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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与众不同，在先秦的文献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孔子的博学多能使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声望卓著，即使是孔子自己，也并没有将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熟悉礼仪的人。他有很高的自我期待，孔子将自己看做上天意志的传达者，所以尽管他“不语怪力乱神”，但期待着凤鸟和河图这些祥瑞的出现而接受天命。因此，在晚年他会发出如此的叹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孔子也让他身边弟子切身感受到他的魅力，在他的弟子眼里，他是为万世立规则，甚至于是超越传说中的圣王尧舜的贤者。如弟子子贡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弟子颜回则从切身感受出发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虽然有时孔子并不承认自己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自己的很强的使命感。所以，他在面临匡人的围困时仍会镇定自若：“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也对自己有着很高的期待，这从《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谈话中清晰可见。他早年周游列国，为的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到处不如意，使孔子感到失望。越是到了晚年，孔子的失落感越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而《礼记·檀弓》中所讲述的孔子预知自己不久于人世时的一段话，更是感人。孔子早上起来，拄着拐杖，在门口摇晃着，唱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孔子在当时甚至被视为殷遗民预言中那个复兴殷商的圣王。因为孔子距殷武的灭亡有500多年。这听上去有点像《圣经》中有关“弥赛亚”的故事，但显然当时人接受了这种看法。如《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临死时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孟子的话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孔子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孔子的学说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儒家和墨家的思想是当时的“显学”。《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另一方面，先秦诸子和后来的各种典籍，不载“夫子言行”的很少，既有墨子和法家的批评，也有庄子的寓言和调侃，儒家学派的作品自然以阐述孔子的理想为己任。
因此当时的士人中有许多人修儒业，即使是在法家思想大行于世的秦朝，扶苏也说过：“诸生皆诵法孔子。”（《史记·秦始皇本纪》）同时，儒者以通晓古代的礼仪和典籍见长。因此，当时的博士多为儒生。《史记·儒林列传》说：汉承秦制，依然设立博士制度。孝文帝时，对博士还“颇征用”，“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战国、秦、汉初的博士中，大多数是儒生。
到汉武帝时，受“八王之乱”等事件的刺激，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策论，这样儒家正式成为汉代统治合法性的依据。而孔子本人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成为有德无位的“素王”，儒家经典则成为“百王之道”。董仲舒说：“（孔子）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春秋繁露·符瑞第十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因此，孔子在今文经学和谶纬之风合力的浓厚的神秘气氛中，也逐渐走上了神坛。
与西方宗教中人和神之间存有严格的界限不同，中国人的观念中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桥梁一直畅通。而且，在中国的神灵谱系中，更多的是由人升迁上来的“神”。也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将人间的政治和自然事件之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在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之后，儒家的“天人感应”论显然是解释天人之间关系的最佳方式。而孔子当然也就是最了解神意的人了。
这中间谶纬中的孔子形象对后世影响最大，他们在手法上与神仙方士并无两样。孔子的出生首先被说成是其母感黑帝而生，其姓名也像其他圣人一样是“吹律听声”而得来的。《春秋演孔图》说：“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在《孝经钩命诀》中，孔子是“海口”、“牛唇”、“骈齿”、“辅喉”、“舌理七重”、“虎掌”。
儒生们认为孔子有帝王的才干，也具备帝王的道德，但是他却没有帝王的命运，所以只能做“素王”。而他生下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汉制法。他生下来时胸前就有文字“制作定世符运”。《春秋演孔图》说：“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后来上天又以“获麟”的祥瑞来启示孔子为汉代制定法度。孔子所制的法就是《春秋》和《孝经》，还有《诗》、《书》和《易》。因此，《春秋》和《孝经》的出现也是云山雾罩的。如《越绝书·外传·纪十九》中说《春秋》是孔子“感精”而作。“孔子感精，知后有强秦丧其世，而汉兴也。赐权齐、晋、越，入吴。孔子推类，知后有苏秦也。权衡相动，衡五相发。道获麟，周尽证也。故作《春秋》以继周也。此时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与太平。孔子怀圣承弊，无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伤民不得其所，非圣人孰能痛世若此。”另一本重要的经典《孝经》则是“神示”而成。如《孝经中契》说：“丘作《孝经》，文成道立，斋以白天。则玄云踊北，紫宫开北门，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书题，号《孝经篇》。云神星裔孔丘知元，今使阳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后年麟至，口吐图文，北落郎服，书鲁端门，隐形不见。子夏往观，写得十九字，余字退消。其余飞为赤乌，翔摩青云。”
不但是孔子，而且孔子的弟子也有许多异相，如子贡嘴边绕有斗星，曾子长着犀角，其他弟子不是额头就是手掌，都异于常人。
在汉代的神秘主义色彩消散之后，孔子的神圣性便开始转入朝廷不断加封的程序中了。北魏时就封孔子为“宣尼公”；唐贞观时又以孔子为“先圣”；虽有反复，但唐玄宗“依贞观故事”，于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诏孔子为“先圣”，并谥为“文宣王”。这是朝廷首次封孔子为王。宋代孔庙的礼仪进一步升格，宋真宗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改为“至圣文宣王”。宋仁宗时又封孔子后代为“衍圣公”，世代相传，直到民国时期才废止。宋徽宗将孔庙之正殿命名为“大成殿”，“并增文宣王冕十又二旒”，与天子相同，并将祭孔仪式看做与社稷大礼同等重要。元大德十一年（1307）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30）题“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清顺治二年（1645）定谥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改称“至圣先师孔子”。
（干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