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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提到，现代生理学研究可以说是从英国人哈维开始的，与15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展开的人体解剖学研究息息相关，也与17和18世纪启蒙时代的科学革命同步进行。生理学从早期以观察推理为主的描述记录之学，一路进展到以实验验证为主的科学，得力于物理化学之处甚多，像力学、光学、电学、热力学等知识，各种气体、化学元素、酶等的发现，以及各种观测仪器的发明等，都促成了生理学在19世纪的发光发热。
19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是不受所谓的“学科”限制的，他们任意悠游于让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或现象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像达·芬奇这样的“文艺复兴人”就是最好的代表。至于真正有生理学这门独立领域以及专门研究身体运作的生理学者出现，还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事，与工业革命、中产阶级以及新式大学的兴起，关系密切，其中尤以德国的大学为最。
虽说欧洲在11世纪就有大学的成立，但早期的大学基本上都由教会主办，以训练神职人员、律师、公务员及医生为目的，除了天主教神学外，内容以希腊哲学与罗马法律的古典知识为主，并没有多少独立研究与增进知识的精神。一直要到19世纪的德国，才有真正具现代意义与组成的大学出现，德国也在19世纪的学术研究中独领风骚；至于目前执世界牛耳的英美大学，则迟至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上半叶才后来居上。
现代大学在德国的崛起，要归功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
这位哲学家、语言学家、外交家以及教育家的远见。洪堡认为大学不只是传授既有知识的所在，还负有创造新知的责任，因此大学教师与学生都应该参与研究工作。这项改革对于当时尚未统一、分属独立城邦的德国在科学与技术上的进步，居功厥伟。洪堡按其理想于1810年成立了柏林大学（如今称为柏林洪堡大学，以为纪念），成为当时最现代的大学，也是欧美各大学学习的榜样。
洪堡
洪堡的教育改革反映在医学研究上，就是教授制度的建立：无论基础还是临床分科，都由从事研究的教授主掌，并由学校支付薪水。这种现代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学制度，在19世纪则是首创；因为当时的医学教育类似师徒制，由临床医生带领，直接向上课的学生收费。至于医生的行医执照，则是由同业公会管辖，医学院的入学资格也无严格限制，因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的水平都参差不齐，他们更没有研究的压力。这种情况在英美等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们才逐渐向德国看齐。
教授制度的建立，使得当时德国（包括如今奥地利、波兰的部分地区在内）境内二十几所大学陆续有生理学教授的职位出现（一开始都是由解剖学教授兼任）；这不单吸引了优秀人才，也促进了良性竞争。因为就业的前景可期，前往知名教授的实验室学习蔚为风尚；同时，大学之间也争相以优渥条件吸引知名教授前往任教。一般而言，正职（或称讲座）的生理学教授，每个系只有一位，但其下还有特职教授（professor extraordinary，类似于英美的副教授一职）及编制外讲师（private lecturer，德文是Privatdozent，可视为助理教授或讲师）的职位，作为晋身教授的跳板。因此，在制度的扶持下，19世纪的德国出现了一整批出色的生理学者，也造成了德国的生理学研究在19世纪大幅领先于英法等国。
我们可以从生理学研究论文的发表数字，来看看19世纪的德国是多么的领袖群伦：
取材自Zloczower，A.(1981)。
从表中可以轻易看出，法国在19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与德国不分轩轾，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也继续有所成长，但幅度远不及德国，到了世纪末更出现下降；在1825至1924年的一百年间，德国的生理学研究则独领风骚。英国的生理学研究虽然传统深厚，但在19世纪的前七十五年都大幅落后德法两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奋起直追；至于美国的崛起，更是20世纪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