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以自身为目的

老年的博尔赫斯这么说，文学工作，是努力把人世间的不幸一一化为幸福的诗歌，而幸福是以自身为目的。

这话本来是近乎自明的基本道理，但愈来愈像是劝告和提醒。

幸福以自身为目的，意思大约是，幸福才是最终的，是真正落回到人身上，是完成了、不再外于我们的一种“美好的状态”，举凡声誉、权势和财富都不是或还没有；也是说，幸福不必再转变为、或说用来换取其他东西，相反地，是其他东西应该（自然地，但也得是明智地）转为幸福，成为有助于幸福的某种东西，就像云化为雨水降到大地。

博尔赫斯的话，如果我们听出来其中的劝告、提醒成分，那必定是，要我们别只停在、纠缠于那些犹待换取的、还不是我们人身可直接“吸收”的雨云状东西半途；还有，提醒我们事情不只如此，人需要的远远不只是物质性的东西而已，否则我们今天还忧烦些什么呢？就物质的种类、数量和品质而言，我们这个时代即便不在天堂，至少也已经来到人类历史上最靠近天堂的地方了（当然，也还有诸多不属于天堂之地，还存在炼狱和地狱），可我们仍得解释并且处理，我们的确有着人类历史未曾有过的普遍忧烦、躁郁和茫然，屡屡感觉这也是个离幸福最远、人连过生活都不大会的时代。

博尔赫斯说诗歌帮人们处理不幸，诗歌也是让人幸福的必要之物，这在今天听来也许古老而且有点好笑，但其实是真的，只是不容易了而已——倒过来说事情就明白多了。人无法拒绝不幸，如古希腊人相信不幸来自于喜怒无常的天上诸神，人只能设法忍受、处理时时袭来的不幸，如果能够的话，最好还能让不幸生出价值来，成为某种有用的生命材料，这正是诗歌对不幸的“处理方式”，所以古希腊人才进一步这么讲：“诸神在人间创造种种不幸，为的是让诗人有东西可歌咏。”这当然不是一句风凉话，而是身处不幸之中的人所奋力认清的一个道理。

丁尼生也这么说过：“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如果你把它们放在故事里，或是诉说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

不幸成为生命材料，就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意思及其形貌了。人，尤其是工作者，对材料有种自自然然的特殊体认，相当程度能承受它的脏污、沉重、纠结和伤害，材料甚至是人该自己主动去找寻、发见和搜集的（由此从一己逐渐及于他者，进入世界）。因为它是“有用”的，生出了价值，还生成了种种我们难能从别处获取的理解和意义，悲恸也许只是必要的代价，甚至是一道独特的、深刻的小径，引领人走到寻常日子里挖开不了、抵达不到的某一点，远方，或身体深处，人也就不只是单纯受苦而已。不幸，尤其在工作完成、成品出现那一刻，会只是一个个回忆，一个个被包裹起来已没有锋利棱角的东西，只剩沉沉的重量。弘一法师临终写的那四个著名的字——“悲欣交集”，这是相当相当准确的幸福模样描述。

博尔赫斯说诗歌让人幸福，更多指的是阅读、吟诵诗的人而不是写诗的人，吟诵的人以较少受苦的代价，得到几乎完全一样的成果和安慰。

我们觉得古老，也许只是普遍遗忘了这门久远的处理不幸手艺而已，不再讲究，不再相信，也就不会了。

博尔赫斯命名为《帮凶》（诗人是大自然不幸的帮凶）的这首诗有这几句：“我承受着宇宙、屈辱、欢乐的全部重负。／我应该为损害我的一切辩解。／我的幸与不幸无关紧要。／我是诗人。”

人们愈来愈把幸福单一赌在物质上，这有其道理，但显然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