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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作高效率的生产组织。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首先提出了社会分工的观点，论述了劳动分工的科学性，以及企业进行分工的经济性。查尔斯·巴比吉在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逻辑。他认为劳动分工使企业能力出现分化，并随着分工的细化企业向专业化发展，进而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马歇尔把分工导致的效率提升视作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企业是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产物，同时企业也由于生产效率下降而走向衰落。他还进一步明确区分了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不同层面的分工，以及分工导致的专业化对效率提高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基于分工观点出发，把企业当作了一个生产性组织，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则是源于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企业本质上是一个“高效率的生产组织”。
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作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条件下。一方面，假设总体是由最优决策理性的个体加总而成；另一方面，假设市场中的信息是充分流动且对称的。在这样的理想化的环境下，个体之间的交易发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这个市场始终可以保持帕累托最优状态。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作为专业化的生产组织，通过投入生产资料获得产品产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得以精确计量，企业保持在最优产量水平上运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也可以量化。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企业是基于组织管理能力的生产单位。 钱德勒是制度变迁学派的代表，他从企业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两个方面阐释了企业的产生。从外部条件来看，现代大型一体化工商企业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内部条件来看，他认为随着企业经济活动量不断增加达到一定规模时，市场协调的效率低于管理协调的效率，此时作为“看得见的手”的企业管理协调会代替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协调。不同于规模经济理论，钱德勒指出，生产协调能力的增强和反应速度的提升是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企业生产设备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种经济性主要来自对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资料的组织协调能力，而不是企业内工作的更趋专业化和进一步分工。可以看出，钱德勒对于企业本质的认识也是从生产角度出发，但他将企业存在、起源以及边界和竞争优势都主要归功于管理能力和管理速度，而不是规模经济。
钱德勒从生产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企业的本质，将生产属性作为其企业理论阐述的前提，他强调了企业管理协调的重要性，尤为强调管理反应速度的重要性，即时间效率。相比规模经济，钱德勒更看重速度经济。但钱德勒的企业制度变迁理论把企业通过创新而提升管理能力和速度的原因归功于技术，忽略了这一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关系和人力资源因素。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假设企业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竞争，交易费用为零，任何交易都可以方便、无费用地在市场上完成，不需要组织的任何协调。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企业间的交易是有成本的，企业为降低交易成本把一些交易活动内化到企业自身体系之内，这样就从交易成本的角度阐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企业的边界。同时，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企业是利用企业家的权威来代替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因而市场活动内化到企业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然而由于企业家权威边际效用、管理收益递减，企业扩展到一定规模时，企业内部交易的管理成本将等于市场上进行同样交易的成本，则此时企业处于交易费用内外均衡的状态，这个规模限度就是企业的边界。此外，科斯还认为企业的本质是用长期契约代替市场的短期契约，这是一种与市场机制条件下不同的交易活动契约形式。因此，企业的显著作用就是作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彭罗斯被认为是“企业资源理论之母”，她创立的资源、能力、知识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她指出“企业不仅是管理单位，而且是在一个管理框架组织下的生产性资源集合体”。企业资源理论遵循其思路认为企业的本质是“资源的集合”。而后出现的企业能力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是随着学者对企业资源认识的丰富，对资源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补充，分别认定企业的本质是“能力的集合”和“知识的集合”。
在关于企业成长长久以来的探讨中还出现了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创新理论，该理论着重阐述了企业家在企业中的关键角色和作用。熊彼特从企业家角度构筑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他认为企业家是社会经济体系的中心轴，是企业成长、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企业家的任务是用创新方法把生产要素组织、综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经营活动。企业家的创新，特别是破坏性的创新会产生新的生产函数，从而增加生产总量。由于熊彼特构架了全新的动态论的思维框架，他认为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都是一种非连续的、突发的动态过程，而其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就在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