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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个问题，李悝的回答是“必须从农业入手”。
古代没有现在的重工业，除了农业就是商业，有的国家选择重农，有的国家选择重商。无论重农还是重商，都要解决最根本的吃饭问题。
商业可以通过彼此贸易来获得巨大利润，再通过贸易交换粮食。最典型的要数古代地中海周围的文明，腓尼基人、古希腊人、迦太基人通过航海在地中海区域开展贸易，购买粮食。
可是战国时，华夏大地上的诸侯国可以重商吗？答案是，不可以！
从环境来讲，地中海就是一个内湖，非常平静，竖起帆、荡起双桨就能做生意了。
那时日本人还处在使用石器的绳文时代，他们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及古代中国，可以用来和我们交换的东西不多。从运费来看，那时没有包邮一说。重商就要靠贸易来购买粮食，运粮食是要考虑成本的，最便宜的是水运，只要有船就能节省成本。如果没有船，仅靠人推马拉，那拉的粮食是没有船多的，而且运粮食的人也要吃粮食，最惨的就是粮没运到，先被运粮的人吃光了。所以后来中国人为什么要修大运河，很大的原因就是用河运粮食的成本低。
而李悝变法的魏国，深处内陆，黄河旁边。魏国人连海长什么模样都没见过。
在李悝看来，魏国必须重农，提高粮食产量才是王道，指望商业来提高国力还是洗洗睡吧。再说人都跑去做生意了，找谁征兵，找谁修黄河堤坝。中国古代君王最讨厌的就是流动人口。
魏国走重农主义路线，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才能把蛋糕做大。首先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与积极性。
魏国作为独资企业，魏文侯作为老板兼唯一股东，独自拥有所有的土地与百姓，他绝不会分给中层干部。而魏国的基层员工都是小农，魏文侯是坚决杜绝大地主存在的。
国君作为全国最大且唯一的地主，是小农经济的坚定捍卫者！赵、魏、韩三家在瓜分晋国前，就开始把自己领地上的土地授予老百姓耕种，自己收租子当地主，这就是“授田制”。
自家的地都是祖上分封和用命抢来的，又怎会允许老百姓私自贩卖？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允许私自贩卖土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有钱的人就会炒地皮，大量兼并土地，自己当地主。人都有个天灾人祸，急需用钱的时候，小农把地卖给地主后，就变成了佃农。佃农给地主打工，耕种地主的地，交租子。万一地主是个黄世仁，抬高租子，逼得佃农活不下去，佃户跑了咋办？
如果国内出现地主，国君征收赋税时，该找地主还是找佃农？更可怕的是，大量土地兼并，会导致基层百姓流离失所，到时去哪里征兵？另外，如果土地被地主兼并了，哪还有土地奖励那些有战功的军人？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王朝土地兼并严重时，它就开始由盛转衰，财政难以为继，征兵征不上来，只能搞募兵制，结果将领拥兵自重。
在李悝眼中，魏国基层员工家庭最理想的模式，是五口之家。
李悝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意思是：一家五口人，可以种一百亩的地，一亩地一年可以上交国家粮食一石半，一百亩地合计上交一百五十石粮食。
只有保护好小农，才能稳定魏国的基层，粮食、兵源也会滚滚而来。
为了稳定魏国的经济基础，李悝颁布影响后世的法令——《平籴（ dí ）法》。
粮食市场上一直有这么个怪圈，那就是“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意思是，粮价太便宜了，农民入不敷出；粮价太贵，城市居民负担不起。只要粮食价格存在波动，商人就会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最后国家财政困难，农民破产。
粮食丰收时，粮食多了，价格会下跌。为避免下跌，政府会根据丰收情况买进农民手中多余的粮食，然后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粮食歉收时，粮食少了，价格会暴涨。为避免老百姓吃不起粮食，政府会根据歉收情况，平价出售粮食，避免粮食价格暴涨。
李悝不光颁布《平籴法》，从法令角度保护小农，更在政策上鼓励农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这一政策叫“尽地力之教”！
啥意思呢？说通俗点，就是只要是能种的农作物全都种上，不留一块空地。
李悝要求田里要种上小米、黍子、麦子、大豆、麻五种作物。万一其中一种农作物遇到灾害，靠其他农作物也不会饿死。住宅的四周也不能空着，全部种上。树不能乱种，种的必须是桑树，院子里要多种些瓜果蔬菜。
如果对战国时期炒地皮的人和商人做一项调查，问他们最痛恨的人是谁？李悝肯定高票当选。可正是李悝，确保了百姓安居乐业，壮大了小农经济，提升了魏国国力。
魏国蛋糕做大了，下面怎么切蛋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