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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研究生之后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自己并不怎么正常。那是1999年秋天，我刚刚进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开始心理学专业的学习。学校为新生做了一系列常规心理测试，包括性格、智力和职业兴趣等，并提供反馈报告。测试前，我的心态相当放松，心想这不过是一次好玩儿的自我探索罢了，但是测完之后，我的看法变了，我怀疑此前我对自己可能过于乐观了：眼下这些测试可能表明，在我身上存在着一些异常特质，而我以前从未认真思量过。
两周后，我的信箱里出现了一个用密封条封印并标有“机密报告”字样的黄色信封。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对即将读到的报告内容感到一阵紧张，那感觉就像是将要打开一扇弃置已久的阁楼大门。报告上满是图表，用来描述我的各种特质——内倾性、友善、有序性以及各种认知能力分数落在正态分布曲线的位置。每张图表旁边都有一段话，用以解释我在此项特质上是属于“正常范围”还是进入了临床病理范围。
跟斯宾塞得到的结果一样，我的性格与病理学分数并没有被明确诊断为有问题，但是这些分数显得很不均衡。比如说，我的性格特征分数，友善和好奇远在平均分数之上，但是耐心和有序得分却比平均分要低不少。我很好奇在别人眼中，一个极友善却缺乏耐心、极混乱却充满好奇的人会是什么样的。
总的来说，前面几页描述的还都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但是当来到中间部分，在被命名为“社会性发展”的地方，一种不同寻常的模式慢慢显现了出来。这一部分包含了一些来自我家庭成员的访谈结果，其中评估专家特地标注了大家对一道特定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是：“在泰12岁之前，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虽然访谈都是单独进行的，但是所有人都给出了相同的回答：“泰的妈妈让他专心点儿。”
一些人列举了一些经常发生的事件来作为例证，比如倒牛奶。他们说这样的事情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生，而且持续的时间“比你以为的还要久”：我坐在餐桌前，西瓜型发帘下面的棕色眼睛紧紧盯着牛奶盒，我妈妈穿着剪裁得体的套装站在我身后，她的目光也紧紧盯着牛奶盒以及它旁边的空玻璃杯。接下来，我抓起牛奶盒，慢慢地抬起它，与此同时，我妈妈发出清晰无比的指令：“专——心……专——心……”，这指令循环再三，语调镇静悠远，有着禅宗般的韵律，再接下来——
一个突然的颠簸。我所有意愿和努力的全部聚集造就的这个颠簸。就像有人使了个猛劲要把番茄酱从瓶子里磕出去一样。这种过于急切的作用力一下子碰到了杯子的边缘，杯子向前滑去，牛奶顺势就洒了出去。旁观者回忆说，随之而来的会是一阵沉默，在这沉默里大家都心照不宣：泰又有了一次“事故”。
我妈妈那满怀期望的祈祷般的余音在眼前的绝望境地里戛然而止，继而她缓慢地阖上眼睛，停顿一小会儿，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妈妈是个优雅而整洁的人，此情此景之下，旁观者会在她的优雅淡定与我的任意散乱的不相匹配之中觉察到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搞笑味道，却苦于这不是一个适合笑出来的时机，于是只好赶紧避开眼去，继续擦拭已经擦好的杯盘，搅拌已经不再需要搅拌的东西。谁都知道，一个已满8岁、10岁甚至12岁的男孩本该有能力为自己倒一杯喝的，就算偶尔失手，成功概率也不该低于50%才对。然而，我妈妈总能在我的赫然失误之下巧妙地完美收场，“没关系的，泰，咱们只是需要再练习练习……”
在我们家，“练习”是一个高频词汇，尤其在“生活技能”领域，当然，“生活技能”本身也是个高频词汇。对于我在常规社交情境中的笨拙表现，我的父母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耐心。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生活技能却落入了“发育迟缓”范围的时候，他们在私下一定忧心如焚。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天天在长大，及至进入无情的中学阶段，此前作为一个小孩子所独享的失误豁免权终将消失。
另一方面，我在一些非社会性能力上的发展却超越了年龄。我喜欢做很长的乘除心算，能记住随机的事情——比如全国棒球联赛投手的平均跑赢率——对我来说也轻而易举。然而，虽然我被誉为“一部会走路的棒球统计百科全书”，却常常会忘记在小联盟比赛时带上自己的棒球手套，也想不起来这次轮到我准备点心和饮料了。随着我越来越大，父母已经觉察到我的同龄人在赛后休息的时间里看到我光着一双手站在那里的时候会投来异样的目光。
我的社交失误本就不是出于恶意企图，且又通常无伤大雅，因此也就说不上会带来什么严重影响。到了差不多10岁左右，其他孩子在以下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预期，也学会了将他人符合该预期的程度作为判断此人社交价值的标准——他们比以前更加在意谁在艺术课上画了怪异的东西，谁衣服上的卡通图案不是五年级学生的通行风格。这个时候，我此前那些不被关注的怪癖现在却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显了。我能感觉到别人对我的社交期望一直在变化，却很难完全把握其精髓，这让我无法做出适当的改进，也难以甩掉那如影随形且日益增加的社交尴尬。
我的父母深知要想帮助我这个长期尴尬的孩子完成对社交生活的良好适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像其他尴尬的孩子一样，我既冷漠又固执，这就意味着他们能从我这里得到的信息少之又少，他们只能打持久战，还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从而让我少感受些尴尬。我的父亲是一名高校教师，母亲经营了一家儿童学习障碍诊所，在工作中，他们看到了太多反面的例子：孩子努力回归常态的热情被家长和老师出于善良的意图无情浇灭。
为帮助我这个尴尬、固执而又孤僻的孩子回归正常生活，我的父母做了许多了不起的工作。现在看来，我明白他们是采用计之长远的方式来引导我的社会化。他们潜移默化地给我灌输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方式直到现在仍然在指导着我，用一个问题来表述再恰当不过：如何在不失去自我的前提下适应外界？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发人深省的问题，也是我在思索如何才能帮助人们减轻社交尴尬，进而在写就此书的过程中，一直萦绕于心的问题。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对大量来自性格、临床心理学、神经科学领域以及天才儿童的发展性研究进行梳理。无论你是一名自己容易尴尬的人，还是为孩子的尴尬而焦虑的家长，还是一名不知如何才能与潜能突出却极易尴尬的员工打交道的管理者，我都希望接下来的内容能为你提供有用的帮助。为了这个目的，我将本书分成了三个部分：
1. 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了尴尬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在社交生活中得到指导。
2. 第二部分回顾了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生活是如何让人们变得格外尴尬的，以及我们可以作何适应。
3. 第三部分解释了为何那些让人尴尬的特质本身也可以帮助人们获得非凡成就。
长期处于尴尬中的人会觉得这世上所有其他人仿佛都在一出生就得到了一本名为《拥有天才社交能力》（ How to be socially competent ）的绝密装备手册，在这本梦幻手册中有通俗易懂、循序渐进的说明，只要照做就能让人体面地掌控社交生活，避免尴尬失态的时刻，摆脱与尴尬如影随形的焦灼。在社交生活中，神奇魔杖当然并不存在，并没有一张清单，上列简单易行的十条方法，只需照葫芦画瓢就可迅速修得正果。不过，终南捷径虽不可得，对于我们这些竭尽全力以适应复杂社交生活的人来说，能提供实在帮助的研究成果却也不在少数。
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违反直觉，有时还会很微妙，但是最后它们会凝聚成同一个故事——那就是如何找到我们都渴望拥有的社交归属感，却不必牺牲掉那些让我们出类拔萃的绝妙怪癖。为开启我们的探索之旅，先来看看社交期望的演变是如何为我们的尴尬时刻打下基础的。
在我的初中时代，让我为之着迷的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之一便是《蝇王》（ Lord of the Flies ）。和身边很多同学一样，我被这样的想法给迷住了：如果换作我，像主人公那样，和一群男孩在没有大人监护与照料的情况下在一座荒岛上生存下去，那会怎么样？虽然在书中，紧张感绝大多数时候来自于主人公搜寻食物、饮用水和避难所的紧迫性，最让人屏息的却是主人公拉尔夫（Ralph）为满足必要的生存需求而组建同盟的努力。他日日悬心于其他成员能否坚守本分，恪尽忠诚。
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都是为了生存而不断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这幅脆弱的生存图景现在看起来似乎已经与现代生活毫不相干了，但是别忘了，就在19世纪，西欧诸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死亡都是饮用水缺乏导致的，而营养不良与饥饿致死则更是屡见不鲜。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人均寿命一直在40岁以下，也就是在过去的200年中，人均寿命才逐渐增长。
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了人类动机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诸如吃饭、喝水等是个体最为基本的需求，而其他需求比如社交需求和自尊则处于需求层次的第二位。但是后来的研究结果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1995年，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和马克·里亚利（Mark Leary）发表了一篇名为《归属的基本需要》（ The Fundamental Need to Belong ）的论文，在文中他们对几百篇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以确定社会归属需求会落入哪一个需求层次。他们发现，人类对于维持一些使自己感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心理渴求和吃饭、喝水这类生理需求一样基本而迫切，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不惜以牺牲生理需求为代价来满足归属需求。
乍看起来，这种认为归属感与饥饿、口渴一类的生理需求一样基本的看法似乎不怎么合乎情理，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几千年来，人们以不超过50人的狩猎采集方式聚居在一起，这些人因为关乎生存的共同目标而紧密团结在一起。人类和其他社会性动物所下的进化赌注就是牺牲掉短期的利己与私心，共同协商、相互合作，以完成食物采集、搭建庇护所和相互保护。协作较好的团队会将劳动力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去，一些人负责农耕，一些人负责狩猎，其他人则专门照顾小孩。遇到收割庄稼或者抵抗外敌入侵一类的事情，则会把全部人力都调配到这些时间敏感型事务中，以最大限度地集聚资源，从而提高所有成员的生存概率。
形成双方都满意的人际关系的心理需要进一步强化了通力协作所固有的生存优势。就像口渴的时候需要喝水，饥饿的时候需要饱餐一样，当我们的归属需要被满足，我们会感到快乐。来自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埃德·迪纳（Ed Diener）在幸福感领域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在众多可能影响的因素中，迪纳和其他研究者发现，对幸福感最有预测力度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收入、达到理想体重等等，而是令我们满意的人际关系的存在。迪纳还发现，即使在食物充足、人均寿命几乎翻倍的发达地区，归属感依然具有显著的益处。那些拥有满意人际关系的个体，其健康状况更好，寿命更长。
反过来看，极少有哪些东西的心理破坏力会比社交排挤更大。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院长贾尼斯·科克尔特·格雷西（Janice Kiecolt Glaser）对数十年来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长期孤独感是造成人体免疫功能受损、心脏病以及其他多种重大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而这些不断累积的健康风险会造成死亡风险的急剧上升。
我们不单是愿意归属到社会团体中，我们更需要归属。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归属都还算容易。为了生存下来而苦苦挣扎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把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集合起来。人们需要团体，团体当然也需要每一个个体为了共同目标而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她在其1966年出版的《洁净与危险》（ Purityand Danger ）一书中指出，狩猎-采集群体需要找到一种机制以方便考量其成员是否忠于组织，以及是否为了团队的共同目标而竭尽其能。无论是贪婪者鼠盗狗窃以致其他人白白饿死，还是刁滑之徒趁乱倒戈以致团队崩溃瓦解，其结果都是团队无力承担的。因此，那些无法与团队愿景一致的成员的存在，对于团队整体的福祉安康来说是极大的威胁。
为了防范背弃团队目标付出的巨大代价，人类社会在日常互动中发展出了复杂的社交期望，以便成员之间对彼此的忠诚度进行经常性的评估。当个体遵循这些社交期望，如互致友好问候、由衷地致歉、轮换交流等等，他对团队共同目标的认同就经由这些细微之处传达了出来。相反，当团队成员看到有人偏离了这些期望时，就会产生警惕，怀疑此人有背叛团队利益的可能性。恰如一台过于敏感的烟雾探测器，稍有烟味就会发出警报一样，团队成员也会将那些轻微背离常规社交期望的蛛丝马迹视作可疑线索进行预警。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仍然会把微小的社交期望当作判断他人社交价值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因为需要经常与并不熟悉的人打交道，那些微小社交期望的评估价值可能变得比之前更为重要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超过80%的人和其他成百上千万的人一起在大都市比邻而居，要对每一个人此前的人品声誉逐一了解简直没有可能。于是，现代都市人就只好时时刻刻地对身边随时出现的陌生人进行价值评估，无论是在工作中、公共交通上还是在交友软件上都是如此。
上千份来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人们会通过对他人衣着风格、个人卫生、眼神接触以及无数其他细微线索的瞬间观察来形成对此人是否应包含或排除在自己所属团体的判断。
如此多的期望以及与此相关的衍生物听起来让人无所适从，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社交期望。比方说，如果你两天内洗过澡，天天都刷牙，穿着一件没有难闻气味的衬衫，那你就100%地达到了人们对你个人卫生的日常期望。即使有社交尴尬的人也可以满足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社交期望，只是那些已经符合标准的上百个期望所受到的关注远不及某一两个不达标的多。当我们确实偏离了社交期望，或者怀疑自己可能会偏离时，就会体验到那种清晰无误的尴尬感。
虽然人们都说第一印象很重要，但大都是凭直觉说话，社会与人格心理学家则通过上百项研究，向人们揭示了社交互动中的前5分钟是多么关键。对于一个人是否讨喜的判断会在互动的10秒钟之内就迅速得出，判断依据包括此人的卫生、姿态、眼神、语调等等。人们当然也会修正自己的判断，但第一印象已基本确立了人们认为他人是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偏好。
因此，偏离日常交往中固有的社交期望对于个体的归属感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尴尬言行通常是无害的——衣品掉线或者拉链不拉伤不着任何人——但是这些细微的偏离拉响了原始警报：尴尬言行可能暗示此人不是“自己人”。基于几分钟的互动就骤然做出的判断听起来未必公平理智，但是上千年来，人们正是借助于这些蛛丝马迹来适应社会生活，这就使得这种评判依据很难在短期内消失。
以上种种对于我们这些饱受尴尬之苦的人来说都实在叫人沮丧，但事情未必不可转圜。我们的招数就是，尴尬者别再就“为什么我会尴尬”这样的宽泛问题穷追不舍了，更有价值的，且与他们剖析复杂问题的能力更加匹配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我有些时候会尴尬？”
小时候我有个总会在门口停下来的坏习惯，我看起来就像一只小狗徘徊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因为犹豫不决而不知该何去何从。跨过门口的那一刻，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接下来该如何应对里面的社交世界。因为不知道该怎样应对那份无所适从，我的直觉就是想离开，但心里清楚自己不能总是逃避。一如尴尬者所常常遭遇的，对于未知社交情境的焦虑让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只好停在那里，无法动弹。
许多孩子对于应该如何满足生日聚会或睡衣派对上的常规社交期望都有一种天生的直觉，我的父母却必须不厌其烦地提醒我社交互动中那些基本的注意事项。直到我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提醒我在和别人讲话时要有眼神交流，在致以问候时要握手，离开时要与人道别。因为我对于应该如何应对社交互动缺乏直觉性的理解，就只好像学习一门功课那样去学习互动常识，甚至不惜动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在每次社交活动之前，父母都会与我进行一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以检验我是否能够对预期的事情做出恰当应对。但每次我走进一栋楼房，一种类似于考试焦虑的感觉就会瞬间袭来，让我此前的一应准备付之东流。
于是父母就只能转而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他们决定简化步骤，形成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前三步”的简洁方案。他们不再要求我记住应对整个社交过程所需的所有社交期待，只需记住前三个就好了，目的就是让我顺利应对头两分钟。如果我能在前几分钟娴熟应对，就会不那么紧张，适应接下来的社交节奏也就比较容易了。
比方说，在我走进一个生日派对之前，父母会帮我准备与朋友父母打招呼的“前三步”礼仪：（1）说话的时候看着他们的眼睛而不是盯着自己的鞋子；（2）用力与他们握手；（3）自信地说，“您好，见到您真高兴！”在反复练习之下，这些礼仪变得自动化，只要我一想到问候前三步就立马会做出相应的行为。熟练掌握了头三步之后，就可以进入下一组“三部曲”了，比如每隔8到12秒就把目光移开一次，问问别人过去的一周过得如何，然后顺着别人的回答再问过得好或者不好的原因。
我们不妨将前三步视作一个等边三角形，每个角都代表了一个社交期待。我的目标就是尽力让自己的社交行为符合这个三角形中的各个期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社交互动的头几秒，在此期间，别人会先和你有视觉接触，然后问候你，说“你好”，与你握手或者拥抱你。人格心理学家发现，此前彼此不相熟的人会在几秒钟内通过这些行为来完成彼此之间的整体判断。
比方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拉·诺曼（Laura Naumann）和同事让人们仅仅凭借一张全身照片，来对照片中的人做出评价，以检验人们会通过哪些非言语线索来判断对他人的喜爱程度。他们发现，人们会通过照片中人的精神状态、脸上是否有笑容来进行判断。在另一项研究中，来自约翰内斯古登堡大学的米蒂亚·贝克（Mitja Back）及其同事则让参与者起身介绍自己，然后请研究参与者相互就彼此的喜欢程度进行评估。他们发现，参与者会通过语调是否友好、非言语姿态是否自信等来进行快速的整体性判断。这些研究以及大量其他研究都一致发现，人们对于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在社交互动的最初几秒内会有怎样的言行举止有着很强的预先期望。
尴尬时刻通常发生在我们符合了绝大多数的社交预期，但在一两个细微之处有所偏离之时。比方说，你可能以一声友善的“你好”、恰当的微笑与自信的握手向某人致以问候，但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双手因为刚刚洗过而湿漉漉的，这种轻微的偏差会使得这一时刻分外尴尬。倘若一个人没有满足以上任何一种期待——说了让人不舒服的话、面无表情、眼睛盯着地面干站着——别人不会觉得他是尴尬，而会觉得他很傲慢或者有什么心理问题。
尴尬时刻只是对社交期待的轻微偏离，这就使得我们当中即使最善于社交的人也免不了遭遇尴尬时刻。湿答答的双手和卡在牙缝里的青菜叶不会对你或其他任何人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但却确实昭示着我们对社交规范的轻微偏离。我们知道其他人会根据这些轻微偏离来对我们的社交价值进行评判，这就是为什么尴尬时刻会引发我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对于擅长社交的人来说，他们绝大多数的尴尬时刻都不至于会对他们的归属感造成影响，但经常尴尬的人则会有一种不祥的感知——这些不胜枚举的尴尬时刻必将对他们的社会融入带来严重的影响。
虽然每个人都会遭遇尴尬，但是在有过尴尬经历和是个有社交尴尬的人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尴尬之中，则尴尬时刻的累积就会极容易对他的社会融入带来威胁。
图1.1 良好第一印象的“前三步”与“再三步”。
随着步入青春期，那些凭直觉很快就参透了20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元素的同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交往圈子。喜欢重金属音乐的孩子是摇滚派，穿polo领衬衫的孩子是正统派，喜欢足球的孩子是运动派。所有这些标签显然都比那个代表着社会死亡
（social death）之吻的标签——呆瓜——要让人好接受得多。
这枚呆瓜极度着迷于一些高深莫测的爱好，像是数学、龙与地下城
、单簧管等等，没过多久，这呆瓜就意识到，他对这些异于常人的兴趣的极大热情让他难以在人群中广受欢迎，但呆瓜的奇特癖好也使得他不太可能去关注流行时尚和社交礼仪。成为一枚呆瓜意味着你和别人不一样。别的孩子会对这种特立独行满腹怀疑，这怀疑于是恰到好处地阻止了他们抛出友谊的橄榄枝。
对“呆瓜”一词的词源学解释显示，该词并非来自于青少年俚语，而是源于20世纪50年代苏斯博士（Dr.Seuss）的一本名为《如果动物园归我管》（ If I Ranthe Zoo ）的书，书中有一个滑稽又讨厌的家伙就叫这个名字。“闷蛋”这个词则来源于一位因行事古怪而闻名的狂欢节杂耍怪人。约翰·休斯（John Hughes）在1985年的电影《早餐俱乐部》（ The Breakfast Club ）中创造了一大波与此相仿的专用称谓，像“怪物”（weirdos）、“脑残”（brains）、“废柴”（basketcases）等。2004年的电影《贱女孩》（ Mean Girls ）则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这些术语，像“脑子烧坏的人”（burnouts）、“超级迷”（desperate wannabes）、“数学天才”（mathletes）等。虽然“闷蛋”和“呆瓜”的起源带有侮辱意味，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被赋予了积极内涵。就好像那些闷蛋和呆瓜们已经将这些称谓据为己有，在社交世界中骄傲地接纳了自己的独特身份。
2011年，“尴尬”一词忽然成了形容社交笨拙的流行词汇。谷歌引擎可以追踪用户的搜索记录，当我查看人们通过谷歌搜索“为什么我这么尴尬”的提问量时，我发现这一数值在2011年达到了峰值，并在此后连续5年居高不下。人们对尴尬这一问题的兴趣激增部分地反映了这个词汇的时尚程度，同时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社交尴尬并想要一探究竟。
今天，被称为“呆瓜”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出于种种原因，电视剧像是《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 ）上那些尴尬的物理学家或是像《闺蜜》（ Girls ）中那些尴尬的性爱场景总让我们看不够。自从《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Star Wars：The Force Awakens ）在2015年年底上映以来，粉丝们纷纷在各大社交门户网站上张贴自己的角色扮演（cosplay）照片，并配上富有自我意识意味的热门标签——尴尬、停不下来（can'tstop）、不停下来（won'tstop）。
虽然尴尬者们拥有了日益增加的自由度去接纳自己的独特兴趣与身份，然而他们仍然面临着许多与尴尬相伴相生的巨大挑战。虽然尴尬时刻有时候看起来充满了喜感，长期的尴尬体验却会防碍个体的社会融入，况且，与一个人品尝被排除在外的孤独感相比，尴尬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美国传统词典》（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中将“尴尬”定义为“缺乏技巧和体面”，这一定义简洁而精确地体现了尴尬的内涵。该词来源于古斯堪的那维亚语“afgr”，本意指“朝向了错误的地方”。与对“尴尬”的定义蕴含了“与某些人有某种关系”不同，"afgr"更多地指向个体在自己的社交世界中是如何理解和做出行动的。
与孩子们相互乱起的称谓相比，“尴尬”是一个更有价值和相对温和的词汇，但是尴尬者们深知自己看到的世界不同于大多数人。他们需要的是在如何用自己的独特视角来适应当前社交生活方面得到恰当的引导，在后文我们梳理的来自快速发展的人际关系科学的研究显示，一些重要的社交期望和行为是我们维持良好社会关系的关键。
"Afgr"一词的意象为我们对尴尬者形成更具有功能性的定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发。"Afgr"提示这些人朝向了错误的地方，但是我的看法稍稍有些不同。我倾向于认为尴尬的人们只是朝向了其他地方而已。
但如果他们朝向了其他地方，那么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想象在百老汇剧场里坐满了来观看《狮子王》（ The Lion King ）的观众。观众席灯光暗下来，鼓点开始敲响，柔和的红色光束均匀地笼罩着整个舞台，恰似一次琥珀色的日出。演员们穿着真人大小动物扮相的服装，一个人演一头狮子，四个人演一头大象，三个人在舞台的正中央介绍这部剧的主角辛巴。数十只动物在舞台上毫不费力地自由穿梭，然后狮子王终于亮相。这种同步编排的开幕式游行创造了一种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惊人舞台效果。
Cut！再来一次。
观众席灯光熄灭，鼓点响起，但这回不像上一次那样有琥珀色的灯光整体洒下，只有左边的聚光灯亮起。这是一种非常明亮的白光，任何进入这片光域的东西都显得清晰而生动。其他都照旧，相同的道具，同样的歌曲，同样的同步编排，但和刚才相比，感觉会大不一样。观众看到长颈鹿漫步在聚光灯下，然后消失在舞台中央。一只大象的后半身在聚光灯下清晰可见，但前半身湮没在光域之外的昏暗里。
观众知道演出是在整个舞台上进行的，但是聚光灯区域和区域之外的强烈灯光对比使得人们很难注意到全部的表演。如果你观看的恰是聚光灯版本的演出，那么你的关注点极有可能就围绕在聚光灯照亮的部分，这意味着你很容易忽视在舞台中央发生的关键情节，同时也意味着那些在聚光灯之下的部分，你会看得格外清楚：衣饰上的精美图案、一滴汗珠从女演员的左边额头滴落下来、在观众的掌声里她嘴角有轻轻上扬的弧度。你也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舞台中央，只是在那昏暗的光线里要看清楚表演内容非常困难，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太累而无法看下去了。
试想一下观看了聚光灯版本的观众会如何理解《狮子王》这部剧，他们可能会对剧情有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但其概述会显得偏颇，因为他们所关注和理解的剧情与观看第一个版本的观众眼中的剧情是大有区别的。如果说第一个版本的观众看得更加全面，那么第二个版本的观众对于聚光灯区域下的理解一定更为深入，同时也漏掉了发生在聚光灯外的剧情。
与此同理，尴尬者也是以聚光灯的视角去理解他们面前的偌大世界。他们的注意力聚焦在那些灯光打得最亮的地方，从而使得他们所见狭窄，但理解更为深刻。这与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者弗朗西斯·黑普（Francesca Happe）以及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者尤塔·弗里斯（Uta Frith）所提出的“局部化处理”风格非常相似，它是指人们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树木而不是整片森林上。一旦人们形成了局部化处理风格，他们就倾向于进行碎片化和片面性的社会叙事。黑普、弗里斯与其他研究者发现，与不尴尬的个体相比，尴尬者更容易进行细节导向的信息处理，这意味着他们常常很难看到更广阔的画面。
尴尬者的聚光灯视角常常会让他们难以关注到别人很自然会关注到的部分。比方说，通常来讲，导演会将关键性的情节安排在舞台的中央，或者在舞台上再搭建中央舞台。导演还会将上场位置安置在舞台的左侧，因为人们的阅读习惯就是从左至右的，从而对左边开始、右边结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期待。绝大多数的人也是很自然就知道在演出开始的时候，首先将目光聚焦在舞台中央或左边，然而尴尬者却并不是这样，他们可能会看向其他地方，因为他们注意的聚光灯可能落在舞台的任何其他地方。
当绝大多数观众正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在舞台中央刚刚出现的主角辛巴身上时，尴尬者则盯着舞台左边的长颈鹿，惊叹于这套服装的惊人制作，或者陶醉在对乐池中那忘情投入的大提琴演奏者的观察中去了。虽然尴尬者遗漏了很多落于他们关注点之外的重要社交信息，但他们目之所及的部分却同样辉煌耀眼，这让他们有机会以深度细致的视角去品味其他人无暇关注的东西。于是他们可以看到的这部分世界就会显得格外清晰通透，他们对舞台左边的所有东西都非常在行。对于自己所感兴趣事情那种清晰、专注的观察让他们对于这一部分的世界有了独特的见解。
尴尬者异乎寻常的视角有时候会非常有趣，充满了创造性。有证据显示，他们常常很容易觉得社交结果是神奇的而不是可提前预见的，因为他们不是被社交信息立即吸引，而总是在社交活动的中游才接上茬。所以有时候人们会觉得尴尬者有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对某些社交情境来龙去脉的觉知在别人那里早就洞若观火，对他们来说却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善于社交的人对于社交情境有一种天然的直觉，尴尬者却必须经过刻意努力才能理解别人的意图，然后琢磨出合适的社交回应。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的一个辅导对象在这种直觉与刻意、费力理解之间的区别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化学工程专业博士在读研究生，也是个社交尴尬者。他告诉我，他在一段浪漫关系中采用了不恰当的处理方式，紧接着我问了一个极其天真同时也极其糟糕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在社会期望方面有失误？”他马上反问我，“为什么你会在有机化学方面有失误？”这一反驳倒是既精辟又公平
。
在我12岁那年，得益于我一个姑姑的观察，我“洒牛奶事故”的发生率大大下降了——她注意到我竟然从不看牛奶杯：妈妈和所有其他人的目光全都盯在杯子上，就仿佛要使用意志力阻止杯子翻倒一样，而我的注意力则从中心偏移到了握在手中的牛奶盒上。
我所有的想法就是尽快把牛奶从盒子里倒进杯子里，越快越好，却并不理解盒子和杯子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是如此专注于牛奶盒以及最终的结果而没有去关注过程。就像当我聚精会神地吃晚饭或打棒球时，我常常想不起来晚餐是一个社交时段，也常常意识不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打棒球的意义其实是享受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儿的时间。
在后文中，我们将从行为遗传学和脑成像研究中发现，尴尬者狭窄的注意范围是气质性的，有着其认知神经基础，它和体重、奔跑速度一样是可遗传的。对尴尬者来说，取舍关系是这样的：他们聚光灯式的注意模式使得他们很难像其他人一样符合社交预期，但是对于进入注意范围的东西，他们却有很精细的洞见。尴尬者很容易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专心致志，并对这些领域中井然有序的一切感到无比欣慰，这是尴尬者的巨大优势。
尴尬者的解决方案是学会调整聚光灯的光圈，重新聚焦于此前落在自然设定点之外的那些区域。解决高效社交之谜，找到渴望已久的归属感，不仅需要他们悉心的努力，更需要有将关注重点转向社交领域的自主意愿。让人欣慰的是，当他们用那份执着来分析社交互动的组成要素，并将这些要素有条不紊地进行整合，从而形成对于社交生活的结构化把握与认识时，他们会取得显著的社交进步，虽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你所听到的社交尴尬故事有时候会逗人发笑，有时则令人心碎，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令人振奋的故事，其间蕴藏着帮你拥抱怪癖并激发巨大潜能的深刻洞见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