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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当大规模疫情发生和扩散时，抗疫便是群体行为；没有群体的努力，个人在疫情面前会显得极其渺小，世界会变得毫无希望。不过，群体抗疫如果要有效，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责任担当。因此，疫情不仅是对制度的检验，更是对国民性的检验。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后，中国进入一个举国上下的动员状态。这里人们既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悲哀。希望的一面是人们组织起来，无论是正式政府系统还是非正式的自愿者，一旦组织起来，便显示出了无限的力量，医生、护士、政府官员、军人、志愿者、普通百姓，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全力对抗疫情，他们的努力和背后的精神为世界瞩目和惊叹。
悲哀的一面是在个体层面，看不到被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之外的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责任担当；随处可见的是把自己的责任最小化，甚至是毫无个人责任感，而把别人的责任无限放大的个体，似乎抗疫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别人的事情。
个体责任的缺失在疫情期间的社交媒体上表现得异常明显。社交媒体可以说像个放大器，把社会的真实面搬到了平台上。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把不能通过传统媒体反映的事情反映出来，尽管不是那么完整，但也为相关方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信息，只要人们足够细心，总能够找到有用的真实信息；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赤裸裸地显露出人性的丑恶面。有一些平台为追求流量而消费各种极端事件，道德化和妖魔化的语言比比皆是，甚至制造或者传播谣言。
尽管多数社交媒体本意在于传播事实，但社交媒体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片喧嚣和集体亢奋，甚至把他人的悲哀当成自己的娱乐源。尽管骂声遍地，但都是对他人的无限度指责，不见有任何的自我反思。除了制造一种气氛，或悲或喜，或愤怒或恐慌，不仅无利于抗疫，而且最后什么都留不下来，促成不了愤怒者们宣称所要实现的任何变化。
危机面前人的表现
如何理解这场危机及人们在危机面前的表现？危机是群体性的，但群体性危机是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选择的结果。每一个人选择的总和，既造就了人们所看到的现时局面，也决定这个局面的未来走向。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个人意志和基于个人意志之上的选择足以影响全局。也在这个时刻，尽管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强制另一个人作怎样的选择，但每一个人的个体选择决定这场危机的性质、发展路径和未来。
李文亮医生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李文亮在作选择的时候，就是一个平常人的一个理性而诚实的选择，或许只是为了家人、同仁、朋友的安全，才把有关疫情的信息公之于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他并没有想哗众取宠，成为一个特别的人物；相反，他只是觉得把这个信息发到微信朋友圈，是基于对自己在意的人的责任，或者道义的选择。任何选择不仅有代价，也是有结果的。就李文亮来说，他并没有想成为英雄，但结果让他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没有想拯救世界，但至少拯救了世界上的很多人。
反之，疫情发生的初始阶段，其他的知情者，包括地方官员、疾病控制官员、精英大学的学者等，他们又作了怎样的选择呢？如果所有这些群体有责任担当，又有像李文亮那样的个人意志，把疫情的信息以任何方式传播出去，现在的情况或许会有很大不同。不过，他们作了他们的选择。地方官员或许受制于各种制度或政策制约，或者主动依照规则限制信息传播。
疾控官员和大学学者则选择了写文章，向国际刊物投稿。这些群体都可以找到一大堆理由，来论证自己当时的选择是正确或理性的。没有人会质疑他们作选择的难处，也相信他们的选择有“不得不”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解释，依然必须指出，在疫情发生的初始阶段，作为知情者的他们缺少了责任担当和基于责任担当的个人自由意志。
无论怎样的社会，任何选择都需要受环境的制约（包括文化、制度和政策）。所谓的“选择”是指在各种环境制约面前的“选择”。美国被视为最典型的自由民主社会，在很多人眼里拥有几乎“完美”的言论自由，但为什么美国还需要“吹哨人”，还需要保护“吹哨人”的制度安排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多么自由，自由都是有外在制约的。但是，因为外在制约而选择了“不自由”，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本质上还是缺乏自由意志和责任担当。
社会个体的责任与担当
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在早期，说“自由”就是说“责任”。自由是就自我而言的，而责任则是就与自我相对的他者，或者自我之外的群体而言。即使是人们高度重视的言论自由，也是具有责任和边界的，西方很多国家因此有反诽谤的法律，就是要彰显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必须为每一个享受言论自由的社会成员所履行，并且有法律制度保障。
但对很多人来说，具有制度制约的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近代德国的哲学家因此转向了个人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才体现出个体的自由本质。到了尼采的哲学，强调个人意志到了一个顶峰。在尼采看来，只有具备了强大的个人意志才有个人自由可言。尼采的哲学受到传统自由主义的谴责，认为过于强调个人意志会导致个人英雄主义的出现，可能会为世界带来灾难。但是，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在法国的存在主义者（尤其在萨特、加缪等）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存在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与其说是社会制约的产物，倒不如说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人存在的本质不是被上帝或神决定的，所以人要从具有压迫性的、在精神上具有摧毁性的“传统顺从”中解放出来，追求自身真实的“存在”。人成为英雄还是失败者，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再者，不管个人面临怎样的选择，选择是自由的。哪怕遇到诸多制约，人们也可以“虚无”一些，把一些外在的制约东西“虚无化”了，就不见得那么可怕，人还是可以作自己的选择的。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如果陷入集体危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而不仅仅是几个领袖或决策者的责任。
简单地说，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每一个个体都负有责任；负责抗疫的并非仅仅是医生、政府官员、志愿者，而是所有人。不管是直接参与者还是间接参与者，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每个个体的选择决定了这场已经被称为“战争”的抗疫运动的成败。
李文亮、地方官员、疾控官员和学者们所作的选择，导致了后来的疫情局面；同样，中国社会每一个成员的选择，会决定抗疫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这里的关键便是担当和责任。极端自私的选择和具有担当责任的选择，结果全然不同。
问题在于，担当与责任从哪里来？即使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也具有“先天”因素。李文亮所作的选择表明，人们实际上不需要那么伟大，选择其实就是一个自己认为是真实的决定，为了家人、为了同事、为了朋友的决定。或者说，强大的个人意志就是自由，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和担当。
在危急时刻，没有一种外在制约可以促成人们只作“李文亮医生”那样的选择，而不作地方官员、疾控官员和学者那样的选择。人们也可以相信，很多人仍然会继续作后者那种选择。但公平地说，人们对结局的评判也是公平的。不管官方如何评价，人们对李文亮、地方官员、疾控官员和学者已经作了“盖棺定论”式的评判。
个人选择对社会产生影响
只要人是社会的人，个人的选择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而社会对个人的判断也是基于其选择对社会的影响。或者说，处理好个人自由（选择）和责任担当之间的关系，就是处理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或者严复当年所说的“己群”关系。
严复当年用文言语句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仔细思考一下，这种翻译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严复看来，“群”者，群体、社会公域也；“己”者，自己、个人私域也；亦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要区分清楚。严复在这部书的《译凡例》中说明了他所以用“群己权界”这四个字的意思，说：“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也。”
也就是说，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权”，但他们的权又都有其界限。每个人都有权行使他的自由，其界限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妨碍别人的自由，社会有权制裁他。换句话说，个人自由的行使必须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利益。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严复所说的“群己权限”不仅“知”难，“行”也难，“知行合一”更难。孙中山先生在早期革命过程中就看到了中国民众的极端利己主义对国家建设所造成的困难。因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所以孙中山转向了组织的力量。
不难发现，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构造新国家这个政治主线从未变化过，不同的是看谁的组织力量更强大，更具有竞争能力。尽管孙中山的理想是实现群己权平衡的社会，但他并不认为这种理想会从天上掉下来，为此，他设计了一种渐进主义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
组织必然涉及权力的集中，权力的集中必然影响权力在一个社会的内部分配，即分权形式。近代以来，权力集中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趋势，因为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的制度区别在于现代国家的集中性质。但世界各国内部的集权程度又是那么的不同，以至于人们把一些政体称之为“民主”，把另一些政体称之为“专制”。
当然，仍然有相当多的社会，其权力根本集中不起来，社会始终停留在无政府状态，甚至是失败国家状态。也很显然的是，民主或专制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的，由少数政治人物决定选择的产物，而是大部分人的选择结果。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具有足够的“分权”（或“民主”），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人能否在选择过程中实现群己权之间的平衡，也就是个人自由（选择）和担当责任之间的平衡。只有实现了基于责任担当的个人自由时，分权或民主才会有希望，因为那个时候权力集中就失去了基础；否则，这个社会永远逃避不了集权体制。
危机暴露社会的真实面，它检阅这个社会的一切，拷问这个社会的一切。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以来，一方面表现为有组织的抗疫，另一方面表现为没有责任担当的无政府状态。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对危机后中国社会制度转型开始抱有高度的期待，但社会群体行为的种种作为，最终会导致人们作出最为现实的集体选择。一句话，在缺失具有责任心的公民的情况下，除了高度集中的组织化，还有其他替代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