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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初兴，由文字以记载，故世称初造文字之仓颉、沮诵为黄帝之史。
《世本》：沮诵、苍颉作书。宋衷曰：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沮诵居其职。（《初学记》）为黄帝左右史。
纪述事迹，宣明时序，推迁之久，历数以兴，故世亦称羲和、大挠之伦为黄帝之史。
《世本》：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著调历。（《史记·历书·索隐》）宋衷曰：皆黄帝史官也。（《左传序疏》）
盖先有创作，而后人追溯而锡之职名，非当部族初兴之时，已有史官也。然经籍论文字历数之用，皆重在施政教民。
《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说文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尧典》：钦若昊天，敬授人时。
则凡民众之需要，皆恃部落酋长左右疏附者之聪明睿知以启之，而后凡百事为，乃有所率循而不紊。民之所仰，职有所专，由是官必有史。而吾国之有史官乃特殊于他族。《说文》释“史”字曰：“史，记事者也。”是为通义。吾国与他族之史，皆记事也。《周官》释史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述其轶事者不同。世谓吾民族富于政治性，观吾史之特详政治及史之起原，可以知其故矣。
《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六日史掌官书以赞治。
国产多竹，编削为书，可执可记，可阁可藏。是亦异于他族，而言史原者所宜究也。《王制》曰：太史执简记。《国语》曰：右执鬼中。皆执竹也。与竹并用者，亦有木版，曰方。《聘礼记》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周官》：司书掌邦中之版。木版固与竹简并用，然以其不利于编排，故用竹为多。编集竹片，则名曰册。重要之册，以丌阁藏，则名曰典。司此要籍，因亦曰典。
《说文》：典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
古史孔多，唐虞时已有五典。史克述《虞书》慎徽五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皋陶谟》称五典五惇。是唐虞之前，已有若干典也。五惇之义，自来未析，稽之《内则》，盖古有惇史，记载长老言行。《皋陶谟》所谓五典五惇，殆即惇史所记善言善行可为世范者。故历世尊藏，谓之五典五惇。史所记，谓之五惇，犹之宋元史官所编之书，谓之宋史、元史矣。
《内则》：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吾史注重嘉言懿行，盖自惇史以来即然。）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徵其礼，皆有惇史。
典册相承，历世滋多。周公诰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吾史首《尧典》，固即夏商相传之典矣。史典旧典，通知程式，记事命官，必资史以作册。《周书·克殷》载尹佚䇲，《洛诰》曰：王命作册，逸祝册。世存金文，亦多本史册。史册之积累者，不知凡几。今所传诵，特选择宝藏亿万中之一二耳。第竹简短狭，不能多书，一简裁二十许字。记事尚简，实缘限于工具，故必扼要而言，或为综述之语。今人以他国古代诗歌繁衍，或近世史传详赡，病吾古史之略，至诋《春秋》为账簿式，不足称史书者，皆未就古人用竹简之时代着想。即刘氏《史通》谓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推本《尚书》寡事，《春秋》省文，亦未能说明其所以寡事省文之原也。古史官之可考者，盖始于虞之伯夷。
《大戴记·诰志》：丘闻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雌雄迭兴，而顺至正之统也。（孔广森曰：引之言率天之事。）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皋陶谟疏》：史公云：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经文无伯夷者。《大戴礼·诰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以解幽明庶绩咸熙。是伯夷为虞史官。史迁以皋陶方祗厥叙，及夔曰戛击鸣球至庶尹允谐，为史臣叙事之文，则即伯夷所述语也。
夏商之史，相传有终古及向挚，皆掌图法。
《吕氏春秋·先识》：夏桀迷惑，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殷纣迷惑，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酒诰》称太史友、内史友，足证商代有太史、内史诸职。第其职务不可详。考周之史官若史佚、辛甲之伦，皆开国元老，史官地位特尊，故设官分职，视唐虞夏商为多，而其职掌又详载于《周官》。自《隋志》以来，溯吾史原，必本之周之五史。惟后世囿于史官但司记注撰著，初不参加当时行政，故于《周官》五史之职掌，若与史书史学无关，但知溯职名所由来，而不悟政学之根本。实则后史职权，视周代有所减削而分析，而官书史体，及其所以为书之本，皆出于周也。
《周官·春官宗伯》序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此句特殊，载明其史，且载于府之上），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又，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太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几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舍算，执其礼事。
又，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太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
又，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又，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又，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
总五史之职，详析其性质，盖有八类。执礼，一也。掌法，二也。授时，三也。典藏，四也。策命，五也。正名，六也。书事，七也。考察，八也。归纳于一则曰礼。五史皆属春官宗伯。春官为典礼之官，即《尧典》之秩宗。伯夷以史官典三礼，其职犹简。故宗伯与史不分二职。历夏商至周，而政务益繁，典册益富，礼法益多，命令益夥，其职不得不分。然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则命官之意，初无所殊。上溯唐虞，下及秦汉，官制源流，历历可循。《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史令丞。景帝更奉常为太常，后汉因之，太史仍属太常。此非本于《周官》五史之隶春官宗伯欤！
于此有最宜注意之一事，即《曲礼》述古官制，太史与太宰，同为天官，典司六典。与五官之典司五众者，显有司天与治人之分。而《周官》则冢宰为天官，太史属春官，皆为治人事之官也。
《曲礼》：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
推迹初民，震耀于自然现象，祷祈祭祀，最归仰于神明。故宗祝卜史，皆司天之官。而所谓太宰者，实亦主治庖膳，为部落酋长之下之总务长。祭祀必有牲牢，故宰亦属天官。《曲礼》所述，盖邃古之遗闻，距周已久远矣。颛顼以来，绝地天通，司天者渐趋重于司人。观《楚语》观射父述天地神明类物之官之演变可见。其中论宗之职，以能知牺牲之物而又心率旧典者为言，足知宗与宰史之联系。
《楚语》：观射父曰：古者民神不杂。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
舜命伯夷典三礼，即以其心率旧典也。《吕刑》述命重黎绝地天通之后，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在禹平水土、稷降播种之上。知伯夷所典之礼之中，已有法制刑章，而非徒专治祭祀矣。马融释三礼，为天神地祇人鬼之礼。郑玄易之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礼也。义各有当。最古之礼，专重祭祀，历世演进，则兼括凡百事为。宗史合一之时已然，至周则益崇人事。此宗与史古为司天之官，而后来为治人之官之程序也。
古之宰为天官也，与史联事。周之冢宰为天官也，仍与史联事。盖部落酋豪之兴，必倚一人副之以绾百务，又必倚一人随之以记所为。于是总务长与秘书长之两员，为构成机关必不可少之职务。相沿既久，而史与相乃并尊。相绾百务，史司案牍，互助相稽，以辅首领。故虽由司天者演变而治人事，其联系不可变也。周之六官，惟宰握典法则柄全权，其他百僚，不能相抗，惟史所掌，与宰均衡。虽宰之所属，如小宰司会司书，亦掌典法则之贰，但小宰等仅以助长官之本职，非相考察也。五史之职则全部官书咸在，据之以逆以考以辨以赞，非司会司书之比。宰及百官，不能紊法违章，实由于此。行政妙用，基于累世之经验，非一时一人凭理想而制订也。
《大戴记》曰：德法者，御民之衔勒也。吏者，辔也。刑者，䇲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䇲，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懈堕。又曰：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正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盛德篇》）此解释周官史职，最为精卓。古之有史，非欲其著书也，倚以行政也。然倚史以行政，而又属之春官，不为天子私人，其秩亦止中下大夫，而非公卿。虽得考察冢宰及百官，而必守礼奉法，有宗伯以临之，有冢宰以统之。尊卑总别之间，所以能得设官之利而无其弊也。
古制既明，史原乃有可考。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所出，即礼是也。传称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此《春秋》者，鲁史官相传之书，尚非孔子所修者。然已非泛泛记事之书。其所书与不书，皆有以示礼之得失。故韩起从而叹之。使为普通书记所掌档案，他国皆有，韩起何必赞美？故世谓古者止有书记官之史，而无著作家之史，必至汉魏以来始有著作家之史者，正坐不知此义也。古史浩繁，人难尽阅，掌档案者，既有全文，必为提要。苟无提要，何以诏人？故史官提要之书，必有定法，是曰礼经。《左传》隐公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杜预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周公所制，虽无明文，要以五史属于礼官推之，史官所书早有礼经以为载笔之标准，可断言也。
世传夏殷已有《春秋》，墨子尝见百国《春秋》。
《史通》：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鲁之《春秋》何以能见周礼，而他国之《春秋》不能见乎？此一疑问也。学者但取《墨子·明鬼篇》所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所载神鬼之事，与孔子所修之鲁之《春秋》相较，即知鲁之《春秋》，最重人事，不载一切神话，其体最为纯洁，其书最有关于政治。故韩愈以谨严二字目之。古史起于神话，吾国何独不然。惟礼官兼通天人，而又总摄国政，知神话之无裨人事，乃有史例以定范围。（《史记》析《封禅书》与《礼书》为二。《汉书·郊祀志》亦不并入《礼乐志》。皆以别神话史与人事史也。）虽周宣王时之《春秋》，尚记杜伯之事，亦见《国语》，非墨子所臆造。以至左丘明之所传，《山海经》之所载，搜神述异，往往而有。而鲁之《春秋》，不此之务，惟礼为归。此韩起所以云然。惟鲁史虽一禀礼经，而犹有未尽谛者。如晋侯召王，虽为实事，不明君臣之分，故必改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据此知鲁旧史盖据实书晋侯召王。）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又有属辞未简，有所改订。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修之曰：星陨如雨。则著作之演进而益精者也。
《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三传之释《春秋》也，各有家法，不必尽同，而其注重礼与非礼则一也。例如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丹桓宫楹，刻其桷，三传皆言其非礼。
《左传》桓公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
又，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
《公羊传》：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
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何以书？讥。何讥尔？丹桓宫楹，非礼也。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何以书？讥。何讥尔？刻桓官桷，非礼也。《穀梁传》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求金甚矣。
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黈。丹楹非礼也。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礼，天子之桷斫之砻之，加密石焉。诸侯之桷斫之砻之，大夫斫之，士斫木。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庙也，取非礼与非正而加之于宗庙，以饰夫人，非正也。（《穀梁》尤尚正义，故迭言非正非礼之原起于非正之心，斥庄公以非正之心饰夫人，因之肆行非礼也。）
其他言礼与非礼者，不可胜举。后史承之，褒讥贬抑，不必即周之典法，要必本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礼，以定其是非。其饰辞曲笔无当于礼者，后史必从而正之。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伯夷所典，五史所掌，本以施于有政，范畴当时。久之社会变迁，人事舛牾，史官所持之礼，仅能为事外之论评，不能如周官之逆辨考赞矣。而赖此一脉之传，维系世教，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虽社会多晦盲否塞之时，而史书自有其正大光明之域。以故他族史籍，注重英雄宗教物质社会，第依时代演变，而各有其史观，不必有
相承之中心思想。而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
《史通·书志篇》：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章学诚《礼教篇》亦曰：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史记》之《天官》《平准》等书，犹以官职名篇，惜他篇未尽然也。两君皆以史之书志本于官礼，盖仅就著述之形式言之，而不知史家全书之根本皆系于礼。何其视礼之隘也！夫本纪、世家何以分？分于礼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礼也。列传之述外戚、宦官、佞幸、酷吏、奸臣、叛逆、伶官、义儿，何以定名？由礼定之也。名臣、卓行、孝友、忠义，何以定名？以礼定之也。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第以镕冶之深，相承有自，漫谓故事当尔，遂未溯其本原，斯则就史言史者之失也。然即就史言史，亦必基于此中心思想而后有所评衡。例如马迁之纪项羽，蔚宗之纪后妃，刘氏何以讥之？（见《史通·本纪》《列传》等篇。）《晋史》党晋而不有魏，《齐史》党齐而不有宋，郑氏何以讥之？（见《通志序》）一经谛思，本末具见。特前人习之而不必言，今人忘之而以为不足言耳。
以史言史者之未识史原，坐以仪为礼也。仅知仪之为礼，故限于史志之纪载典章制度，而若纪表列传之类不必根于礼经。不知典章制度节文等威繁变之原，皆本于天然之秩叙。故《皋陶谟》之言典礼，曰：天叙天秩，天不可见，则征之于民。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皋陶谟》：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郑玄曰：五典，五教也。五教据《左传》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据《孟子》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郑玄曰：五礼，天子也，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五典由惇史所传，条举人类之伦理，而爵赏刑章由之而渐行制定。此五种伦理思想，必非一王一圣所创垂，实由民族之聪明所表现。于何征之？《尧典》曰：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可见唐虞以前，吾民族早有孝念考妣之风尚，故史臣举此以形容其思君之哀。使其时民众但知暱其妻孥，不知有考妣，则状况哀痛，当曰：如丧艳妻爱子。胡为举考妣乎？民俗之兴，发源天性，圣哲叙之，遂曰天叙。推之天子、诸侯、大夫、土庶，宜有秩次，亦出于天。而礼之等威差别，随以演进矣。从民俗而知天，原天理以定礼。故伦理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观秩叙之发明，而古史能述此要义。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者，盖莫大乎此。徒执书志以言礼，不惟隘于礼，抑亦隘于史矣。
天人之际，所包者广。本天叙以定伦常，亦法天时以行政事。故古者太史之职，在顺时
土，以帅阳官，守典奉法，以行月令。
《周语》：古者太史顺时
土。……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太史赞王，王敬从之。……后稷省功，太史监之。
《月令》：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夏秋冬同）……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季冬之月，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
《周官》太史之职，赅之曰正岁年以叙事。此叙事二字，固广指行政。而史书之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者，亦赅括于其内矣。古史年月，或有简略。《周书》宝典，首曰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则年月日地四者具焉。其纪时者，若尝麦书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又曰：太史乃藏之盟府，以为岁典。其后史例益进，则虽无事必书首时，编年史之渊源若此。视他族由教堂纪事之牌乃渐汇而为编年史者，何如乎？
复次，古史授时，重在行政。记言记事，孳乳相因，其体制必多复杂。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而纯粹记事不杂空言之《春秋》乃成定体。其后若《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殆沿古者有杂记空言之《春秋》而为之。而《吕览》首十二纪，尤可见其名“春秋”之意。战国时，孔子所修之《春秋》已盛行（观《庄子》《韩非子》所称《春秋》可见），亦有记空言之《春秋》，如《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韩非子·备内篇》）即记空言者也。为《吕览》者，首陈时令，而又以纪治乱存亡，盖欲在孔子所修《春秋》之外，别树一记言之《春秋》之帜。要亦出于古法，不得谓之非史。故史公与孔子之《春秋》牵连言之。刘知幾不明斯义，世之专攻吕书者亦未之思也。
《吕氏春秋·序意》：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推当时人著书之意，盖重在能使读此书者知治乱存亡，不必逐年依次书写事实。且人之所以欲知前古之治乱存亡者，在能本之以治当时之国政。故摘取史实，参以议论，以证明其授时行政之重要而已。孔子之《春秋》，主旨亦在纪治乱存亡，而其言约义丰，别有《左氏春秋》辅之，纲举目张，不同诸子。且其法在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吕纪》授时行政之意，亦在其中矣），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今《月令》在《小戴记》中，即礼也，礼即循理之谓。）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史通·六家》：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刘书专泥形式，故拘守《汉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之语，谓《尚书》为例不纯，执班书为断代史，力诋《古今人表》，皆未观其通也。）
举百国《春秋》《桃左春秋》《吕氏春秋》，与孔子所修之《春秋》及《左氏春秋》相较，皆有不逮。故治史者祖之，非漫然传习其术也。知《春秋》者，莫若庄周，揭其要旨，曰：《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篇》）名分者何？礼也。礼者，史之所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国际友朋之礼，胥有典法，示人遵守。故《春秋》依其名分，辩其是非，以求治人之道。《记》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春秋》操之，故长于治人。
《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大传》：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
顾名之源流，亦多曲折，治史者不可不知也。古之文字，即曰名。《祭法》曰：黄帝能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当时之所谓正名，盖推行仓、沮之文字，使知分理之相别异，远夷遐方，盖不相通。《禹贡》曰：揆文教。又曰：声教讫于四海。则吾华夏之族，推行文字，教之发音，渐广而及于其时之四海矣。《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曰：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明文字为史之专职，而其赞治之效不徒记事，尤重同文。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皆史官所有事。汉法，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故其时谓通行之文字为史书。（段氏《说文注》详述汉人之习史书。）则据古谊而言，后世谓乙部为史书者，乃冒古者文字之名。而世所矜言之小学出于保氏六书者，亦当谓之史学矣。惟此史学为后世经生及闾里书师所尸，而史官不之重，故迄今同文正名之功，犹有未竟。苗瑶诸族，不能通吾秦汉以来之文字，则由古史职之义不明也。
名之为用，明民广教，为政治统一之工具，初非为礼家表彣彰，史家立义法也。然世变相沿，文质递变，为礼者乃详为区别，以表彣彰。如同一祭祀也，别之以祠、礿、尝、烝；同一田猎也，别之以苗、搜、狩、狝。名号凡目，樊然各殊，在今人视之，若甚无谓；而深察其意者，且以之言天人之际焉。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辩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猎禽兽者，号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搜冬狩夏狝。无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事如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推之人之命名，以昭彼已之别。生之有死，初无贵贱之殊。男女之有匹偶，公务之有主从，由质而言，均可表示。而尚文之世，必广为之礼，以寓其教民淑世之旨。如《记》称周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一人之身，自氏族外，复有若干称谓。他族读吾书者，每不之解，即吾国治史者亦多病之。（章氏《繁称篇》及《陔馀丛考》卷二“《左传》叙事氏名错杂”条均言之。）原礼之初意，由幼而冠，由冠而艾，勖以成人，昭其进德。要之没身加以考核，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其律人若是之严也。
《周书·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太史治大丧，于遣之日读诔，盖告于南郊，称天以诔。
《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惟天子称天以诔之。
《白虎通义》：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谥之者何？以为人臣之义，莫不欲褒称其君，掩恶扬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故孟子曰：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楚共王之殁，自请为灵若厉（《左传·襄公十三年》）。躬之不淑，则受谴人天。元首之尊，莫逃公议，此所以为名教。嬴政不知，但取世及以暨万世，虽亦不过由文而质，而礼意之亡，祚亦寻蹙。汉人复之，谥兼美恶。宋后始止美谥。（详《陔馀丛考》卷十六“两汉六朝谥法”条历举诸史之争谥议者。）而师儒锡字，多有字说以教青年，盖无往而非使人顾名思义也。
史本于礼而尚文，故曰文胜质则史。说《春秋》者，遂谓孔子之修《春秋》，欲反周之文从殷之质。其义深博，兹不缕举。第就《春秋》道名分言之。卫侯复国，灭同姓而称名。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经：春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杜注：卫、邢同姬姓，恶其亲亲相灭，故称名罪之。
《曲礼》：诸侯不生名，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
杞君来朝，用夷礼而称子。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春经：杞子来朝。传：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
郑克叔段，示灭兄弟之恩。
《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
晋杀申生，以彰父子之变。
《左传》僖公五年经：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杜注：称晋侯，恶用谗。
《公羊传》：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
崩薨卒葬，区内外而有书否。
《公羊传》：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子崩。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春秋》鲁公书薨，诸侯则书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曷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又十一年：《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
州国名字，别夷夏而示进退。
《公羊传》庄公十年：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穀梁传》庄公十四年：州不如国，国不如名，名不如字。
伯姬朝子，则一语参讥。
《穀梁传》僖公五年：杞伯姬来朝其子。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诸侯相见曰朝，伯姬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为志乎朝其子，则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诸侯相见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来朝其子，参讥也。
缯子同谋，则婚姻不正。
又十四年：季姬及缯子遇于防，使缯子来朝。遇者同谋也，来朝者来请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缯子也。
其文极简，而示礼极严。执名分以治人，而人事悉括于其中而无所遁。后史视之，倜乎远矣！
古史限于工具，则文简。后史利用缣纸，则文丰。丰者详举事：状，不必约以一辞。而史义相承，仍必谨于名分。如陈寿《魏志》，已逊范书，而于魏武之自进爵位，犹必临以天子，固亦自谓不失名分也。
《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十八年，天子使御史大夫郄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
《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自为司空。……十三年，曹操自为丞相。……十八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唐初玄武门之变，明代靖难兵之起，据事书之，可以见修史者进而益严。
《旧唐书·高祖纪》：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诏立秦王为皇太子。
《新唐书·高祖纪》：九年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太宗纪》：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未发。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
傅维鳞《明书·建文帝本纪》：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燕王棣兵起，号靖难。
《明史·建文帝本纪》：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燕王棣举兵反。
《史记·平准书》之终曰：烹弘羊，天乃雨。《汉书·张禹传》曰：上临候禹，禹数视其小子。范书《荀彧传》：或饮药而卒，明年操遂称魏公云。以此知纪传之文，虽视《春秋》为详，而属辞严简，仍一脉也。《史通·称谓篇》首述孔子正名之说，次论诸史讹谬，谓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端。至清儒治史，偏尚考据矣，然论迁《史》而上推《舜典》。
《陔馀丛考》：《史记·高祖本纪》先总叙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则称刘季；得沛后称沛公；王汉后称汉王；即帝位后则称上。后代诸史皆因之。其实此法本于《舜典》，未即位以前称舜，即位之后分命九官即称帝曰。古时虽朴略，而史笔谨严如此。
论《通鉴》而兼驳辛楣。
《东塾读书记》：朱子答尤延之书云：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澧谓王莽篡汉，曹丕亦篡汉，仕于莽者皆书死，仕于丕者书卒（《纲目》书陈群卒），不能画一也。然钱辛楣谓史家通例，未有书死者（《春秋论》），则非也。《汉书·王莽传》书太师王舜死，大司马甄邯死，而《通鉴》因之，岂得云非史例乎？……《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年，王
死。七年，将军骜死。夏，太后死。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秦楚之际月表》：二世元年，周文死，陈涉死。《郑世家》：郑子十二年，祭仲死。《赵世家》：肃侯十二年，商君死。孝成王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韩世家》：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死。《韩长孺传》：丞相田蚡死。
《匈奴传》：骠骑将军去病死。以后诸史书死者亦不少。
义法之严，至一字必争其出入。由此可知名者人治之大。古人运之于礼，礼失而赖史以助其治。而名教之用，以之为约束联系人群之柄者，亘数千年而未替。以他族之政术本不基于礼义名教，而惟崇功利之史籍较之，宜其凿枘而不相入矣。夫人群至涣也，各民族之先哲，固皆有其约束联系其群之枢纽。或以武功，或以宗教，或以法律，或以物资，亦皆擅有其功效。吾民族之兴，非无武功，非无宗教，非无法律，亦非匮于物资，顾独不偏重于他民族史迹所趋，而兢兢然持空名以致力于人伦日用。吾人治史，得不极其源流而熟衡其利弊得失之所在乎！
老庄之学，最深于史，病儒者及史家之持空名，而为奸宄所盗也，则以礼教名义为不足恃。如曰：田成子一旦杀其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其言若甚激切矣，然老庄所持以斥奸宄者，犹必用大盗之一辞，则是仍以名教也。《穀梁》曰：《春秋》有三盗。微杀大夫谓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谓之盗，辟中国之正道以袭利谓之盗（哀公四年）。故老庄之恶大盗，无以异于《春秋》也。往有新闻记者，以史学相质，谓治史于今日，不必本之《春秋》矣。应之曰：君日从事于新闻，日操《春秋》之法，胡为有此言？使不操《春秋》之法，何必日日斥侵略国、书伪组织乎？此君闻之，恍然若失。由此可以知吾史之原，迄今日未失其功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