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预言性的时代真相

这篇小说乍看有点奇怪。一八八六年，还叫俄罗斯，还是沙皇统治，也是让E. M. 福斯特赞叹“全世界最会写小说的几乎全是俄国人”的那个时代，彼时俄国的大书写者不都是过好日子的人吗？比方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尔岑等等，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说也不是穷人，他也许有过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生活甚至更惨，但那是他不节制的生活方式、他近乎自毁的性格使然。

倒是因为契诃夫的这篇小说才让我们察觉此一事实真相——原来旧俄这些大书写者高当时人们一大截的特殊生活，是来自于本来就有的、世袭的财富和权势，是有闲但听从某种异样召唤的富人贵族去写诗写小说，而不是写诗写小说的收入及其声誉让他们摇身成为富人和贵族。指出此一时代真相，我们这里绝无一丝一毫嘲讽轻蔑之意，事实上，我以为这些人是了不起的，他们原本可以继续累积财富和权势，但他们各自看到了某些比个人财富和权势更重要也更迫切的东西，生命遂从这里岔出去，走上某一道有种种不可知风险、甚至再回不了头的人稀之径，可能指向流亡和死亡（如赫尔岑），也可能直下最底层过那种一无所有的生活（如亲王身份的克鲁泡特金），至少，今天我们惯看的财富中人、权势中人还有谁这样？托尔斯泰的《复活》，说的正是聂赫留朵夫这个年轻贵族的“忏悔”，只为了营救被不公义审判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妓女卡秋莎，抛开一切直追进那个冰封、穷苦、绝望人们的世界里，这样的故事今天不能再写了，因为不成立，我们会说这太假了，太一厢情愿、太戏剧性到难以忍受，就连电视肥皂剧里都不存在这种人这种事。

这也可能让我们想到，同为财富和权势中人，老贵族和资本主义新富豪可能还是大有不同的，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那样，还是有不少好东西在这一历史替换中掉落了。列维—斯特劳斯也说，资本主义时代最明显的现象之一便是人“美德”（他真的用美德这个古老板正的词）的不断流失——资本主义对它的获利者从不做任何其他要求，唯一的教谕便是继续投资、扩张、赚钱。

契诃夫是百分之百的穷人出身，在今天还看得到的书信集里，我们反复看到他计算着稿费收入，一行几戈比云云，他于是比任何一个当时的书写者更知道诗、小说乃至于声誉的真正物质价值。而这也成了历史预言，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步伐不一，但迟早都会走到这里，显现此一真相：一个，套用昆德拉的话，后诗、后小说、后声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