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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研究出发点不同，企业成长理论流派众多，且学术界各有不同的划分依据和总结体系，因此梳理分析起来比较繁杂。基于企业成长的动因可以分为内生性成长理论和外生性成长理论；根据研究关注的重点可以分为基于规模经济的成长理论、基于核心资源、能力的成长理论，以及基于生命周期的成长理论等。本书遵循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派的基本划分，考察不同学派对于企业成长的认识和观点，如图2-3所示。
图2-3 企业成长理论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企业因社会分工而产生。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数量和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企业成长的动因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同时，古典经济学理论指出，企业的规模经济不可能无限增加，也存在着临界点，一旦达到临界点，企业会从规模经济变成规模不经济；此外，企业成长也受制于大环境的发展，产业发展的前景对企业成长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企业因分工而存在，企业成长是分工效率优势的体现，企业成长的方式是不断追求规模经济，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随着分工和市场范围扩大而增加。
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论证国富之源时也从侧面论证了企业成长的原因。他以著名的制针流程为例，详细地阐述了劳动分工的科学性和经济性，证明了企业存在的必要性。他指出，企业本质上是劳动分工下形成的组织形式，其目的在于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随着分工的细化不断形成新的企业。因此一国经济中企业的数量与分工程度之间成正相关关系。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来看，分工使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企业单位成本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从而证明了企业分工程度与企业成长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亚当·斯密认为，企业员工人数与企业分工程度可以作为度量企业成长的关键指标，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与技术结构是影响企业成长最终规模的关键因素，市场容量则是制约企业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宏观层面上解释了经济扩张，即企业数量增加的原因，也在微观层面上分析了企业成长，即企业规模扩大的原因，该理论被认为是企业成长理论体系的源泉。然而该理论并没有进一步地对社会分工（一般分工）和企业分工（特殊分工）加以区分，对于微观层面企业成长的理论构建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约翰·穆勒在斯密的理论框架下，聚焦于企业规模扩张与成长的研究。在斯密的分工理论基础上，他提出企业成长是劳动联合与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联合与分工都需要大量的资本作为支撑，企业资本量的大小成为制约企业成长与规模扩张的决定性因素。进一步来讲，他认为企业成长理论就是规模经济理论，并论证了大企业代替小企业的趋势。穆勒认为企业成长除了是由于专业化分工与工人熟练度不断提升以外，还是由于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传统人工劳动力生产带来的生产力提升。
查理斯·巴贝吉总结了斯密的思想，延续了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的观点，认为劳动分工是每一道生产流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并进一步强调了工人被机器取代对于劳动分工提升生产效率的影响。
马歇尔引入外部经济的概念，认为企业成长是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从企业内部职能部门和外部关联企业两个维度理解专业化分工给企业带来的效率提升。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新的职能单位的形成，每个职能单位以提高效率为目标，从而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企业外部，专业化分工形成了不同的产业与行业，企业在自身所处的领域深耕，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强调企业家对企业成长的关键作用，同时引入企业家生命有限性的概念。同时，马歇尔提出居于垄断企业的概念，认为企业成长是竞争作用下优胜劣汰的结果。马歇尔的理论将古典企业成长理论与稳定均衡条件相结合，为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拓宽思路。马歇尔的理论也成为后续资源基础理论、演化理论等重要企业成长理论的渊源。
斯蒂格勒在马歇尔的基础上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明确了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他指出，成立初期的企业市场规模较小，企业内部分工是推动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随着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专业化发展，企业综合能力逐渐提升。随着外部市场的增长以及产业的扩大，单个企业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随着分工程度的深化，市场中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
马歇尔既是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宣告了古典经济学的终结，也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开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价格理论为核心，认为价格机制是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条件下，企业是可以被概念化地通过投入劳动和资本获得产出，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专业化生产组织。
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技术、信息等充分流动而且对称，生产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可以精确计算，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也可以量化。新古典经济学厂商理论是由其对厂商行为的两个基本假设构成的，如图2-4a和图2-4b所示。
生产函数：
目标函数：
图2-4a 生产函数
图2-4b 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生产：MR=MC= P
在生产函数中， Q 表示企业产品的产量， K 表示企业进行生产而投入的资本， L 表示企业为进行生产而投入的劳动力。生产函数表明，企业生产的产品是企业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得到的产出。目标函数中， π 表示企业利润，等于销售商品带来的收益与生产产品成本之差。MR表示边际收益，MC表示边际成本， P 则表示商品价格。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厂商理论，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MR=MC）时，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并形成了商品的价格。在长期均衡的竞争条件下，超额利润会逐渐消失，企业的获利水平回归正常。将以上生产函数和目标函数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即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专业生产组织。进一步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抽象为同质化的最优专业生产者。
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还认为，由于企业规模扩张存在着一定的边界限制条件，越过这些限制条件即带来规模不经济，这构成了企业成长的边际限制。
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行为抽象为一个最优的生产曲线，认为企业最优生产规模的扩大就是企业成长的过程，而忽略了企业内部的演化、发展过程。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在技术、市场等外部环境约束下的企业成长，将企业成长的过程量化为企业规模扩张的过程。然而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理解仅关注企业外部的因素，认为企业是同质的，忽视了企业作为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企业主体对成长的主动追求。
由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企业外部着眼来看待企业，而对企业内部问题少有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首次关注到从企业内部来研究企业问题。因此，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也被称为现代企业理论。
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被认为是新制度学派的开山之作。根据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是没有摩擦的，即交易费用为零；市场是完全公开的，即获取信息的成本为零；任何交易都可以在市场中达成，即市场不需要企业协调各类资源达到最优资源配置。科斯指出，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真实情况是交易是有成本的。科斯引入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以后，解决了关于企业成长的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是企业？企业的边界在哪？科斯指出，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交易费用大于零。同时他指出在市场中交易的成本和在企业内部交易的成本是不同的。当一项交易在市场上发生的交易成本高于该笔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所发生的成本时，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考虑，该笔交易就会内化到企业中进行。随着企业内部交易的增加，企业的规模持续扩大，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也不断提高。由于管理收益递减，企业也不能无限地扩张，当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所产生的交易费用等于企业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其他企业组织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时，企业的扩张达到边界，如图2-5所示。
图2-5 企业与市场机制
威廉姆森在科斯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理论，解释了企业纵向一体化降低交易费用的问题。他认为企业纵向一体化发展主要动因是市场中既有的和潜在的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潜在交易费用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纵向一体化发展。资产专用性指某些资产只在特定的领域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由于这些具有专用性投资的“拴住”效应和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通过契约的方式无法完全规避被投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投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会通过向前或者向后一体化的方式，将原本在外部市场中进行的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交易，其结果就是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扩张。
张五常并不完全认同科斯提出的企业代替市场的观点，他认为企业也是一种市场，以要素市场取代了中间产品市场，从而提高交易的效率。企业与市场的主要区别表现为市场是直接定价机制，而企业属于间接定价机制。因此，张五常的理论也被称为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假定私人拥有生产性投入，生产资源的所有者在投入资产的时候面临三种选择：①自己生产和销售商品；②直接将投入全部卖掉，直接获得一次性收入；③以合约的方式将投入的使用权委托给代理人，从而换取一定的收入。第三种选择形成了企业。张五常认为企业本质上由一系列合约构成，企业家或者代理人依据合约的规定，获得对生产要素有限的使用权，指挥企业的生产而不会直接涉及每种活动的价格，并将生产的产品推广到市场中进行销售。
根据张五常的理论，市场和企业都是一系列契约构成，因契约的签署方、签署标的、定价机制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两种机制。由于企业契约和市场契约的签署主体分别是生产要素所有者和中间产品商，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市场和中间产品市场之间的差异。市场上的定价是中间产品商对产品直接定价，而企业内部则是间接定价机制，以企业剩余权利代替直接定价。只有当间接定价的成本小于直接定价的成本时，企业才有存在的必要，而企业成长的边界也由直接定价机制和间接定价机制两种费用边际的博弈确定。
杨小凯和黄有光在张五常的基础上引入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建立了分工与专业化的模型，说明了自给自足、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的产生是分工和交易费用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指出，企业与市场之间是互动发展的，即企业作为个体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市场整体的扩张，市场规模的增长也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市场条件。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同生产要素之间的联合可能带来合作剩余的观点，并基于对这一观点的认识，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他们指出，团队生产的收益是团队生产带来的效益与团队管理成本之差，当团队生产的收益高于单个生产资料的简单加总时，团队生产的形式会被采纳。在团队生产中，为了避免机会主义的行为，较好的解决方法是在团队中赋予一个人“剩余索取权”，并以合同的形式确定其他成员的收入。并且，赋予个人的剩余索取权与团队的总产出高度相关，因此企业的所有权在团队生产理论认为就等同于剩余索取权。
熊彼特围绕企业家在企业成长中的重要作用，独特地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他的核心思想是企业家创新理论。他构建了动态的研究框架，认为企业成长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和非连续性，更强调企业家的创新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体系的轴心，其创新行为是企业成长乃至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本质上是对生产函数的重新设定，企业家以创新的方式对企业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就是对企业生产函数的修订。而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这种企业家创新，即企业家在市场中发现获利的机会，并通过重新组合生产资源、安排生产活动实现利润的过程。
然而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弊端在于，从企业个体的视角出发去考察企业，对企业成长的理解则局限于企业家一个因素对企业的控制。过分强调企业非竞争性资源的个体特征，而这种资源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这些知识与能力公开，企业就失去了相对竞争优势，随之也失去了创新带来的利润。但是，在熊彼特的观点之下，企业不再是同质性的，在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之下，企业作为个体有了新的生产函数，企业成长具有主动性，不再是在市场约束下的被动选择。
资源基础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彭罗斯，她所提出的企业成长理论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明确了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并梳理了企业成长机制，构建了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研究框架。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1990）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核心能力》，文中对核心能力定义为“所有能力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它可以通过向外辐射，作用于其他各种能力，影响着其他能力的发挥和效果”，认为核心能力是长期形成且蕴含于企业内质中、是多方面的技能和机制的有机融合，能够使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和优势。
资源、能力和知识基础理论的核心是企业成长的内生性，企业掌握的资源、培养的能力、储备的知识等内在条件是企业不断提升保持在市场中竞争优势的基础。在资源、能力和知识基础理论中，企业被视为资源、能力和知识积累的载体，这些积累决定了企业未来发展的潜力。资源、能力和知识基础理论对企业内在条件积累机制进行分析，是理解企业成长、制定企业竞争战略的重要依据。
资源基础理论在企业成长理论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应用极广且极具代表性，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本章的第三节中将详细论述该理论。
钱德勒开创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先河。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他通过对食品、烟草、化工、石油、机器制造业等大型工商企业的成长历程进行分析，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工商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钱德勒将行政管理协调比作“看得见的手”，将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协调比作“看不见的手”。他认为“看得见的手”在协调大量生产与分配的过程中比“看不见的手”更有效，从而论证了工商企业产生的必然性。
钱德勒根据组织制度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才带来了真正的企业成长，传统意义上的规模扩张、多元化、纵向一体化等尽管是现代企业成长的主要策略，但不是企业成长的全部内涵。钱德勒认为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与企业内部层级制管理结构的形成与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与成长密切联系。
总之，钱德勒认为企业成长不仅包括外部规模扩大，也包括内部制度变革，内外兼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钱德勒对于企业成长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承认了大企业的存在与作用，开创了现代大企业成长的崭新研究。
演化经济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企业看作是具有传承、演进功能的组织，从微观的企业活动分析企业成长。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的惯例之于企业进化过程，就如同基因之于生物进化，企业惯例承载着企业成长的遗传基因。惯例是企业的固定行为方式、不断传承的组织记忆。惯例对于企业的作用在于传递技能和信息，围绕着企业的经营活动，从研发、生产、销售到企业管理乃至企业投资活动中都存在着惯例，对企业的行为有深刻的影响，在惯例的作用下这些企业经营活动可以习惯性地“自动”完成。企业的惯例也可以解释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由于企业惯例的不同，企业的行为就会产生差异，进而企业之间也会产生差异。
企业可以通过改变惯例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一般来说，改变自身惯例有两种途径：搜寻与创新。搜寻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是指企业在已知技术和惯例中寻找与自身的资源、能力、知识匹配度最高的知识和惯例。而创新也被称为“熊彼特式竞争”，是管理的再创造过程，在完全破除旧惯例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惯例。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搜寻与创新往往是交互进行的，搜寻惯例时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往往需要根据企业的特性做出一些调整，而创新的惯例也不是无中生有，需要既有的惯例作为基础。这种交互反映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无论是从渊源、方法论，还是内容上来讲，演化经济学与资源、能力、知识基础理论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在彭罗斯著名的“企业是知识创新体”的命题基础之上，形成了企业成长理论的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这些理论随后又与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大量相互借鉴和引用，而企业知识理论又被看作这一系列理论的最新发展，演化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和方法也是资源、能力和知识基础理论共同的基础。与企业资源、能力、知识理论的不同在于该理论认为企业成长的关键在于企业内部的惯例，而惯例本身就是企业形成的知识状态。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对企业成长人格化的研究，它独立于传统的企业成长研究视角，开创了一种更具实践意义的企业成长研究方式。生命周期理论把企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成长阶段，对每个阶段特点展开研究，并形成一定模式。虽然生命周期理论对企业成长的本质、影响因素等问题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但它将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定义和区分，极好地体现了企业成长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进步的过程，它是今后对企业成长特点等问题研究不断细化的基础，也是企业生命力和企业持续发展等观念的源泉。
由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是企业成长理论中最具代表性、应用最广、内容最丰富的理论之一，并且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因而将在本书第三章进行详述。
综合以往企业成长研究理论，可以从规模、知识能力、制度、时间四个维度来加以归纳总结，分别对应不同的学术流派，如图2-6所示。
图2-6 企业成长理论归纳
总结以上西方的基础企业成长理论以及延伸研究，可以看出资源基础理论已成为现代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核心基础理论。该理论试图从企业内部寻找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因素，既包括促进企业成长的因素，也包括限制企业成长的因素。在以资源基础理论作为研究借鉴和框架的前提下，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既能激发企业成长，同时又限制企业成长速度”的“内在的东西”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本研究也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成长理论而展开的。但由于资源基础理论主要从内部资源来考虑成长问题，完全回避了企业外因的作用，忽视了制度、文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因而本研究在吸取了资源基础理论关注企业内生性优点的同时，克服了其忽视企业外生性的缺点，将影响企业的内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现代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与日益丰富的产品线、逐渐扩张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企业体量相匹配的组合结构体系。威廉姆森基于钱德勒对美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和对企业管理、战略的探讨将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划分为U型、H型和M型三种类型。
U型（Unitary）组织多见于现代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包括直线结构和直线职能制。直线结构中每个员工只对一个上司汇报、负责，因而管理者需要能够掌控公司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适用于企业规模较小、产品结构简单的企业。直线职能制结构则是在直线结构组织的基础上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职能进行划分，通过实施专业分工管理与直线结构组织中链式管理的结合让员工既对上级主管负责，又对其所属的职能部门负责。U型结构中各部门之间的独立性不强，企业的控制决策权集中在管理层。
H型（Holding Company），又称控股公司结构，是指企业集团下设若干子公司，并持有子公司的股份。集团下设的子公司一般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和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作为相对独立的利润中心进行日常的生产活动和运营。此外，子公司的组织架构通常是U型结构。与U型组织形式相比，H型的企业集团组织形式使得管理决策权更为分散，适合产品多样化，经营较为分散，业务部门之间相对独立的企业，常被通过并购重组方式扩张的企业和一些跨国企业采用。
M型组织（Multidivisional），也被称为事业部门型组织，根据业务按照产品、区域等因素建立半自主性的事业部。M型组织的特点是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的分离并将集权与分权进行了较好的结合。M型组织在通过管理层负责资源配置和重大决策制定的同时确保各个事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从而有效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自杜邦公司于20世纪早期建立多部门结构的管理组织以来，M型结构已成为现代企业广泛采用的组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