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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七年级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开始在心中筹谋能帮助我在初中阶段社交成功的策略。因为预料到七年级社交场合的复杂性将远远超出我的社交技能可以应对的范围，我不得不提前琢磨一些招数以期应对。和大多数那个年龄的孩子一样，我的忧虑包括穿什么衣服，和谁坐在一起午餐，第一支舞会是什么样。虽然这些都是些平常的担忧，但我为此所做的准备却一点也不平常。经过深思熟虑，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能否社交成功将取决于我是否有能力把一个成熟、专业的泰·田代形象展示给大家。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坚信自己的社交成功之路应由成熟和专业的形象来铺就。这种认识可能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我可能过度内化了父母要求的必须要做成熟决定——远离毒品、酒精和其他恶习——的警告；第二个，我最喜欢的电视剧角色就是《亲情纽带》（ Family Ties ）中那个名叫亚历克斯·P.基顿（Alex·P.Keaton）的男孩，他虽然才十几岁，但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却非常成熟老到，就像一个40岁的股票经纪人。
这种认定扮老成才酷的执念让我误入歧途。开学第一天，我为自己准备了熨烫得非常挺括的淡蓝色外套、一条起褶的卡其色裤子，一副超大号的、方形银边的、爷爷奶奶的朋友们戴的那种双焦点眼镜。要是一个60岁的会计如此打扮，那一准儿是风度翩翩。
和许多患有社交尴尬症的孩子一样，我很孤僻，甚至可以说是冷漠，这就意味着我很少和父母或身边任何其他人分享内心的想法，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我怀疑父母看到我如此装扮，一定在心里做着激烈的斗争，思忖要不要提点我那古怪的风格——父母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以免因为提点得面面俱到而被嫌弃，尴尬的孩子在防范被密切监管方面更是尤其警惕。单从技术上说，我这身装扮并没有太过不像话的地方，而且我终于快能和想象中那些老成的八年级学生合拍了。如果没有给衬衫上浆，或者，要是解开衬衫扣子，其实一切都还好，但偏偏是这些相反的小细节，配上我那副老学究眼镜，于是就尴尬了。
开学第一天，我妈妈开着她那辆棕色的奥兹莫比尔客货两用轿车送我去朗斯峰初中报到。当车辆徐徐驶进学校的环形车道时，我为自己精心打造的时尚装备与其他新同学之间的差异瞬间就泾渭分明了。同龄人们穿着带有破洞的黑色牛仔裤，裤脚随意卷起到脚踝，搭配着印有歌颂撒旦文字或者吸血蝙蝠图案的黑色T恤，戴着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在《壮志凌云》（ Top Gun ）中戴的那种金色框架的航空太阳镜。妈妈和我在大楼入口处停下车，面对着眼前极其拉风、生机勃勃的同龄人构成的一幅繁华而规模宏大的社交图景，我在车里倒抽了一口凉气。
打开车门的刹那，我希望自己可以瞬间隐身。我尽可能地猫起身体不引人注意，同时头一次在心里问了自己几个重要问题：我可以和谁交谈？为什么我的眼镜这么大？为什么别人都不穿我这种浆洗过的牛津衫？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打断了我的沉思。原来是我在小学时认识的几个男生：埃德·西默斯（Ed Seemers）、威尔·哈特福德（Will Hartford）和山姆·哈桑（Sam Hassan）。这些文质彬彬、勤奋用功、极其出色的好孩子们这会儿都凑在旗杆旁边，我如遇大赦，赶紧加入了他们。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和酷不沾一点儿边儿，但是现在谁也不必孤苦伶仃地当独行侠了。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这帮特立独行的人意识到，在初中的课间活动里，没有人再玩儿小学六年级时非常流行的捉迷藏、叠罗汉之类的游戏了。在对这一古怪的形势变化进行讨论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初中的校园文化烂透了。大家围站一圈，嘴里谈论着一种叫MTV的新有线电视频道，或是说着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新专辑《颤抖》（ Thriller ）有多棒，这些玩意儿怎么能充当课间活动呢？因块头最大而成了我们领袖的威尔·哈特福德宣布，即使所有其他人都觉得原来的那些游戏太酷了没法再玩儿，我们也坚决要接着玩儿。经过多方“审议”，我们最终决定从六年级时常玩儿的一个游戏入手，再现世界摔跤联合会摔跤联赛的盛况！
足球场南端的一小块草坪无疑是最完美的摔跤场了！守门员框是边界，与其在南边相连接的钢丝网栅栏是拳击场围绳。哈特福德宣布由他来扮演摔跤绿巨人霍克·霍根（Hulk Hogan），西默斯选了铁血猛男兰迪（Randy），哈桑是钢铁酋长艾龙·西耶克（Iron Sheik）。为了与这些准暴力化角色保持一致，我选择当富士先生（Mr.Fuji）
。
那个周五的摔跤比赛从质量上来说有点“即兴表演”的味道，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要让每一轮都比上一轮更加精彩。比方说，我们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那就是你应该容许对手把你扼到窒息，撑过8秒钟，然后才可以用指甲抓他的脸，之后再来一记猛击。当即兴表演变得没啥新鲜感时，大家还可以猛地把对手推进钢丝网栅栏里，以营造突然的喜剧效果。在栅栏上反弹更加有看点，因为把对手丢进栅栏中间的节奏非常好玩，看着他撞过去弹回来，再撞过去再弹回来，再向他展开双臂，假装像晾衣绳一样拦一下，让他猛地站住。
在这喧腾闹剧之中的某个时刻，我停下来去擦额头上的汗珠，将眼镜往汗涔涔滑溜溜的鼻梁上推一推。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七年级的其他学生没有一个人过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与我们本来以为的大不一样。事实上，其他人都与不成体统的我们隔着安全的距离远远地站着，显然在忙着做更值得的事情。有几个人带着一种羡慕与厌恶相混杂的复杂表情看着我们。在意识到这些的瞬间，我的心忽然就沉了下去，一阵恐慌没来由地袭来，我觉得玩这个角色扮演的摔跤游戏弱爆了。
差不多就在我顿悟的那一瞬，“霍克·霍根”紧紧抓住了“富士先生”的前臂，他来回地晃动我，就像赛场运动员即将要投出链球似的。他正在酝酿势头，好使我从钢丝网栅栏里反弹回来然后再给我来一记抱摔。他转动我的速度越来越快，那种向心力加剧了我内心的忧虑——其他上百名学生都不再像小学时那样做了。实际上，我也不必忍受很久——“霍根”把“富士先生”甩出了自己的轨道！但他在计划轨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轻微的判断失误，这让“富士先生”一头撞在了钢铁护栏的立柱上。
恢复意识之后，我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在身边，于是伸出手去草地上搜寻掉落的眼镜，但是找不到，情急之下，我胡乱摸索起来。就在这时，一个看起来像摔跤联盟中巨人安德烈（Andre the Giant）那样身材高大、穿着羊毛衫的人拨开人群靠了过来。斯滕森（Stenson）教练颤颤巍巍地探过身子，在我旁边停下来，他那老化的膝盖在他跪下来时发出嘎吱的闷响。他从自己那副硕大、银边的双焦点眼镜下端盯着我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捡起我那副掉在地上的同款眼镜，轻轻戴到我的脸上。
斯滕森教练是校足球队教练，也是受人尊敬的校园元老。在这次摔跤事故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是他认识我父亲，也很有可能一直远远地留心照看着我。他朝周围看热闹的人喊道，“走开，有什么好看的！”当人群散去，我也能坐起身来时，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看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慎重而平缓的口吻说，“孩子，你必须得慢一点儿，你得睁眼看看周围，在给自己挖个坑跳下去之前，你先得搞明白那是个什么坑。去医务室看看吧，你可能有点儿轻微脑震荡。”
这会儿，额头上顶着冰袋的我坐在校医室的绿色沙发上，校医在询问我的姓名、家庭住址以及一些与脑震荡有关的问题，我的脑子却如一锅粥一样，翻滚着搜寻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就没看出来摔跤扮演是个馊主意呢？
汉斯·阿斯伯格
（Hans Asperger）是个安静的男孩。同龄人觉得他很“遥远”，传记作家觉得那是冷漠。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鼓捣他那些与社交无关的兴趣，不喜欢与人互动。虽然看起来有些笨手笨脚的，他却经常喜欢一个人在奥地利山上做长途徒步旅行。他拥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小小年纪便对弗兰茨·格利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一位以政治压迫和死亡题材见长的奥地利著名虚无主义诗人——的作品非常着迷。汉斯有时候会和别人分享自己那异乎寻常的嗜好——把格利尔帕策诗中那些病态的句子背诵给一脸茫然的小学同学们听。
汉斯·阿斯伯格这种不寻常的社交举止以及对那种类型作品的痴迷使得他在小时候很难和别人交上朋友，这种交往障碍一直持续到他成年。作为一名多产的精神病学研究者，他本应大量阅读各种类型的书，但是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和人文学科书籍了。其中一个女儿说他是个远离家庭生活的人，还说他热衷于向家人大段大段背诵书中段落的行为显得“奇怪而持久”。
1944年，阿斯伯格发表了他最为著名的精神病学论文，这份个案研究包含了他对4个男孩的观察结果。男孩们的症状包括共情能力低下、目光接触困难、过分狭隘地关注稀奇古怪的兴趣等。阿斯伯格用“自闭症患者”这个词来命名这些孩子。差不多同时，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列昂·坎纳（Leon Kanner）在其发表于1943年的个案研究中也报告了11个以“异常回避”和异常重复性行为仪式为显著特征的男孩的情况。
“自闭症”（Autism）这个术语源自希腊词汇“autos”，意指“自我”，反映了那些与正常社交活动相脱离的人对自己的认识。阿斯伯格和坎纳对自闭症患者的描述均包含了以下三个特征：（1）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2）缺乏共情能力；（3）行为模式刻板。到了1980年，这三个特征成了美国精神病协会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Ⅲ ）以及第四版（ DSM-Ⅳ ）当中正式介绍自闭症概念时的基本描述。
自闭症（或者叫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以社交技能和沟通能力缺陷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病，包含诸如无法应对来回交替的互动、无法理解非言语信息、难以理解和形成人际关系等；刻板行为则包括固定的行走路线，对光线、声音、碰触无反应或过度反应，兴趣狭窄而持久等。
自闭症作为一个正式诊断的出现，对人们如何诊断和对待自闭症具有非常重要和突破性的意义，也促进了自闭症患者在学校住宿、社会服务、精神疾病的保险报销等方面机制的健全，这对于患有这种严重且容易让人衰弱的疾病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对自闭症进行诊断时务必要小心谨慎。
临床精神科医生在诊断时会使用被称之为“五规则”的步骤以避免误诊。他们经常会询问患者，什么事情让他们烦恼。在患者描述症状时，医生会根据这些症状给出5种最有可能的诊断。生成一个包含所有主要可能性的诊断清单的必要性在于，它可以有效避免医生直接取信于出现在脑海中的第一种解释，从而提醒他们既要考虑症状的诊断性解释，也要考虑非诊断性解释。有些症状可能预示着严重疾病的存在，而另一些则可能只是不寻常的怪癖而已。
我们很难抑制住心中的好奇，不去揣测阿斯伯格自己是否已经达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疾病的诊断标准。我也很想知道，他在自己原始个案中那几个男孩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社交行为反常、人际交流困难、兴趣狭窄而持久的症状，用来描述他自己也很合适。
虽然阿斯伯格的一些症状指有些符合阿斯伯格综合征，但有证据显示，阿斯伯格综合征与自闭症可能并不相同。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提到，绝大多数心理障碍，包括自闭症，都会对患者的生活带来显著的消极影响。且只有当人们因为这些症状而遭遇重大职业、人际和司法上的问题时，他们才会被给予正式的诊断。阿斯伯格取得了非常杰出的学术成就，没有司法纠葛，顺利结了婚，与一些同事保持着正常交往。因此，他是否符合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这种精神疾病的诊断，是值得商榷的，又或者，他的症状更适合用其他的名字来命名。
我从儿科医生办公室的小册子和我的朱蒂·布鲁姆（Judy Blume）
丛书中了解到，初中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尴尬时期，但我有一种预感，自己铁定是尴尬中的尴尬者。我知道斯滕森教练是对的，也很感激他扳正了我。如果他遵从时下盛行的观念，那么他的首要目标必然会变成：只要我彼时彼刻自我感觉良好就算了。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自尊运动，借由一系列自助书籍和脱口秀大咖，大肆吹捧提高自尊就可以提高孩子成绩、远离毒品、降低孤独感的理念。然而，如果斯滕森教练和其他成人也这么简单的给我贴上一副保护自尊的心理创可贴，就无疑是掩盖了我身上更为本质的问题。甚至在去医务室之前，我自己就已经感觉到，我需要关注的不是自尊问题，而是需要发展一些社交技能，同时学会转换我那不同寻常的兴趣点。
在那次摔跤教训之后，我开始想在自己身上是不是确实存在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社交困难的孩子来说，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办法。那时候我对心理诊断还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可以假定一下，面对我当前这些症状，心理医生会作何描述。假如心理医生需要给七年级的泰·田代写一段临床概述性的话，它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来访者在与别人进行眼神接触时似乎很不自在；体态不自然；穿着笔挺的牛津衬衫，打褶裤的裤腰提得很高。自述比较害羞，很少主动和同龄人交谈，但是确定有三个从小学至今的好朋友；自述经常担心会在社交情境中说错话。记事本上有长长的备忘清单，表明来访者曾经对选手的平均成绩和输赢记录进行过复杂的方程计算，并由此排出了棒球投手前10名的榜单。来访者对于一些日常琐事有着异乎寻常的刻板固执：周二早上6:46醒来，看环卫工人清理垃圾；周一到周五下午3:30到5:30，严格按照本子上列好的规定时间和规定程序进行篮球训练；周日晚饭后，参照当天的报纸，手绘股票轨迹图。对例行程序的任何偏离都会带来心理上的极大不安。
我这些行为很显然并不正常，但是你会觉得我只是有些不一样而已呢，还是觉得我确实应该被诊断出什么来才对？如果用“五规则”来分析我的情况，医生通常会考虑这样五种可能性：高功能自闭症、社交焦虑、内向、人格障碍和社交尴尬。
让这类诊断性鉴别变得扑朔迷离的部分原因是，对重度抑郁症、药物滥用、社交恐怖、自闭症以及精神障碍诊断手册中的其他上百种障碍的诊断都是二分法诊断，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么被诊断为有这种障碍，要么没有。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自闭症特征并不仅局限于那1%的自闭症患者，而是随着正态曲线的中间部分逐渐向两边扩散而开始出现，你会怎么想呢？
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剑桥大学主持了一个自闭症研究中心，同时他也是自闭症研究领域的专家。在2001年发表在《自闭症与发展性障碍》（ Jo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杂志的论文中，他和同事报告了他们开发的一套名曰“自闭症指数”的自闭症特征测查工具及其相关研究。“自闭症指数”问卷包含50个项目，涵盖了自闭症人群较常表现出的五大类特征：社交技能缺失、沟通问题、关注细节、注意转移困难、想象力活跃。自闭症指数得分在0（不符合自闭症特征）到50（完全符合自闭症特征）之间。
巴伦-科恩和同事们将该问卷施测于两个样本中，一个是自闭症群体，其成员都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和高功能自闭症，另一个则是174名随机招募而来的普通成年人。研究得到的第一个有趣结果是，对照组的平均自闭症指数不是0，而是16，这表明普通人在社交生活的某些方面也会体验到一些挑战。而自闭症群体的平均自闭指数为35，是对照组得分的两倍还要多。巴伦-科恩发现，32分是区分自闭症和非自闭症群体的最佳临界值。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自闭症特征在普通人群中的分布呈正态曲线，这意味着有些人的分数会高于平均水平。这部分人的自闭症指数在24到31分之间，大致落在第85到第98百分位数上。介于16分（平均分）到32分（诊断临界值）之间的这群人，他们达不到自闭症标准，但是社交笨拙、沟通不良、行为刻板，你会如何称呼他们呢？我叫他们社交尴尬者。
自闭症和社交尴尬之间的关系映照了临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正常”，那些在心理学术语中“正常”的人，很可能是带着严重疾病的轻微特征的人。就像带有忧郁特质的人不一定会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患者，一个讲究条理的人不一定会被诊断为强迫症一样，社交尴尬者也不一定是孤独症患者。
尴尬者与自闭症患者的区别不仅仅是语义上的，事实上，牢记这一点——尴尬和自闭症不是一回事——非常重要。自闭症的诊断标准已经表明，这类疾病带来的社交功能损伤和重复性行为比尴尬带来的社交技能缺失与行为刻板要严重得多。在中、重度自闭症患者中，超过50%的人同时具有智力障碍，很多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自闭症儿童的行为可能包括对吸尘器或者搅拌机发出的声音无端暴怒或有重度语言障碍等。那些希望与自闭症孩子建立情感联结的照顾者有时会说，患儿的社交、沟通缺陷使得他们常常“遥不可及”。
在社会层面，鉴于拨给学校和社区的心理健康预算本就不够充裕，对自闭症的随意和过度诊断更会稀释自闭症患者本该享有的资源。况且，若临床医生生生把尴尬归入自闭症，必然会产生消极的结果，因为误诊之下的心理教育干预，其效果只能是弊多利少。因此，不把尴尬归为自闭症不仅从实用性上来说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对于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属所承受的艰辛来说，那么做极其不尊重。
当我回头去看童年时代的自己，也觉得高功能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对于我当时的社交挣扎来说，似乎并不是贴切的诊断。我自己私下里完成了自闭症指数测试，也请一些家人就我七年级时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自闭症评估，结果是，我的分数虽在平均数之上，却并没有达到高功能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状的临床诊断标准。
续表
排除了将高功能自闭症作为我社交困难的解释来源之后，在社交尴尬之外，还有三种可能的解释方式：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和内向（introver-sion）。这些特质全都和社交尴尬相关，但它们并非社交尴尬的同义词。
作为一名七年级学生，我常常为如何应对每日乘车上学或者参加生日派对这样的日常社交情境而感到强烈的焦虑，这是否意味着社交焦虑，或者其另一种称谓——社交恐惧（social phobia），会成为我当前困境的可能解释？社交焦虑是针对这种人群——对社交互动怀有过度恐惧，或是对于自己将会遭遇尴尬或被负面评价有不合常理的担心——的临床诊断。由此看来，社交焦虑不同于尴尬，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交焦虑主要是对自己可能会表现得不合时宜的一种非理性恐惧，而尴尬则指向个体不合时宜的真实能力。也就是说，尴尬者虽然常常对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互动情境充满焦虑，但是他们的担心不是非理性的，更非杞人忧天。于我而言，参照此前在人际互动中的种种“劣迹”，我实在可以“理直气壮”地焦虑。这就排除了社交焦虑这种解释。
我看起来有些不敏感，因为我总是一副置身事外、对常规社交期望心不在焉的样子，比如说在商店买东西时排队付款，对他人的困境及时表达同情等这些常规的社交规则，我总是记不住。人格障碍比如反社会分子和自恋狂，因为极度自私，也往往表现出对他人需求普遍不敏感的典型特征。虽然都对别人的需求不敏感，但与反社会分子或自恋狂不同，尴尬者的不敏感常常不是出自本意，而是由于对如何处理微妙局面缺乏了解造成的。而反社会分子和自恋狂对于社交期待有着敏锐的感知，他们可以装得非常迷人，然后用自己的聪明头脑去操纵他人。虽然我不该为自己不经意伤害别人的情感寻找开脱的借口，但我的行为的确源自社交笨拙而非恶意。
与大多数其他孩子相比，我更喜欢独自待着，喜欢一对一的互动多于小组互动，在新的社交情境中总是显得害羞。但内向与尴尬并不相同，因为绝大多数内向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社交期待，并能有效地满足这些期待，只是他们不愿意像外向者那样频繁地与人互动而已。因此可以说，内向与社交互动的意愿有关，而尴尬则与有效互动的能力有关。一如苏珊·凯恩（Susan Cain）在她的新书《内向性格的竞争力》（ Quiet：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 ）中解释的那样，内向者可能会有一些社交困难，因为他们的社交偏好与美国这种外向崇拜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偏好不相匹配。虽然内向的孩子在进入社交情境中时也会看起来紧张，但他们不会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而不知所措地在门口呆立不动。因此，虽然我确实内向，但内向却并不是我出现社交问题的最好解释。
在我们考虑过的五种解释——尴尬、自闭症、社交焦虑、人格障碍和内向之中，尴尬看起来是最能贴合我社交行为的解释了。对一个社交尴尬者的最恰当解释不是情绪倾向、动机或者偏好，而是缺乏应对社交生活的直觉。这样的结论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问题：尴尬有什么问题吗？在临床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尴尬者在社交技能和沟通方面的严重缺陷影响了他们对复杂社交生活的有效适应。尴尬者觉得自己就像站在一个复杂的十字路口，陷入了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灰色地带。对于尴尬者来说，应对简单的社交情境（如去商店买东西或者请老师帮个忙）都很难，而他们在这些常规社交活动中的挣扎与纠结也阻碍了别人认识他们本来的样子。在他们身上，人们通常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才能理解他们的独特视角，欣赏他们的睿智机锋，领略他们的善意姿态。尴尬者有时候会在心里说，“只要人们愿意了解我，他们就会喜欢上我”。
我不止一次地发现，给尴尬者一些耐心，允许他们笨拙地处理那些无伤大雅的社会期望是值得的。有些人倒是有社交风度，但这风度与其在公平、善良和忠诚这些更加重要的人性品质上的表现并不匹配。事实上，尴尬者倒是因为深谙被不公平、不友善对待的滋味，常常怀着更多的公平感和同情心。我们冷漠、孤僻而笨拙的汉斯·阿斯伯格先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阿斯伯格于1944年发表了他关于自闭症的开创性文章，但早在几年前，在其位于维也纳大学的实验室中，他与文章案例中几个男孩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在论述自闭症历史的《神经族：睿智看待思维独特之人》（ Neuro Tribes：Thinking Smarter About People Who Think Differently ）一书中，史蒂夫·希尔伯曼（Steve Silberman）详细阐述了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奥地利的传播是如何让阿斯伯格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的。阿斯伯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许多同事因其犹太身份而纷纷逃亡国外或被关进了死亡集中营。纳粹教义信奉优生学信条，认为阿斯伯格的那些自闭症患者也应该被送往集中营去，因为他们属于“基因低劣”的人。我忍不住去想象，处于动乱中的阿斯伯格，在面对那像瘟疫一样在奥地利文化中传播的可恶而不合逻辑的意识形态时，是如何理出头绪的。想想看吧！他可是一个在理解细小的社会期待方面都存在困难、连与身边亲近的人建立情感联结都力不从心的人呀！但是，阿斯伯格却清楚地知道，体面的社会必须能够捍卫更为广博的社会期望——尊重多样性，珍视生命，为需要者提供帮助。
阿斯伯格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继续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在讲学中谈及自己的自闭症患者，他甚至能动用足够的社交智慧，在面临危险时机智地为病人辩护。在一次对他实验室的突然袭击中，纳粹逮捕了他，差一点就要把患者送到灭绝集中营，在社交技巧娴熟的同事的帮助下，他们设法摆脱了危险。在他就自己的研究发表演讲时，他总是称呼自己的病人为“小小教授们”，而不是“自闭症患者”，这是他传达其社会价值的一种巧妙的政治举措，也是他用以保护他深爱和在乎的这些孩子们的一种方式。
在那次摔跤事件之后，我就和斯滕森教练指出的“社交问题”死磕上了。但是我发现，当你陷在尴尬思维模式当中却试图要摆脱尴尬，就和你不戴眼镜去寻找放错了地方的近视镜一样困难。本来你戴上眼镜看清楚才好找东西，但如今你没法找到眼镜因为你根本看不清楚。这真是一种残酷的讽刺，但是你别无选择，只能这么摸索着去找你需要的东西。尴尬者的任务就是找到一种能够帮他们系统搜寻所需东西的方法，一旦找到，他们就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看待社交生活。
我的社交生活慢慢变得好了起来，最终以一种超出我预料的效果结束了我的七年级生活。我也看到我的一些尴尬的朋友、同学和来访者提高了社交技能，过上了令自己满意的社交生活。在这些曾经尴尬但后来有所改变的人身上，我看到了一些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有规划、乐于改变过往习惯、愿意进行各种必要的练习以便提高社交理解能力与社交技巧。
当我的一些交际能力很好的朋友听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尴尬的书，他们常常会问及这样一个合情入理的问题：如果尴尬者知道自己是尴尬者，为何他们不停止尴尬呢？这是个好问题，但这也恰恰反映了交际能力强的人和尴尬者在看待这个世界方式上的脱节。前者眼中的世界是一幅整体大图景，而后者则是一种狭窄聚光灯视角，这就使得交际能力强的人诧异为何尴尬者看不到正发生在舞台中央的精彩剧情，而尴尬者则奇怪为何交际能力强的人感受不到自己正感受着的聚光灯视角带来的压力感。
尴尬者倒是很希望自己可以少些尴尬，他们衷心希望自己能够更从容地应对社交生活。但是他们需要一些针对社交互动的具体有效的引导，而后者对他们来说就如同机密信息一样，他们从未被人用简洁明了的方式教会过。
关于如何提高社交技能，中学时期西班牙语课堂上的某个瞬间曾经让我豁然开朗。蒙哥马利（Seorita Montgomery）小姐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用西班牙语思考和做梦，那我们对这门语言就算是精通和熟练掌握了，她还说，一旦词语的意思和语法规则自动化了，我们就能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理解抽象事物上——比如人们的感受是怎样的，甚至能够区分文化差异。我意识到提高社交技能和学好一门语言何其相似，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会说一门语言和能熟练地社交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就像大多数孩子小时候说得不好，但上了小学之后都能很流利地说好母语一样，大多数正常浸润在社交世界的孩子，在上了小学后社交技能都会非常流畅。
和母亲的一席对话让“社交流畅”的想法在我心中更加稳固下来。我问母亲，为什么来她诊所的孩子要看语言病理学家呢？她告诉我，这些孩子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们在说话方面遇到了口吃之类的困难，因为他们的嘴巴和想法不能够完全协调一致。她说口吃会让人尴尬，当患者因此而感觉不自在的时候，焦虑会进一步加重口吃症状。
我意识到学习一门语言以及学习克服口吃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你得先掌握一些基本的法子。学习西班牙语，我必须先努力记住单词，正确地练习发出双/r/音，学会语法规则以正确地组织句子。口吃的孩子必须连续好几个小时敲击牙齿的后方以练习“th”音，或者通过用舌尖顶住上门牙后方然后呼气，同时快速让舌头向下收回来练习“l”的发音。
我发现到了一定时候，学习第二语言的人不再需要特别刻意地去听句子中的名词，也不用费力地去辨别动词的时态是过去时、现在时还是将来时。及至最后，随着练习越来越充分，第二语言学习者从对词汇和基本语法的机械理解，变成了不需要刻意去想词汇和语法规则也能流畅表达。一旦人们能体验到流畅感，他们就能享受当前的情境，从而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深度理解。
我知道对我来说，改善社交尴尬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我有条不紊的天性来克服我的社交挣扎。于是我开始通过建立常规行为和制作清单来进行自我训练。我在每个上学的晚上都会留出半个小时，认真回想自己在这一天当中的社交细节，然后列出第二天需要加以练习的技能清单。这是一种卑微而刻意的尝试，但是慢慢地，我看到了效果。我的目标也不再仅仅局限在“少一些尴尬”上了，而是梦想着达到社交流畅。当我开始对棒球统计和全明星摔跤之外的事情上心时，我知道，我已经在改变的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