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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主要关注神经症是如何影响人格的，所以我们的研究范围也仅限于两个方面。首先，本书要研究的是性格神经症而非情境神经症。神经症也可能发生在人格完整和未被扭曲的个体身上，他们仅仅由于应对充满冲突的外部环境而患了神经症，这种情况可称为情境神经症。在讨论某些基本的心理过程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简要讨论情境神经症的结构。
我们此刻的兴趣不在情境神经症，因为它并没有揭示出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只是表明一个人暂时不能适应特定的困难情境而已。我在本书中提到的神经症，主要是指性格神经症，也就是说，它们的症状表现可能与情境神经症完全相同，但其主要障碍在于性格的异常。
性格神经症是潜伏的慢性过程的结果，通常始于童年时期，并且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人格的各个部分。从表面上来看，性格神经症也可能由实际的情境冲突所引发，但如果仔细收集一下患者的病史，就会发现那些造成困扰的人格特质，早在任何困难情境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眼前这个暂时的困难情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那些先前存在的性格障碍所导致的。而且，神经症患者会对某些生活情境做出病态的反应，而这些情境对正常人来说根本不意味着任何冲突。因此，这些情境只不过是揭示了可能存在已久的神经症而已。
其次，我们对神经症的症状表现并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性格障碍本身，因为人格的异常在神经症中是永久存在、不断发生的，而临床意义上的症状却可能因人而异或者根本不出现。同样，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性格也远比症状重要，因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是性格，而不是症状。由于对神经症的结构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意识到症状的治愈不一定意味着神经症的痊愈，因此总的来说，精神分析学家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他们更关注性格的异常而不是症状。打个比方，我们可以说神经症的症状只是火山的爆发，并不是火山本身；而那些导致神经症的冲突，可能正如火山一样，潜藏在患者的内心深处而不为其所知。
在做出上述界定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神经症患者是否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谈谈“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至于伴随不同类型神经症而出现的性格异常，让我们惊讶的不是其相似性，而是它们的差异性。例如，癔症型性格与强迫型性格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们在机制上的差异，或者更通俗地说，是两种性格障碍在表现方式和处理方式上的差异。例如，在癔症型性格中，患者主要采取投射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在强迫型性格中，患者则尽其所能把内心的冲突理智化。另一方面，我所谓的相似性并不是指冲突的表现方式，或者它们产生的机制，而是冲突本身的内容。更确切地说，相似性主要并不在于那些在根源上引发困扰的经历，而在于那些实际驱动个体行为的各种冲突。
要阐明这些驱动因素及其复杂的后果，就必须先做出一个假设。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都强调一个原则，即分析的任务在于发现冲动的性欲根源（如特定的性感带），或是一再重复出现的幼儿期模式。尽管我坚持认为，如果不追溯至其幼儿期的状况，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患者有完整的理解，但我也认为，如果片面地运用起源学（genetic）
方法，只会使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混乱而不是更清晰。因为这样会导致人们忽视实际存在的各种无意识倾向，忽视它们的功能，以及它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比如各种冲动、恐惧和防御措施）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起源学角度的理解，只有在它有助于功能性的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基于这种信念，在分析了具有不同年龄、气质、兴趣，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各样的神经症人格后，我发现，在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那些起驱动作用的核心冲突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我在精神分析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通过对正常人和当代文学中人物形象的观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对于神经症患者身上反复出现的问题，如果剔除其虚幻晦涩的性质，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与我们文化中正常人面临的那些困扰，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已。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与这些问题做斗争：竞争、害怕失败、情感孤立、对他人和自己不信任，等等。神经症患者身上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只不过它们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一般而言，某种文化中的大多数个体都必须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由存在于该文化中的特殊生活情境造成的。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它们并不代表“人性”所共有的问题，因为其他文化中的动力和冲突与我们文化中的这些元素并不相同。
因此，我所谓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不仅是指神经症患者具有共同的基本特性，还表示这些相似的特征在本质上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存在的困境造成的。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运用自己所了解的社会学知识，向大家说明我们文化中的哪些困境导致了我们内心的冲突。
我所做的关于文化与神经症之间关系的假设，其正确与否需要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共同检验。精神病学家不仅要研究某种文化中神经症的外在表现，就像根据标准程序所完成的那样，研究神经症的类型、发病率和严重程度，而且尤其要研究神经症背后潜藏的基本冲突。人类学家则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文化，即这种文化结构究竟给个人带来了什么心理困境。这些基本冲突的相似性表现在人们的某些态度上，而这些态度通过表面观察就可以看出来。所谓的表面观察，是指一个合格的观察者不需要借助精神分析技术的工具，就可以从他周围熟悉的人们身上有所发现，例如他自己，他的朋友、家人或同事等。现在，我将对这些经常观察到的态度进行简要分析。
这些可以观察到的态度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对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第二，对自我评价的态度；第三，对自我主张的态度；第四，对攻击的态度；第五，对性的态度。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对他人的赞赏或爱的过分依赖。我们都希望被别人喜欢，赢得别人的欣赏，但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对爱或赞赏的依赖远远超出正常人的需求，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不切实际的比重。尽管我们都希望被自己所喜欢的人喜欢，但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有一种对赞赏或爱的不分青红白的渴求，完全不管自己是否在乎那个人的关心，或者那个人的评判对自己是否有意义。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种无休止的渴望，但当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关注时，这种渴望就会从他们的敏感中表露出来。例如，如果有人不接受他们的邀请，一段时间不打电话给他们，甚至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他们就会感到深受伤害。当然，这种敏感也可能被一种“我不在乎”的态度掩盖起来。
而且，在他们对爱的渴望和自己感受爱或给予爱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一方面是他们过分关注自身的愿望，另一方面是他们对别人需求的漠不关心。这种反差和矛盾并不总是显露在外。例如，神经症患者也可能会过分热心，渴望帮助每个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为是强迫性的，而非出于自发的热情。
第二种态度，表现为神经症患者过度依赖他人所致的内心不安全感，也就是说，他们的自我评价非常低。自卑感和缺陷感是神经症患者身上永久存在的特征。它们可能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确信自己无能、愚蠢、没有魅力，而这些想法在现实中可能毫无根据。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绝顶聪明的人认为自己愚不可及，有些美艳绝伦的女子认为自己毫无魅力。一方面，这些自卑感可能会露于表面，表现为患者的抱怨或担忧，把莫须有的缺陷视为理所当然，然后在上面浪费大量的心思。另一方面，这些自卑感也可能被掩盖起来，表现为一种自我夸大的补偿性需要，或者一种强迫性的炫耀，以我们文化中各种沽名钓誉的东西来给他人和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例如金钱、名画、古董、女人、人脉、旅游或学识，等等。这两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表现得更突出，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感觉到这两种倾向同时存在。
第三种态度，即对自我主张的态度，通常包含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这里所谓的自我主张（self-assertion），是指一种维护自我或其权利要求的行为，而没有任何过度欲望或追求的含义。在这方面，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了大量的抑制倾向。他们抑制自己表达某种要求或愿望；抑制自己做对自身有利的事；抑制自己表达意见、发表批评或命令别人；抑制自己选择想要交往的人，以及与他人的日常接触，等等。同样，在我们所说的坚持个人立场方面，也存在着种种抑制倾向。神经症患者往往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别人攻击；在他们不愿顺从别人的意愿时，也无力说出“不”。例如，一个推销员向其兜售一些他们根本不想买的东西，或者有人邀请他们参加本来不想出席的舞会，或者一个男人或女人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他们都无法直接回绝。最后，在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方面，也存在着抑制的倾向，他们很难做出决定、形成意见，不敢表达只符合自己利益的愿望。这样的愿望必须被隐藏起来，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私人手账中，把“电影”记在“教育”的名下，把“酒类”记在“健康”的名下。对于这类人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能力制订任何计划 [1] ，无论是旅行攻略，还是人生规划。神经症患者总是让自己随波逐流，即使在诸如职业或婚姻这样的重要决定上也是如此，他们对自己在生活中想要什么，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完全被某些病态的恐惧驱使着，正如我们在某些人身上看到的，他们因为害怕贫穷而不顾一切地聚敛钱财，因为害怕走入婚姻的坟墓而陷入无休止的风流韵事。
第四种态度，即对攻击的态度，与上述对自我主张的态度完全相反，是一种反对别人、攻击别人、贬低别人、侵犯别人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敌意行为。这种类型的心理紊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种是倾向于攻击、支配或挑剔别人，喜欢指挥、欺诈或埋怨别人。有时，那些持这种态度的患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攻击性；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还主观地认为自己只是在表现真诚，或者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事实上他们十分蛮横、咄咄逼人，但他们认为自己态度谦逊、要求合理。然而，在另一些人身上，这种心理紊乱却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表面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态度，这些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受了欺骗，被人控制，遭人斥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是受到羞辱。同样，这些人往往也意识不到这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态度，而是郁郁寡欢地认为整个世界都在歧视他们、亏待他们。
第五种态度，是表现在性方面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对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二是对性行为的抑制。在通向性满足的每一步中，都可能会出现抑制倾向。比如，抑制自己与异性接触，抑制自己追求异性，抑制性功能本身，抑制性快感的过程。而且，前面描述过的那几类特征，也都可能出现在关于性的态度中。
人们或许可以对上面提到的这些态度做更详细的描述，不过，我在后文中将会一一谈到这些态度，现在对它们做事无巨细的描述，对我们的理解并没有多大帮助。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态度，我们必须考察它们产生的动力过程。在了解潜在的动力过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看起来似乎不连贯，但它们在结构上是相互关联的。
[1] 在《命运与神经症》（ Schicksal und Neurose ）一书中，舒尔茨-亨克（Schultz-Hencke）是为数不多的充分意识到这一要点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