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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必须坦承，我从不认同文学的必要性或文学能带来抚慰这种话。这并不奇怪，比起发现新世界的可能性、人类的希望等，我从文学中初次感受到的只是某种模糊的征兆。尽管没有人直接说出来，但我已察觉自己怎样也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很显然，倘若我的立场会遭到排斥，那么我决定率先否决它。我决定成为与理解“真正的文学”和具备“文学感性”背道而驰的人，也实践了决心。
写作亦是如此。尽管我热衷阅读，却不敢妄想成为作家——不，“我绝对无法成为作家”的说法或许更为正确。即使如此，每每思考未来出路时，脑海中浮现的职业就只有撰稿。这全是受限于我那贫乏的想象力，没做过的事就想象不到，所以在思考职业时，尽管有段不算短的时间未曾提笔写作，我仍致力寻找与书籍有关的工作。而我，同样实践了决心。
打从去年开始，我便誓言要和文学保持距离，动不动就洗脑自己无法成为写作之人，这样的我也许是最不够格在此共襄盛举的人。但这七篇故事是如此令人熟悉，变成印刷字体后的模样又是何等陌生，于是这次，我决定写出那满腔的喜悦与眷念。
仔细想想，我从未真正远离文学，反倒循序渐进地从童话跨越到小说的范畴，尽管我无法彻底理解它。后来我才明白，我无法理解的几乎是男性笔下的文章，女性写的多数文章却能够理解。所以，其实我可以选择持续付出心力，直到彻底理解出自男性之手、被认证为文学——亦即独占文学性赞誉——的文章，并试图克服自卑感。然而，相较于浸濡放诸四海皆准、具恒久人类价值的文章，喜爱处于边缘、细琐的文章已令我感到满足。无论是将此视为从认可的斗争中挣脱出来的正向心态，还是为守护自尊的自我妥协都无妨。从结果来看，我也庆幸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多亏于此，我才得以长久浸濡在女性的故事之中。
写作亦是如此。无论校内还是校外，我从不曾错过任何一场作文比赛；必须从画图和作文中择一上交时，我也总是选择作文；在不安、混乱与喜悦窜流的瞬间，每每都会提笔如实记录下来；面对离开之人或成为离开之人时，我会执意写信；旅行时，即便晚上已经筋疲力尽，也必定要写下当天的日记才肯就寝，没有一天落下。尽管如此，我之所以无法想象写作的自己，原因在于认为我写的东西不能称为文章。
虽然没有听谁说过，写正式的文章就如同创作文学，也是一种属于男性特质的行为，但我看出了端倪。也许我曾在哪儿听说过，只是不复记忆罢了。但确定的是，之所以会认为我的文章不能称为文章，是因为文章等同规范，而规范是男性的所有物。还有，很久后我才耳闻，厄休拉·勒古恩
曾表示，写作是男人制定规则的领域，因此她长期以来都用男人的方式书写；而职业多栖的托妮·莫里森
之所以刻意避免介绍自己是作家，原因就在于自己身为女性。
我生活在女性创造的故事中，写文章的岁月比我记得的更久。我之所以能以有别于过往的方式来定义自己，是源自一种安心感——不必打包行李离开这个位置的安心感；不必紧张兮兮地担忧自己来错地方，迟迟不敢卸下行李。就如同在以女性主义为号召的场合上和女性主义者齐聚一堂的心情相同，倘若没有遭到侮蔑或需要抗辩，就不必和世界针锋相对，自然就能放松下来。光是能将这各有不同的故事逐一排开，就令人安心，也足以展开关于自己的诸多想象。
发生江南随机杀人事件
后，我开始写鼓励女性开口发声的文章，才终于认可自己所写的也是文章。我无法忘掉那一刻的感觉，仿佛出生后首次开口说话，而展读这七篇故事的时光，似乎也会同等难忘。
从小就阅读女性写的女性故事长大的我，在看到小说中的女性说着自己要说的话，不需要任何让步、说服、需要被肯定的情节，居然感动莫名。这是由于过去我一心认为女性会被排拒在文学世界之外。而一路走来，我终于了解那是基于何种原因，也明白了于此刻出版女性主义短篇小说，具备了何等意义。
即便在女性的文章被贴上不是文章的标签，女性不被允许写文章，甚至习文写字都遭到禁止的时候，女性始终在写作。那些仿佛一开始便已存在，只是不经意被拾起的故事，其实是鼓起莫大勇气，克服了无人给予拥抱的孤独、怀抱对自身与故事的不信任所道出的。她们与时代对抗，勇敢地将故事说出来，也帮助我们从那个时代解放。
尽管好不容易摆脱了束缚，但写成文章的女性故事依然令人感到很陌生，数量少到难以和建构起坚固世界的语言相比较。然而这份陌生感却频频在屹立不摇的世界上凿出裂痕，它无法柔软地渗入任何一处，只能持续造成裂缝与冲突。
女性毕竟占据了世界一半的人口，她们终有一天会认识自己的故事，所以即便这些叙事可能造成排拒感，但也可能很快被接受。接着，更多故事会被唤醒，女性会开始诉说那些被以为只能放在内心发酵或遗忘的故事。
借由女性主义之名所诉说的七篇故事，可以获得各式经验。如果你是一名女性读者，也会在他人写的故事中发现自己的身影，在《致贤南哥》《你的和平》和《更年》中尤其如此。
《致贤南哥》仿佛把我们曾经犹豫着要不要写到日记里，或曾经差点儿脱口而出的话都写出来了。并且，是否与男人谈恋爱没有想象中重要，因为这个故事的对象并不是贤南哥，而是写信给他的“我”。异性恋女性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既视感，怀疑自己是否也曾和贤南哥这样的人交往，即便不是如此，脑中也会浮现出以某种方式和男性建立关系的记忆。那一刻，以为只攸关写信给贤南哥的“我”的故事，也成为与其产生共鸣的读者“我”的故事。
《你的和平》是关于一对男女朋友结婚在即的故事。引子才刚说完，这篇小说就偏离了我的预想。如果不想错过这点，就必须留意到作者将男方的家人称为“宥真的家人”，而非“俊昊的家人”。这虽然不是一个很露骨的暗示，仍能感受到某种程度的违和感。不仅是因为我们以为焦点在于俊昊与善英的关系，也由于在韩国社会，父母习惯用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来称呼彼此，长女却连在这种事上都会遭受冷落。她们其实占有鲜明的地位，只要想到每次都最先被呼唤却又和镁光灯相距甚远的长女们，我便擅自认定这是一个替长女发声的故事。
《更年》这篇作品中，我们必然能从不得不自我怀疑的女性身上发现自身的模样。因为不管自己的人生与女性主义的距离或远或近，性格温顺乖巧或强悍好斗，女性都必定会面临不符合普世价值的时刻。只要有所偏离，对自己的疑心便于焉展开。但若能坚持不懈地表达出来，而非轻易抛下疑虑，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世界。特别是《更年》中在吐露内心的话者——既是父权制下的受害者，又积极复制相同规范，把和女儿起冲突视为理所当然的妈妈——的立场上，这项发现能促使我们萌生其他梦想。
除了那些能发现自身的故事，大家也会读到与日常明显拉开一步距离的故事。以大方向来区分，《让一切回归原位》《异乡人》《鸟身女妖与庆典之夜》和《火星的孩子》便是如此。
你将会为这七个故事中没有任何女性遭到冷落的事实大感意外。但假如往后我们仍只阅读唯有在需要女性特质时女性才会登场的故事，或许就会用负面角度来看待自己在世上的价值。这四篇故事各自以不同方式颠覆了世界的规则——女性只存在于微不足道的、边缘的主题，或必定有某些理由才会担任主角的潜规则。
在《将一切回归原位》《异乡人》两篇作品中，以“崩塌建筑摄影师”和“警察”为职业的女性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主角。尽管我们在“作家笔记”中看到作家们说自己煞费苦心，但她们笔下创造的人物早已获得解放。
这些角色没有被局限住，而是自由地在故事中穿梭，在熟悉与不熟悉的路上交错行走。在故事中，没有人要求她们只能走在中心位置上，而她们似乎也不曾想过自己扮演的不是主角。故事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呈现此种样貌，全仰赖作家的苦心，才能让女性不受限于既定形象，同时又彰显女性特质。
相反，故事反倒将男性安排在传统女性的位置上。在《鸟身女妖与庆典之夜》中，男性必须亲自被放在那个位置上，才得以理解长久以来“女性遭受杀害的历史”。不得不说，女性为了谈论女性之死，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再次亲自经历死亡。不管是在故事中，还是外面的世界，女性都太频繁地遭到杀害。
《火星的孩子》说出身为女性才得以诉说的故事，并将它置于核心。它所诉说的是在标榜征服与支配的男性斗争结束后，几个角色等待新生命到来的故事。在人类与非人类的分界、生物与非生物的分界上，温度透过崩塌的缝隙扩散开来。尽管女性生育的故事一直不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但此行为关乎一半的人类，且从结果来看，终究也与剩下的另一半息息相关。如今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在谈论有关母亲的故事时，儿子也比母亲更经常位于中心，并为此感到讶异。就如同达成向来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情般，更改长久以来的故事模式，对我们也同等重要。
理所当然地让女性担任主角，将男性随机安排在其他位置上，而且不把女性必须担任主角的故事视为微不足道。这样的尝试揭开了此前无法被看到的女性面貌，撼动了世界。我敢担保，若想得知有关女性的真实样貌，从迟疑扭捏的女性着手都比自信满满的男性合适。尽管这些女作家在“作家笔记”中坦承，创作女性主义小说时面临混乱与恐惧，但即便没有足够的信心，她们终究承袭了上一代选择相信自己的勇气。
这七篇故事便是从这里延续下去，从缩小曾经巨大得不可撼动的混乱与恐惧开始。还有，这些故事将会拯救某些不想再怀疑自己的想法，认为世界和自己之间错误的大概是自己的女性。看到自己所背负的心情以泰然之姿被印刷出来后，那些女性将会稍稍收起对自己的不信任，长久以来认定自己犯错的女性也有机会改变想法。女性展现自己时必经的混乱和恐惧会逐渐缩小，终有一天会销声匿迹。原先从躲在角落的配角身上寻找与自己相似之处，并且对此心有戚戚焉的女性，也会在见识到众多从未想过自己不是主角的女性角色后，耳濡目染，进一步用相同的方式活下去。
这就是所谓文学的力量吗？过去无法令我轻易产生共鸣的话语，如今我才得以产生想象。
因此，若能一代代书写下去，倒过来书写，以全新的方式书写，再次去书写，至今陌生的文章就会逐渐累积立下稳固的基础，开创出崭新的土地，就像梦想他方之人，以及缓缓朝那方向移动之人至今所做的那样。
我深信，将女性的人生置于核心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将会成为宣告另一个起点的全新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