磨发生的地方。那里头不断传来号啕大哭，间或有一声尖叫，然后又是一阵号啕，然后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孩子走出来，左边胳膊上缠着一块纯白的纱布。他的妈妈会迅速跑过来，将他抓住，用不知哪国语言骂上几句，冲着那毛玻璃挥拳头，然后赶紧将孩子带出这行刑室了。
弗兰西进去的时候浑身瑟瑟发抖。她这短短的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医生和护士呢。他们一个个穿着白大褂。那些亮亮的、残酷的器具都隔着一张纸巾，放在一个小碟子上。到处都是消毒水的气味。消毒器上印有血淋淋的红十字架，上面雾气腾腾。这一切，让弗兰西充满无言的恐惧。
护士将她的袖子捋起来，在左边胳膊上擦出一块干净地方。弗兰西看着那白衣大夫走过来，手里拿着那吓人的针。他的身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最后似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针头。她闭上眼睛，等着去死。什么也没有发生，她什么感觉也没有。她慢慢睁开眼睛，几乎不敢相信事情已经完了。可是叫她痛苦的是，大夫还在，手里还拿着针头这些东西。他在厌恶地看着她的胳膊。弗兰西也看了看。她在一片肮脏的黄褐色当中，看到了一小片白地方。她听到了大夫和护士的谈话。
“脏，脏，脏，从早到晚都这样。我知道他们穷，可是洗洗总是可以吧。水总归是免费的，肥皂也便宜。护士，你来看看这胳膊。”
护士过来一看，吃惊地咂了咂嘴。弗兰西站在那里，一阵羞辱感涌上来，脸热得发烫。医生是个哈佛毕业生，在社区医院实习。他一星期必须被发配到这种免费诊所一次。等实习结束了，他就会去波士顿神气活现地开业。在写给波士顿未婚妻——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的信中，他用本地的话说，来布鲁克林这里实习，就如同经过炼狱一般。
护士是个布鲁克林的姑娘。这从口音上能听出来。她是个贫困的波兰移民的女儿，曾有过鸿鹄之志，白天在某家血汗工厂上班，晚上上夜校，总之受到了一些培训。她希望有朝一日嫁个医生。她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来自贫民窟。
医生这一番发泄之后，弗兰西低垂着头。她是个肮脏的女孩，医生就这个意思。医生现在低着声音，问护士这种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他说这种人家应该统统绝育，不要再生孩子，这世界就会太平了。他的意思是不是要自己去死？他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手和胳膊玩泥巴馅饼玩脏了，要把自己处死呢？
她看了看护士。对弗兰西来说，所有女人都应该像自己的妈妈或者茜茜姨妈、艾薇姨妈一样。她想护士或许会说：
“这小女孩的妈妈或许在上班，早晨没有时间给她好好洗吧”，或者，“你知道的，医生，孩子总喜欢玩泥巴的”之类的话。可是护士真正说的是：“我知道。多糟糕啊！医生，我对你表示同情。这些人这么肮脏地活着，实在不应该。”
一个通过自身艰苦奋斗走出了社会底层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脱离当初环境后，他可以忘本；他也可以在超出这个环境之后，永不忘记自己的出身，对残酷拼搏中不幸落下来的人充满同情，充满理解。护士选择了忘本这条路。不过，站在那儿的时候，她知道，多年以后，她一定会陷入愧疚，痛悔自己没有在这饥饿的小女孩受苦时，说出一句安慰的话来，为拯救自己的灵魂积点功德。她知道自己年纪还轻，可是当时没有作出不同的选择，全然是缺乏勇气的问题。
针扎下来的时候，弗兰西就像毫无知觉一样。医生的话激起潮水一般的伤痛来，折磨着她的全部身心，让她无法再有别的感觉。护士娴熟地给她胳膊扎上纱布。医生将针放入消毒器，又拿出一支新的针来。弗兰西说话了。
“我弟弟是下一个。他的胳膊和我一样脏，请不要吃惊。你不用跟他说。跟我说好了。”这么一个小人儿在口齿清楚地说着这些话，医生和护士都吃惊地瞪着。弗兰西的嗓音有些哽咽。“你不需要跟他讲这些。还有，你说了也没什么好处。他是个男孩子，你说他脏，他也不在乎。”她转过身，脚步有些踉跄地离开了屋子。门关上的时候，她听到了医生吃惊的声音。
“我真不知道我说这些话她居然都懂。”她还听到护士叹了口气说：“唉，算了。”
孩子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凯蒂也回到家吃午饭了。她看着孩子们包扎着纱布的胳膊，眼睛里充满痛苦。弗兰西激动地开口说话了。
“妈妈，为什么啊？这些人给人打针……怎么还……还说人坏话呢？”
“打防疫针，”妈妈见针反正也打了，于是坚定地说，“是好事。这样你就能区分左右手了。上学后，你得用右手写字。那痛的胳膊会告诉你，不对，不是这只手。用另一只手。”
这个解释弗兰西满意了，因为她从来分不清左右手。她吃饭画画用左手。凯蒂总是纠正她，让她把粉笔或者缝衣针从左手换到她的右手。妈妈把防疫针是怎么回事一解释，弗兰西开始觉得这事很好了。虽是付出了点代价，可也把一个复杂问题给解决了，知道两手哪个是左哪个是右了。打防疫针后，弗兰西开始用右手而非左手，从此再无问题。
弗兰西那天晚上发烧了，打针的地方痒得要命。她告诉妈妈，妈妈也大惊失色，慌不迭嘱咐：
“千万不要抓，不管多痛多痒。”
“为什么不能抓？”
“因为你若是去抓，整个胳膊都会肿，发乌，最后直接断掉。所以你别抓。”
凯蒂也不是有意吓孩子。她自己也害怕得不得了。她相信如果用手碰胳膊的话，会染上败血症。她就是吓也要吓得孩子不敢去抓。
弗兰西只好努力不去抓，只是那打针的地方痛痒难耐。次日，整个胳膊一阵阵发痛。睡觉之前，她看了一下纱布下面。让她惊恐的是，打针的那块地方肿了，变成暗绿色，而且开始溃烂、发黄。弗兰西可没有抓啊！ 她肯 定她没有抓 。不过等一等！会不会是头天晚上睡着了做梦的时候抓的？一定是的。她不敢告诉妈妈，不然她会说：“我跟你说别抓吧，你就是不听。现在你看看。”
这是个星期天晚上。爸爸出去做事了。弗兰西睡不着。她从小床上下来，走进前屋，坐在窗前，头埋在臂间，等着死亡的到来。
凌晨三点，弗兰西听到格雷厄姆大道的电车在街角刹住。这说明有人下车了。她挨近窗户去看。是的，是爸爸。他打着电筒，正沿着街道悠哉游哉地逛回来，脚踩着舞步，嘴里吹着《我的爱人在月亮上》的口哨。他穿着晚礼服，戴着圆顶礼帽，把侍者围裙整整齐齐卷着夹在胳膊下，整个人充满生机和活力。到门前的时候，弗兰西叫着爸爸。他一抬头，充满骑士风度地伸手触帽行礼。她把厨房门打开了。
“小歌后，怎么这么迟还不睡？”他问，“你知道，今天可不是星期六晚上啊。”
“我坐在窗户前头，”她低声说，“等着我的胳膊断掉。”
他忍俊不禁。她把胳膊的情况告诉给他。他关上通往卧室的门，把汽灯调亮。他把那纱布揭开，看到那浮肿、溃烂的胳膊，他心里一阵翻腾。可是他没让她知道，没让她知道。
“这个，宝贝，没有什么啊。根本没有什么。我打防疫针的时候你要看到才好呢。肿得是你这两倍，而且颜色还不像你这样的黄绿色，而是红、白、蓝色，可你现在看我这胳膊多结实。”他勇敢地撒着谎，其实他根本没有打过防疫针。
他在盆子里放了些温水，加了几滴石炭酸。他将那可怕的伤口洗了又洗。刺痛的时候她就退缩，但是约翰尼说刺痛说明是在愈合。他一边洗，一边唱着一首傻傻的、煽情的歌。
他从来不想离开篝火边。
他从来不想四处乱走……
他四处找干净的布当纱布，结果没有找到，于是将自己的外套和假衬衣脱掉，将里头的汗衫从头顶掀开，夸张地从上面撕下一块布条来。
“你的好汗衫啊！”她抗议。
“没什么，反正上面也都是洞了。”
他将胳膊包扎好。那布上有约翰尼的气味，暖暖的，还有些雪茄气味。不过对孩子来说是个很大的宽慰。它上面如有保护，有关爱。
“瞧瞧，都给你收拾好了，小歌后。你怎么想你的胳膊会掉的呢？”
“妈妈说如果我抓的话，胳膊就会掉。我不想抓它，可是我想我可能睡着的时候抓了。”
“或许吧。”他亲了亲她瘦瘦的小脸，“现在睡觉吧。”弗兰西倒下睡着了，睡得香香的。早晨醒来，那一阵阵的疼痛止住了，胳膊也好了。
弗兰西睡着后，约翰尼又抽了根雪茄。然后他慢慢把衣服脱了，上了凯蒂的床。她迷迷糊糊知道他在，难得地表现出柔情来，把手搭在他胸部。他轻轻将其拿走，慢慢挪开，离她远远的。他靠近墙，两手交叉放在脑后，眼盯着无边的黑夜，一宿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