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 ① ，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②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 ③ ，宣周、邵之风 ④ ，达太王、王季之思虑 ⑤ ，爰及公刘 ⑥ ，以尊后稷 ⑦ 也。幽、厉之后 ⑧ ，王道缺，礼乐衰 ⑨ ，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 ⑩ ，作《春秋》 ⑪ ，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 ⑫ ，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⑬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司马谈）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流着眼泪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周朝的太史。再早的先祖在虞舜和夏禹的时代就曾有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后来半道上衰落了，难道在我这里就要断绝了吗？如果你以后能再当上太史令，那就算继承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当今天子上接千年来的大统，到泰山上封禅祭天，但我却不能跟着去，这真是命啊！真是命啊！我死后，你一定会成为太史令的；你做了太史令，不要忘记我想写的那部著作。孝道最浅的层次是侍奉父母，中间的层次是侍奉国君，最高的层次是树立己身。使自己名扬后世，连父母也跟着光荣，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天下人赞扬周公，就是因为他能够论说和歌颂文王、武王的德行功业，使自己和召公的教化普行于天下，继承太王、王季的思想，功业可一直追溯到公刘，推尊到始祖后稷。自幽王、厉王以来，王者之道残缺不全，礼乐制度崩坏衰败，孔子整理了旧时的文献，振兴了已被废弃的礼乐，他论述了《诗》《书》，撰写了《春秋》，学者们直到今天还把它们视为行为的准则。从鲁哀公西狩获麟到今天有四百多年了，由于诸侯们的兼并战乱，各国史书都已散失断绝。当今大汉兴起，国家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事迹很多，我身为太史，却不能把它们记载下来，造成历史文献的荒废，这是我非常忧惧的，你一定要好好记住这件事！”
① 接千岁之统：接续了千年来的大统。根据《封禅书》，西周初年周成王曾经封禅泰山，周成王（前 11 世纪）至武帝封禅泰山（元封元年，前 110 年）相隔约有九百多年。“千岁”是约数。
②吾所欲论著：指司马谈希望完成的《史记》。
③论歌文、武之德：论述歌颂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德行功业。旧说今《诗经》中的《文王》《大明》《文王有声》以及《尚书》中的《牧署》等歌颂文王、武王功业的作品皆为周公所作。
④邵：同“召”，指召公，周公之弟，生卒年不详，姬姓，名奭（shì）。
⑤太王：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初居豳（bīn，今陕西省旬邑县西南），为戎狄所侵，迁于岐山之下，定国号为周，及武王有天下，追尊为“太王”。《诗经》中的《緜》即为歌颂太王而作。王季：名季历，生卒年不详，周文王的父亲。兄泰伯、虞仲出奔荆蛮，让位于季。太王卒，立为公季，修太王之业，传位文王，武王时追尊为“王季”。《诗经》中的《皇矣》即为歌颂王季而作。
⑥公刘：周人远祖，传说为后稷的曾孙。他迁徙豳地定居，不贪享受，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诗经》中有《公刘》篇歌颂其功业。
⑦后稷：周朝的先祖。相传姜嫄因践天帝迹而怀后稷，因初欲弃之，故取名曰弃。及长，帝尧举为农师；有功，遂封于邰（tái，今中国陕西省武功县西南），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⑧幽、厉：周幽王、周厉王，皆为西周后期昏君。幽、厉之后意指东周以来。
⑨王道缺，礼乐衰：王者之道残缺不全，礼乐制度崩坏衰败。
⑩ 论《诗》《书》：古人认为孔子对《诗经》和《尚书》重新予以了解释和阐发。
⑪作《春秋》：司马迁采用孟子和汉代公羊家的说法，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且认为《春秋》寄托了孔子的微言大义。
⑫获麟：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 年）西狩获麟，孔子对此伤心慨叹，《春秋》记事便至“获麟”而终止。四百有余岁：西狩获麟至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之时），凡三百七十二年。
⑬史记放绝：各国史书散乱丢失。史记，泛指各国史书。
司马谈（约前 165 年—前 110 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之父。他学识广博，武帝时为太史令，负责记录史事、整理典籍、推算天文历法以及记载朝廷大事等。在担任太史令期间，司马谈对先秦诸子百家著作进行了系统研究，撰写了名篇《论六家要指》，为先秦诸子学说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他开始搜集资料，尝试编撰通史。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 年），武帝赴泰山封禅，司马谈染病留在洛阳，未能随行，深感遗憾。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赶来探望的儿子司马迁：自孔子撰述《春秋》后，长达四百年的时间中，没有一部经典的历史著述，这段时间的历史近乎空白，自己为此感到担忧。作为史官，修撰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是他的历史使命，他期望儿子能继承他的遗志，撰写史书。司马谈遗命中强烈的修史愿望和著述历史的理想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成为司马迁日后撰写《史记》的指南和精神动力。
司马谈在遗言中谈到他对“孝”的理解，他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认为，孝并不是对父母长辈一味地顺从，而更重要的是能够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做出一番事业，能留下好的名声，让父母长辈也感到光荣。而要做出一番事业，就要有所担当，勇于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司马谈正以此叮嘱儿子要继承自己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