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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当今的神经症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之前，我必须拾起第一章中未解决的问题，并阐明我所说的焦虑是什么意思。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正如我所说，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因此我们必须随时随地面对它。
在前文中，我曾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以此表明两个词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它们都是对危险做出的情绪反应，而且都可能伴随着生理感觉，如颤抖、出汗、剧烈的心跳等，这些生理变化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某种突如其来的强烈恐惧会直接致人死亡。尽管如此，焦虑与恐惧还是有些区别的。
如果母亲仅仅因为孩子身上出了一点丘疹，或是患了轻微的感冒，就担心孩子会死掉，我们把这种反应称为焦虑。但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患了严重的疾病，母亲因此而害怕孩子会死去，我们则把这种反应称为恐惧。如果有人一站在高处就害怕，或者在讨论他非常熟悉的话题时却感到害怕，我们称这种反应为焦虑；而如果一个人在狂风暴雨中迷失于深山老林，因此表现出害怕，我们则称这种反应为恐惧。至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区分：恐惧是一个人面对必须面临的危险时做出的一种恰当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情境做出的不恰当的反应，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做出的反应。 [1]
不过这种区分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反应是否恰当，要取决于特定文化中所存在的常识。但即使这种常识表明某种态度毫无根据，神经症患者还是可以轻松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依据。事实上，如果有人告诉一个神经症患者，说他害怕遭到某个疯子的攻击是病态的焦虑，那么双方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他会指出自己的恐惧是真实的，还会举出与其有关的事例。如果有人指出，原始人的某些恐惧反应与实际的危险不相称，那么这些原始人也同样会固执己见。例如，如果一个部落禁止食用某种动物，而部落中某个人不小心打破了禁忌，吃了这种动物的肉，那么他一定会恐惧万分。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可能会说这种恐惧是不恰当的反应，认为它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但是，一旦你了解了这个部落关于禁忌食物的信仰，你就会意识到，对那个误食者来说，这种情况代表了一种真实的危险，这意味着他的狩猎或捕鱼之地可能会遭到破坏，他可能会因此染上一场大病。
然而，我们在原始人身上发现的焦虑与我们文化中所谓的神经症焦虑，是有区别的。与原始人的焦虑不同，神经症焦虑的内容并不涉及人们共同持有的信念。无论是哪一种焦虑，一旦理解了焦虑的含义，就自然会打消认为它们是不恰当反应的念头。例如，有些人对死亡有着永久的焦虑；另一方面，由于遭受的痛苦，他们对死亡又有着隐秘的渴望。他们对死亡的种种恐惧，加上心中对死亡的隐隐期待，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担心危险随时会来临。如果我们了解所有这些因素，就自然会把他们对死亡的焦虑视为一种恰当的反应。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有些人发现自己在悬崖边、高楼窗户旁或高耸的大桥上，就会感到非常害怕。这里也是一样，从表面看，这种恐惧反应似乎是不恰当的；但是，这种情境可能使他们面临或内心产生了一种冲突：生存愿望与死亡诱惑（出于某种原因想从高处往下跳的冲动）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难以调和的冲突导致了他们的焦虑。
所有这些考量都表明，我们的定义需要做一些修改。无论恐惧还是焦虑，都是对危险做出的恰当反应。但就恐惧而言，危险是明显的、客观的；而就焦虑而言，危险是隐藏的、主观的。也就是说，焦虑的强度与当下情境对人的影响是成正比的，而至于为什么如此焦虑，他自己并不知道。
对恐惧与焦虑做出这种区分，其实际意义在于让我们明白，试图说服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没有用的。他之所以焦虑，并不是因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情境，而是他内心所感受到的情境。因此，心理治疗的任务，只能是找出某些特定情境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特殊意义。
在界定了焦虑的性质之后，我们还必须了解焦虑所起的作用。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人很少意识到焦虑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他只记得自己在童年时有过一些焦虑，做过一个或数个焦虑的梦，以及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情境下感受到的强烈焦虑——例如，在与一位大人物进行重要谈话之前，或者在某次考试之前。
在这一点上，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信息，绝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些神经症患者能够充分意识到焦虑的困扰。焦虑的表现形式则千差万别：它可能表现为弥散性的焦虑或焦虑发作（anxiety-attacks）；也可能依附于特定的情况或活动，如高处、街道、当众演讲或表演等；还可能会有明确的内容，如担心精神失常、患上癌症、吞下了针头等。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则意识到他们时而会感到焦虑，对于激发焦虑的外在条件，他们可能了解，也可能不了解，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没有重视这些外在条件。最后，还有些神经症患者，他们仅仅意识到自己抑郁、自卑、性生活困难，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他们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有或曾有过焦虑。然而，进一步的考察通常会证明，他们最初的陈述并不准确。在分析这些患者时，我们总是会发现，在表面之下，他们与第一类患者有着同样多的焦虑，甚至更多。心理分析使这些神经症患者意识到了他们潜在的焦虑，他们可能会回忆起那些焦虑的梦或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情境。尽管如此，他们所承认的焦虑程度通常并不会超过正常的水平。这正表明了我们可能在承受焦虑，而自己没有觉察到。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揭示出这里所谈问题的重要性
，它是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都有过爱、愤怒、怀疑的感受，它们有时稍纵即逝，几乎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有时又如昙花一现，我们很快就将其忘记。这些感受可能真的无关紧要或转瞬即逝，但它们背后也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动力。对某种感受的知觉程度，并不能代表它的力量或重要性。就焦虑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可能有焦虑而不自知，还意味着焦虑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而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我们似乎在竭尽全力摆脱焦虑或是避免感受焦虑。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而最常见的原因是：强烈的焦虑是我们遇到的最折磨人的情感之一。那些经历过强烈焦虑的患者会告诉你，他们宁死也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此外，焦虑情感中所包含的某些因素，可能对个体来说尤为难以忍受。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无助。在面对巨大的危险时，一个人可能会变得积极而勇敢。但在焦虑状态下，人们会感觉到——事实也是如此——无助和绝望。那些把权力、地位和控制看得高于一切的人，尤其不能容忍这种无助感。由于感到自己的反应如此不合时宜，他们开始憎恨这种感觉，就好像它显示了他们的软弱与胆怯。
焦虑中包含的另一个因素是其明显的不合理性。对某些人来说，允许非理性因素来控制他们，简直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有些人在无意识中将自己训练成严格服从理性支配的人，有些人则隐秘地感到有可能被内心非理性的异己力量所吞没，因此他们绝不会有意识地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各种个人动机之外，前一种反应还涉及了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强调理性思维和行为，而认为非理性或看似非理性的东西低人一等。
焦虑中包含的最后一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与上一条相关。正是通过这种不合理性，焦虑含蓄地告诫我们，我们内心的某些东西出了毛病；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挑战，要求我们彻底地检视自己。这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将其作为挑战，而是说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实际上都是一种挑战。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喜欢这种挑战；可以说，我们最反感的就是认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事实上，一个人越是无助地感到自己身陷于恐惧与防御的复杂网络，就越是紧紧抓住自己的错觉，坚信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完美无瑕，进而本能地拒绝任何关于自己有问题的暗示——即使只是间接或含蓄的暗示，也不认为自己有任何改变的需要。
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摆脱焦虑的方法：一是把焦虑合理化，二是否认焦虑，三是麻痹自己，四是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情境。
第一种方法——把焦虑合理化，是逃避责任的最佳借口。它的实质是把焦虑转化为合理的恐惧。如果忽略了这种转化的心理价值，我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它并没有带来多大改变。就像那个过分担忧的母亲，不管她是否承认自己的焦虑，是否把她的焦虑解释为合理的恐惧，事实上只是在关心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尝试告诉这位母亲，她的反应并不是合理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并说明她的反应与当前的危险是不相称的，而且包含了她的个人因素。作为回应，她一定会反驳这样的暗示，并且会不遗余力地证明你完全弄错了。玛丽不是在托儿所里染上这种传染病的吗？强尼不是在爬树时摔断了腿吗？最近不是有个坏人用糖果诱骗孩子吗？所以，她的行为不是出于对孩子的责任和爱吗？ [2]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遇到对非理性态度的激烈辩护，我们就可以确定，这种辩护态度对那个人具有重要的功能。这样一来，那位母亲不仅不会因为她的情绪感到苦恼绝望，相反，她还会觉得自己能够积极应对这种情况。她不仅不用承认自己的软弱，相反，她还会为自己的高标准感到骄傲。她不仅不用承认自己的态度中充斥着非理性因素，相反，她还会觉得自己的态度非常合理。她不仅不用正视并接受挑战以改变自己内心的东西，相反，她还会继续把责任转移到外部世界，并借此避免面对自己真实的动机。当然，她最终会为这些暂时的利益付出代价，永远也无法消除内心的焦虑不安。更重要的是，她的孩子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归根结底，她也不想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她内心深处一直抱着这种幻想：不必改变自己内心的任何东西，又能够得到由改变带来的一切利益。
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认为焦虑是一种合理恐惧的倾向，无论是对分娩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还是对饮食失调的恐惧，甚至是对穷困潦倒和天灾人祸的恐惧。
第二种摆脱焦虑的方法是否认它的存在。事实上，运用这种方法，除了否认焦虑，即把它排除在意识之外，我们并没有对焦虑做什么。这时候它所呈现的，就是恐惧或焦虑所伴随的生理或精神现象，前者如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腹泻、呕吐，后者则表现为烦躁不安、易冲动或无精打采的感觉。当我们感到害怕并意识到自己害怕时，以上这些感觉和生理反应就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同时，这些感觉和生理反应也可能是现存的焦虑被压抑后的表现。在后一种情况下，每个人对他的状况所了解的只是一些外在迹象，例如他在某些情境下老是想小便，或者在火车上老是眩晕恶心，有时他会在夜里盗汗，等等，而这些通常没有任何生理原因。
然而，人们也可能有意识地否认焦虑，有意识地企图克服焦虑。这种情况类似于在正常人身上发生的，通过拼命贬低恐惧来消除恐惧。关于这种正常的情况，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一个士兵想要克服他的恐惧，反而表现出英勇的行为。
同样，神经症患者也可能有意识地决定克服焦虑。例如，有一个女孩，在青春期之前一直饱受焦虑的折磨，尤其是害怕盗贼，但她自觉地决定不理会这种焦虑，夜晚独自一人睡在阁楼上，或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在接受精神分析时，她说的第一个梦就隐隐约约地显示了这种态度。这个梦中的一些情境实际上很可怕，但她每次都勇敢地去面对。其中一个情境是，她在夜里听到花园里有脚步声，于是她走到阳台上，厉声问道：“谁在那儿？”虽然她成功克服了对盗贼的恐惧，但是引发她焦虑的真正因素并没有改变，因此，依然存在的焦虑产生的其他后果也并没有消除。她仍然缩手缩脚，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无法安心从事任何建设性的工作。
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并不能做出这种有意识的决定，这个过程往往是自动进行的。然而，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区别，并不在于做决定时的意识程度，而在于这个决定所产生的结果。神经症患者竭尽全力所得到的全部结果，不过是消除了焦虑的某些特定表现，就像那个女孩只是摆脱了对盗贼的恐惧。我并不想低估这一结果的价值。它不仅可能具有实际的价值，而且可能具有提高自尊的心理价值。但是，人们经常过高评价了这些结果，所以我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极面。事实上，不仅人格的基本动力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当神经症患者消除了他内心障碍的表现时，他同时也失去了解决这些障碍的重要动力。
这种不顾一切地想要摆脱焦虑的过程，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种方式往往不能被正确认知。例如，在特定的情境中，许多神经症患者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常常被认为是表达了真实的敌意。但实际上，这种攻击性可能只是患者自己感受到了攻击，因此想方设法征服自己内心的胆怯罢了。尽管通常确实存在某种敌意，但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夸大他实际感受到的攻击性，他的焦虑促使着他去战胜自己的胆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有可能把将这种鲁莽误认为是真实的攻击。
第三种摆脱焦虑的方法是让自己麻痹。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直接通过酒精或药物来达到麻痹的目的。然而，也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些方法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其中之一就是，由于害怕孤独而让自己投身于社会活动。不管患者意识到了这种恐惧，还是隐约觉得有些不安，这种方式都不可能改变他的处境。另一种麻痹自己的方式是沉溺于工作，这一点可以从工作狂身上、从人们在节假日的焦躁不安中窥见一斑。人们还可以通过无节制的睡眠来麻痹自己，尽管过量的睡眠并不能使人恢复精力。最后，性行为也可以作为释放焦虑的“安全阀”。众所周知，焦虑可能会导致强迫性手淫，但焦虑同样可以引发各种性关系。那些主要通过性行为来缓解焦虑的人，一旦没有机会获得性满足，哪怕只是片刻，也会变得极为焦躁不安。
第四种摆脱焦虑的方法是最彻底的，即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或情境。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就像害怕潜水的人回避潜水，不敢登山的人回避登山一样。更准确地说，这个人可能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能有意识地回避它。然而，他也有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焦虑和回避行为，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焦虑和回避行为。例如，他可能完全无意识地在感到焦虑的事情上拖延时间，比如做某个决定、去医院看病、给人写信，等等。或者，他可能会“假装”无所谓，也就是主观地认为他实际上极为在意的事情毫不重要，比如参与讨论、对员工下达命令、与别人断绝关系，等等。又或者，他可能“假装”自己不喜欢、厌恶某些事情，以此为理由来躲避这些事情。例如，一个女孩害怕参加聚会时被忽视，她可能会假装自己不喜欢社交，干脆不去参加聚会。
如果我们再往前一步，探讨这种回避是如何自动发挥作用的，那么就会发现一种抑制现象。所谓抑制（inhibition），是指一个人无法去做、感受或思考某些事情，其作用就是回避因这些事情而起的焦虑。在这种状态下，患者的意识中并没有任何焦虑，也无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抑制作用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就是癔症型功能障碍：癔症型失明、癔症型失语、癔症型肢体瘫痪，等等。在性方面，性冷淡和性无能是这种抑制的典型代表，尽管这些性抑制的结构可能十分复杂。在心理方面，无法集中注意力、难以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愿与他人交往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抑制现象。
如果用几页篇幅来罗列各种抑制现象，让读者对抑制的形式和发生频率有个全面印象，也许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我想还是把这项任务留给读者，让他回顾一下自己对这方面的观察。因为在今天，抑制作用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如果它充分展现出来，是很容易被识别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简要地考察一下，要意识到抑制作用必须具有哪些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很容易低估抑制的发生频率，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究竟存在多少抑制倾向。这些先决条件涉及了以下三种影响因素。
第一，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想做某件事情的愿望，然后才能意识到自己能否实现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在某方面的野心，然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有哪些抑制。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吗？确实不知道。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人正在听别人宣读一篇论文，在听的过程中，他对这篇论文有了一些批评意见。这时，一个微弱的抑制会导致他羞于或怯于表达批评，而更强大的抑制则会阻碍他组织自己的思想。其结果就是，只有在讨论结束之后，或者在第二天早上，他才能组织好自己的想法。但是，抑制作用也可能非常强大，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形成任何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事实上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也会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所说的一切，甚至还会赞赏别人说过的话；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任何抑制倾向。换句话说，如果某种抑制强大到能够阻止我们的愿望或冲动，那我们也就不可能意识到它的存在。
第二，如果抑制在一个人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他宁愿坚持认为事实就是如此，无法改变，而不愿相信这是抑制作用的结果，那么阻碍我们意识到抑制作用的另一个因素便出现了。例如，如果有人对任何竞争性的工作都有着巨大的焦虑，导致他每次尝试工作时都会变得疲惫不堪，那么他可能就会坚持认为自己不够强健，不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信念让他得到了保护；如果他承认了抑制的作用，就不得不回去工作，把自己置于可怕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因素与我们所说的文化有关。如果个人的抑制与文化所认同的抑制相一致，或者与现有的意识形态相一致，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意识到这些抑制作用。例如，一个患者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抑制倾向，无法接近女人，但他意识不到自己受到了抑制，因为他接受了该文化中的普遍观念，认为女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据此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再如，如果把谦虚是一种美德当作教条，我们很容易形成不敢大胆追求的抑制倾向。同样，我们可能不敢去批评政治、宗教或其他领域中居统治地位的教条，自己也根本意识不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从而也就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着与惩罚、批判或孤立有关的焦虑。然而，为了正确判断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弄清楚各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性意见并不一定意味着抑制的存在，也可能是由于常见的思想懒惰、愚昧，或者其信念确实与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一致。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导致我们无法识别存在的抑制倾向，甚至使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很难发现它们。然而，即使我们能够识别所有的抑制，仍然有可能低估它们发生的频率。因此，我们必须把所有反应都考虑进去，尽管有些反应还不能算作成熟的抑制，但它们也在臻于成熟的途中。在我上述的几种态度中，虽然我们仍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相关的焦虑无疑会对活动本身产生影响。
首先，从事一项让我们感到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疲劳或枯竭的感受。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患者，她正逐渐摆脱对外出行走的恐惧，但在这方面仍然有很多焦虑；每当在星期天出门时，她都感到自己精疲力竭。这种衰竭并非身体虚弱所致，因为她能做繁重的家务而丝毫不觉得累。正是这种与外出行走有关的焦虑，导致了她精疲力竭。虽然她的焦虑已减轻到使她能够外出，但还是会让她觉得疲惫不堪。事实上，许多通常被归咎为过度工作的疲劳感，并不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因为对工作或同事关系的焦虑。
其次，与某项活动有关的焦虑，会使这项活动的功能受到损害。举个例子，如果某人在下达命令时带有焦虑，那么，这些命令就会以带有歉意甚至无效的方式传达下来。与骑马有关的焦虑，将会使人无法驾驭马匹。然而，人们对这些焦虑的意识程度不尽相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自己存在焦虑，使他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任务；或者，他可能只是隐约地感到自己无法做好任何事，却不知道原因何在。
再次，与某项活动有关的焦虑，会破坏这项活动原本具有的欢乐。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轻度的焦虑，相反，轻度的焦虑可以使人产生更多的激情。带着轻微的恐惧去坐过山车，可能会让它更刺激；但如果带着强烈的焦虑，就会让它成为一种苦刑。与性关系有关的强烈焦虑，会使性活动变得索然无味；而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焦虑，会让人认为性活动本来就毫无趣味。
最后，我要说的这一点可能让人感到有点困惑，因为我在前面说过，不喜欢、厌恶可以作为回避焦虑的借口，而现在我又说，对某些活动的厌恶可能是焦虑导致的结果。事实上，这两个表述都是正确的。厌恶既可以当作回避焦虑的手段，也可以被认为是焦虑的结果。这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难以理解的一个小例子罢了。心理现象错综复杂，除非我们下决心考察无数个交织互动的过程，否则就不可能在心理学知识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我们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焦虑折磨，目的并不是展示所有可能的防御措施。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许多更彻底的应对焦虑的方法。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说明一个人所承受的焦虑可能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多得多，或者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承受焦虑。同时，我还要揭示在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发现焦虑。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可能隐藏在身体不适的感觉背后，例如心跳加速或疲劳无力。它也可能被一些看似合理或恰当的恐惧所掩盖。它还可能是一种隐藏的驱力，驱使我们饮酒作乐或沉迷在各种其他消遣中。我们常常会发现，焦虑正是我们无法去做或享受某些事情的原因，同时还会发现，它永远是隐藏在各种抑制作用背后的动力因素。
由于某些原因（我将在后文中讨论），我们的文化给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带来了大量焦虑。因此，每个人实际上都建立了各种我在前面提过的防御机制。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防御机制对他人格的影响就越大，他想不到或不能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体力、智力或教育背景，完全有理由期望他完成这些事情。总之，神经症越是严重，抑制作用就越多，这些抑制作用既微妙又强大。 [3]
[1]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一书中，有一章名为“焦虑与本能生活”（Anxiety and Instinctual Life），其中对“客观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做出了类似的区分，他将前者描述为一种“对危险做出的明智反应”。
[2] 桑多尔·拉多（Sandor Rado），《一个多愁善感的母亲》（ An Over-Solioitout Mother ）。
[3] 在《精神分析导论》（ Einfue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一书中，舒尔茨-亨克特别强调了Luecken（空洞、裂缝）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在神经症患者的生活和人格中发现的那些缝隙（g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