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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如其来，相当于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的叠加。最微小不过的病毒，却考验着最宏观的经济、市场、政府和人民。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世界大战。新型冠状病毒以高传染性饱和攻击区域民众，挑战政府的决策反应和应急执行能力，以挤兑形式考验着混合市场化的医疗卫生体系甚至市场本身。新型冠状病毒的狡诈之处在于它潜伏不定，有时无症状，可躲避侦测，也可能复发，多重多次检测才能锁定，且其高感染性会导致医疗资源瞬间被人们挤占，并诱发人体的基础疾病，造成大量连带伤害。新型冠状病毒切割了全球化供应链，在短期内便导致经济“大停摆”，致使全球经济瘫痪。之后，它可能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变异，阻断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经济交往和贸易联系，令世界经济体脱钩，破坏世界的全球化结构和人们的全球共识，并引发全球经济持续性衰退。市场一度最为担心的是——此次疫情复杂情况是否会类似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经济压力是否会形成类似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市场冲击是否会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
人类构造了四道防线：口罩和社交疏离，这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以降低R0（基本传染数，即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检测试剂，甄别传染源；方舱医院轻重分离，集中隔离（进一步降低R0到收敛）；呼吸机和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会造成巨大伤亡。目前全球还处在战略防御阶段，各国正在争取时间、减少挤兑、平缓高峰。世界各国应加速全球联合研发投入，直到出现有效药物和疫苗，以对新型冠状病毒发起反攻，但目前疫苗的研发时间及有效性仍然是未知的。不少研究者认为，疫情最终可能会在社会意义上结束，即人们付出巨大代价后产生群体免疫，使病毒对人们的致死率逐渐下降，此后病毒长期与人类共存，如同每年冬季都会到来的流感。至此，人类社会寻找到经济活动与身心健康之间的新平衡。
怎样看待疫情后的世界？乐观的人认为疫情迟早会过去。例如，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感染了全球1/3～2/3的人口，造成5000万人死亡。但最终3年后便销声匿迹了。西班牙大流感并没有改变20世纪初世界的发展动能，人口继续增长，经济和市场迅速修复，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把全球经济推向新的增长高峰。还有的人认为，每次大型疫情或者病毒暴发都会带来世界历史的转折，并对未来趋势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鼠疫）虽然使欧洲人口减少了近1/3，造成人口危机，却是欧洲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契机，特别是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开启了欧洲思想解放的新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次疫情通过减少人口的方式推动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效率、节省人工的重大发明，从而推动了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崛起。足够的经济发展动能使得欧洲开始向美洲及全球挺进，改变了美洲及全球历史的进程，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疫情终究会过去，但会给世界带来巨变，我们正处于下一次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口。我们把疫情给政治、社会思潮、经济社会、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总结成14种趋势（见图0-1）。这14种趋势将是未来决策的背景或基准。
图0-1 14种趋势
疫情带来的首当其冲的影响是政治的民粹化、极端化和强人化。欧美两极政治、否定政治分化日益明显，政治光谱（也称政治坐标，是量度个人政治立场倾向的工具）不论是向左翼势力偏移还是向右翼势力偏移，最终都会造成两方势力极端化，形成极端势力闭环，不利于人们寻求和解，进而达成共识。同时，社会思潮会变得保守化、狭隘化和仇外化。人们更多地指责他人，而不是检讨自身，社会内部矛盾外部化。这虽然使社会思潮变得相对简单，政治倾向更加明确，但是必然会对全球化形成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英国脱欧（指英国退出欧盟）、特朗普主义崛起，以及美国的一些移民政策，已经对全球化产生了负面影响，疫情的扩散使得这种负面影响不断加强，特别是不同国家不同方式的抗疫叙事一度被意识形态民粹化。在这次抗疫中，东亚文明强调以人为本、个人服从大局，采用强有力的方式进行社交疏离和隔离收治，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消灭新增（控制病例新增加），严控疫情，以付出较大的短期经济成本为代价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实现中长期经济恢复。这种抗疫行动的本质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人如果没有了，要钱还有什么用。反观西方的抗疫行动，多少还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力图最终实现所谓的群体免疫。政府不愿意叫停经济，人们甚至拒绝佩戴口罩和社交疏离，这种进化论观点可以概括为：没钱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在西方，人们“既不听话也不怕死”，疫情还在一波波地肆虐，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最终的高度政治化和民粹化的叙事可能相当丑陋，且毒害无穷。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疫情带来的影响是财政的债务化和货币化。大量抗疫财政支出形成赤字，使得大部分国家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率都创下历史新高。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整体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45%，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全球整体债务与GDP之比215%。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发行货币进行弥补，才有可能维持国家财政正常运转。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货币化——央行通过印刷（发行）货币方式为政府债务提供融资，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版现代货币理论开始指导实践，即通过政策性机构购买特定资产，再由央行对这部分资产提供相应的流动性支持。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修复缓慢的情况下，各国迟早都会使用债务化及债务货币化的方法，而由此产生的资产巨大的流动性释放必然会助推资产的泡沫化和投机化，使得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房地产和股权的金融周期将越发明显。全球最坚挺的“泡沫”之一——美国科技股，已经持续繁荣了20年甚至更久，虽然有过短暂回调，但是都被资产的流动性冲刷了过去。2020年疫情本来会导致一次全球市场的局部出清，对泡沫产生消胀作用，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和全球央行的联合行动使得全球市场经济的泡沫化趋势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得到了加强。2020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全球资产流动性供应甚至超过了过去10年资产流动量的总和，美国M2（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创纪录的高点25%，风险资产价格在经济极度低迷的情况下被推向历史高位。音乐不停，狂欢不止，这种状况以什么方式结束，在什么时点结束，几乎是完全不可控的。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将停滞化和结构化。疫情发生后，中国是唯一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其他经济体基本上都是负增长。如果疫情持续下去，这种经济增长的结构化格局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停止增长的趋势将会延续，届时失业就会扩大化、长期化和结构化。以服务业为重心的发达经济体，包括一些超大型城市，因经济停摆导致的失业群体扩大效应会更为明显。技术对人的替代作用，会让疫情中的人们试图寻找出更多取代人工就业的方法，如线上化、智能化或自动化等。因此，失业人口持续存在和增加恐怕也是后疫情时代的长期现象。相应地，产业和行业方面的趋势会是集中化、寡头化、智能化和线上化。实际上，在这次疫情中受益的大部分是线上寡头，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中小企业受到更大的负面冲击。它们可能会消失，也可能会被并购，进入超大型企业、寡头企业的供应链中，行业集中度会随之提高。头部企业正更多地尝试产品经营智能化、线上化升级，替代部分线下和传统的经营模式。这些趋势在大型企业中已经全面体现出来了，可能会引发整个行业新一轮的洗牌。中小企业除非附着在头部企业的产业链条上，否则发展空间可能会显得更为逼仄。在本次疫情中，全球科技巨头的市值创下了历史新高，是典型的戴维斯双击，即市场份额上升（部分替代了线下经营模式和中小企业）带来的盈利上升和流动性充沛带来的估值提升的双重利好。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将会加剧，导致两极化、激进化和冲突化。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背后的根源是不同阶层生存条件的巨大反差。如果美国不能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冲突就会变得更加酷烈和频繁。疫情后巨大的流动性投放，会进一步加剧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采用左翼进步主义的全民收入保障（universal basic in come，UBI）和具有较高累进度的财产税制，形势可能得到改善，但这会遭到既得利益团体的强力反击。如果形势改进在未来不可期，人群、种群、阶层的两极化、激进化、冲突化就无法避免，可能会动摇政体、分裂社会，在未来持续冲击全球社会治理结构的稳定。
在全球化方面，毫无疑问，本次疫情使全球化出现了停滞甚至逆转。未来的全球化可能会以一副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大国之间的竞争会变得日益白热化、全面化、冷战化（不排除热战化），未来世界跟过去40年全球化的“甜蜜时光”会有很大不同。大国之间的竞争和争夺将变得更加激烈，在各个领域，如资本、技术、金融、地缘和国家治理等全面展开。类似新“冷战”的趋势正在形成，人类需要智力和勇气缓和目前的困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竞争会是所有国家决策的重大背景，我们必须学会与它共存。
基于上述全球化变化趋势，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可能会区域化、内卷化和近岸化。以前，世界资源在全球进行优化配置，中国因得到跨国资本的青睐而成为世界工厂，但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地位被削弱，全球供应链变得脆弱易折，出现内卷化现象。因此，疫情后世界跨国公司部署在中国的产业链可能有一部分会分散到不同地区，特别是离产品的终端销售市场比较近的区域（即把产业链放在离自己主要消费市场比较近的地方，不进行更远的部署），最终形成三个大的供应链中心——北美、亚洲、欧洲。这就是跨国公司供应链会出现的区域化、近岸化。
我们担心的是C+1的产业链部署（C代表中国），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部分产能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区域布置一个近岸化的备份（备胎），特别是一些敏感商品，如医疗物资，为欧洲市场生产就在东欧布置一个产能，为美国市场生产就在墨西哥布置一个产能。这会对中国的就业和产业完整形成挤压。理想的全球产业状态是1-A的产业链部署，即除了美国以外，全球部署统一的产业链。如果终端市场在美国，就在北美搞产业链，搞上下游产业链条（具体情况取决于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遗产的强度和残留度），其他地方则和原来一样，在全球布局一体化的供应链。这是在当前情况下的一条比较现实的路径。如果中国在开放方面力度更大，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欧自由贸易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加大开放力度，全球除美国以外的产能仍然可以进行最优化布置，即按照当前形势，布局在中国的产能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迁移，也能实现中国进一步开放的目标。《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应该很快会形成新的中欧投资雏形，RECP这个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贸易协定已经签署生效。同时，中国也表示很乐于参与CPTPP谈判。如果中国能在上述自贸协定中取得“三零”（关税、补贴、准入壁垒）的成果，多边化、全球化就可以再度实现。尤其是关于服务业的投资，如果海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服务业资源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将起到类似中国加入WTO后的中国制造业持续升级、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良好效果。
大国竞争最核心的部分一定是技术创新，现在的创新（包括5G、卫星导航等）已经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化、集团化甚至武器化趋势，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技术路线及相应的技术体系。为什么5G是兵家必争之地？虽然5G看起来不过是手机从1G到5G的传输速度的不断增长，让手机下载资源更快，通信更加流畅，但它更可能是未来连接全球数百亿个智能元器件（物联网+互联网）的中枢神经系统。谁能对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制定更多的标准，谁就在未来有更强的全球化控制力，在未来的竞争中自然就能获得更多的压倒性优势。这种竞争是难以调和的，可能会出现一个世界有两个或者多个系统的格局，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案例就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有四种解决方案。
在全球货币方面，部分有货币优势的国家滥用特权，未来货币竞争可能会出现竞争化、割裂化、武器化趋势。一方面，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美元享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美国向全球输出过多的货币，使世界货币流动性过剩，美元指数贬值下行，对全球资源进行掠夺式收割。美元的特权在未来是否能继续得到全球认可是存疑的，如果美元失去特权地位，必然会引发全球更为剧烈的风险释放。另一方面，美国动用包括SWIFT系统（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内的一系列美元体系基础设施和工具，对某些经济实体和个人进行定向制裁，切断其与全球美元经济的交流，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的深度不安与不适。欧洲正在尝试做非美元的清算系统，以抵抗美元霸权。还有一些国家在尝试用非美元定价各种大宗原材料，从而分散美元在石油和大宗商品方面享有的过度特权。不出意外，数字货币很快将会加入这场货币竞赛。
此外，疫情后的世界地缘风险不断上升，出现显著化和暴力化趋势。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交往阻断和人员伤亡使得多数经济体治理结构恶化，把内部压力在外部释放成了一种“正确的”政治倾向。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地区冲突的火花不断闪现，各方都在强化自身军事和力量投射的投资和储备。对整个世界而言，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核心建立起的WTO、WHO、IMF、联合国等是当下全球治理的主要组织。尽管有种种缺陷，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随着美国不断退出这些组织或者进行更多的规则重塑以对抗某些经济体，全球治理日益变得分崩离析，正向着碎片化、离群化和修正化趋势发展。众多的全球性事件，如疫情防控、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等，不仅需要全球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更需要全球的主导者振臂高呼，完善和升级全球治理体系，而不是粗暴地推倒现有的治理体系重来。对于究竟是形成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还是听凭某些国家优先进行利益分割，国际社会正在寻求解决方式。
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燃遍全球，只有美洲光荣“孤立”。美国就此成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在最后的大反攻中获取胜利果实，并主导缔造了战后国际秩序和治理系统，领导全球化3.0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繁荣。我们可以把这次疫情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V.S.病毒，战火也燃遍全球，其中东亚儒家文明经济圈相对安全，他们注重隔离，保持社会稳定，开动内循环发展，并输送物资资源给其他地区帮助抗疫。在这场全球抗疫行动中，东亚儒家文明经济圈的行动将决定此后10年国际政治的大趋势是冲突、竞争还是合作，以及全球化的未来。
在疫情背景下产生的14种趋势，会给疫情后的世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正所谓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未来，我们将直面更重大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正如中国最新的“十四五”规划所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继续发展。但同时，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水平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毫无疑问，下个15年无疑是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的时间段，中国只有跨越7大陷阱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民众之福祉。7大挑战如图0-2所示。
图0-2 7大挑战
第一，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让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即未来10多年内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例如，“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大致保持在5.69%；“十五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4%～5%。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可突破1.3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这可以为中国后续发展拓宽空间争取更多的机会。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在未来15年保持年化4.7%的增速（不考虑汇率因素），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可以突破2万美元，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全世界的分配格局。
第二，中国必须跨越皮凯蒂陷阱，解决社会分配与公平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指出了分化的趋势和必然性。当前，全球存在巨大贫富分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对其进行怎样的调整和修复至关重要。美国的贫富分化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宽松的资金流动环境使得泡沫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同时，资本市场财富效应、褒奖技术创新政策，产生了寡头垄断。数据垄断可能是一种终极垄断，技术进步加市场经济的涓滴效应被证伪。这些因素使得新一代美国人落入阶层固化的陷阱。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日益增加，特别表现在财富基尼系数0.8以上。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资金流动性带来的价值重估效应。中国应该加大人们的再分配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力度，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
第三，中国应突破李约瑟陷阱（或钱学森之问），解决中国的科技创新问题。李约瑟是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源于中国呢？李约瑟认为原因是中国近代前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没有系统的思维或者科学的研究框架。引申到当下，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能不能发动一次属于自己的产业革命，以此来引领新一代的科技创新。因为每一次引领科技创新、产业革命的大国和强国，都是新一轮全球化的领导者。中华民族如何成为具备科技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如何成为适合科技创新生根、发芽和茁壮生长的土壤？这不仅仅是资金投入问题，我们只有从教育理念、基础研究及科研激励体制甚至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一场彻头彻尾的变革，才能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与此同时，很多处于前沿的科学技术都有着伦理、人性、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争议。我们必须直面的难题是产业革命是解决危机的方案还是会引发更多的不平等，让一小部分人控制操纵大多数人的利益，给人类伦理观念带来冲击。
第四，中国必须跨越逆马尔萨斯陷阱，解决老龄化、少子化、储蓄率低等问题。马尔萨斯陷阱最初指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生存资源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人口不能超过相应的社会发展水平，所以人口成为社会发展的负担。现在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婴儿出生率低的国家最终会像经济发展停滞了数十年的日本，老龄化问题成为难题。中国的出生率在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上升。全球较发达的经济体都在面对一个老去的世界。可能在未来10年左右，中国会成为一个老龄社会，经济活力、创造力及分配结构和投资可行性都会发生变化。
第五，中国必须跨越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全球经济体的负债杠杆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货币刺激和债务货币化使得货币对全球实体经济的拉动效应逐渐递减。财政政策无法持续，货币政策日益失效，如同掉进了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发行再多的货币，接近零甚至为负的利率，更多造成的是经济泡沫，让人们产生财富幻觉并使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大，无法激发更多的经济增长或启动新一代的产业革命。这看上去像一个无解的庞氏游戏。
第六，中国必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即解决好大型经济体在利益、权力、体制、文明方面的冲突。从历史角度看，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会威胁到现有的大国的地位。大国博弈的权力游戏事关全球化的模式和未来。中国需要运用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化解潜在竞争带来的压力，把风险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第七，中国必须跨越中国文明现代化陷阱。抛开近代冲击回应模式带来的各种名目的现代化主义标签，经历了各种西方主义的选择被穷尽和暴力试验后，中国回到了一贯相对稳定的发展路径上。东方文明大国自身的逻辑仍然在坚强地循环着，基于长期文明基因的儒家权威精英治国理念、国家统合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在延续和升级中。它汲取了新的技术和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养分，并不断更新。我们追寻现代化的本质，力图保持社会文化、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把传统文明和现代制度结合起来，找到“中西”结合，求同存异、各美其美，同为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更大挑战的有效方法，提升国家的治理效能，健全民主法治，彰显公平正义，让政府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得以显著提升，避免塔西佗陷阱，让社会治理水平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得以明显提高。
在认识到以上疫情背景下的重大趋势变化和存在的挑战后，中国明确提出需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并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涉及需求、供给、分配、创新、投资、金融、开放、改革等各个方面，原来的外循环指全球化3.0，即世界呈现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夹心结构，内循环指城市化1.0，即城市发展是新区新城模式，工业化2.0是原来内外循环的供给基础，也是内外循环产业链部署的依据。但当世界进入全球化3.5时代时，世界摩擦不断，民粹主义兴起，城市化发展停滞不前，大量人口聚集在大城市中心，房价高企，公共服务稀缺，原来有效的40年双循环发展遇到了瓶颈。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中国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国的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而是以中国超大市场、超强供应链和优质供给能力为基础，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循环系统，发挥优势，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创造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中国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发展路径，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了国内大循环发展的效率和水平。可以说，中国若要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为什么美国特别厉害？因为美国市场足够大，在世界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经济快速成长，国内大循环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日益完善。从需求潜力看，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随着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不断扩张。从供给能力看，我国人民的储蓄率仍然较高，同时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促进工业发展的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名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国家的研发能力正在不断提升。可见，我国的供求两侧都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促进内外双循环发展的诸多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坚持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因为两者包含着相互渗透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包含着深度耦合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能够构建起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让我国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更加自由通畅地流动。我国要形成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必须超越简单的市场供求层面，要从制度层面、创新层面、市场经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等方面为其发展寻找持续、安全、高效、稳定的动力源和支撑面。简单地说，我们要利用要素改革（如土地、户籍要素等）推动城市化保持平稳发展，利用分配（存量税）、金融（注册制）改革刺激新一轮技术创新，引领新的产业革命，坚持合纵连横、自由贸易、深度开放的策略破解美元霸权带来的困境。
经济发展虽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也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关联方式，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方式的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中国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性思路，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和深化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递进深化，也是以往发展战略的整合提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基于上述逻辑，未来中国发展的轮廓清晰可见。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投资术语上说，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母公司未来5～15年发展的商业计划书，大家需要认真学习和理解。如果我们连自己母公司的商业计划书都没有弄明白，又怎么能确保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耕耘收获呢？
从总体上看，“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问题和瓶颈问题，保证国民经济循环发展畅通。方法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我们要以构建高水平、完整性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目标，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均衡。
“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是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相较而言，“十三五”规划对经济增速提出了明确要求，即GDP年均增速在6.5%以上。“十四五”规划则表述为“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十四五”规划在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上更具弹性，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目标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同时新增了关于“安全发展”的主题，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做出了战略部署，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十四五”规划12大重点任务总览如图0-3所示。
图0-3 “十四五”规划12大重点任务总览
再者就是我国发展的两个重中之重了。一是加强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专门用了一个篇章（“十三五”规划中仅有一小节篇幅）来讲述科技创新战略，并将其放在12大重点任务中的第一部分。同时，关于科技创新具体实践也做了具体部署，如明确提出了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包括5G网络在内的三大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八大前沿领域，以及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构成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
从国家层面来看，我们需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发展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把我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从企业层面来看，我们需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发挥大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产业革命4.0的大方向如图0-4所示。
图0-4 产业革命4.0的大方向
从个人层面来看，我们需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加强学风建设，坚守学术诚信；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健全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
从制度层面来看，我们需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规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完善科技评价机制，优化科技奖励项目；加快科研院所改革，扩大科研自主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加大科学研发投入，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对基础前沿科学研究的支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科普工作，营造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健全科技伦理体系；促进科技开放合作，研究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
二是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四五”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出现，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又是实事求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兼顾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共同富裕实现的可能，有利于人们在工作中积极稳妥地把握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
“十四五”规划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向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使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是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是一项长期任务。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追上未来，抓住它的本质，把未来转变为现在。
——车尔尼雪夫斯基
每次重大的集会，都是强化、优化和更新主流叙事的最佳时间窗口。无疑，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一叙事推向了新的高度——它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建立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战略安排，曾先后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目前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十九大又提出了双百战略，即到建党100年时（2021年）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的5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十九大设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实施：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由此，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复兴中国梦并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前一阶段的需求旺盛和供给不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以前相比，人民对所谓美好生活的需要口径更加宽泛，不仅是物质文化，还更多表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人民需要的满足和中国发展品质的提升。
因此在这个新阶段，速度不再是唯一关键的指标，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必然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
定义中国新常态，首先就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一般我们关注的现象包括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滑、金融机构坏账的积累等，由此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处于下滑周期。那么对于新常态的进一步讨论就是，当前的下滑是一个过程还是已经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如果是在下滑过程中，那么应该还是处于一个“变（化状）态”而非“常态”。只有当稳定到某个平台状态时，才可称之为常态。基于这个判断标准，在我国经济整体增速中枢从10%降至5%～6%时，市场判断为增速下降的底线，因而会形成一定的稳定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需要调节投资、消费、内外需比例关系等。这个状态可称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与国际上的提法相比，国际上“新常态”这一概念主要指慢速增长、通货膨胀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我国的情况有一定对应性。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和全球经济是紧密联系的，全球情况是中国情况的外因。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外需下降——由于外需提供原始资本来源，且目前我国的产能设计等都是根据全球化生产模式设计的，因此全球化停滞会造成内需也相对衰弱。外因和内因相互呼应，从外因来看，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相应地，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
西谚有云：“只要教会猴子需求与供给，猴子也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就是“供给=需求”，如果这两者不等就要做些宏观调控，因此我个人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新的需求、新的供给和新的宏观调控，即新常态=新需求+新供给+新宏观调控。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征程。
新需求 ——需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市场在哪里。老的需求即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新需求就是所谓“新三驾马车”。老投资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这三块投资。老消费主要是房子、车子、家电。出口原来主要是为欧美消费国进行生产，包括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由于传统的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产能过剩和债务约束问题严重。传统的“衣食住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趋于饱和，“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同时，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消退，也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渐从靠老的三驾马车拉动，转向新三驾马车。新三驾马车是投资（深度城市化）、消费（消费升级）和净出口（全球化4.0）。
（1）深度城市化。老投资主要是房地产、基础设施（“铁公基”）和制造业产能。我们把新的投资方向称为深度城市化。投资的目的主要是提升未来3亿农民工及现在既有的6亿城市人口的综合生活质量。这需要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如城际铁路、地铁、地下管线，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
新投资是智慧的投资和有效的投资。它体现在新一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即我们定义的深度城市化，它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够大的投资与需求层面的想象空间，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教、文、卫、体、新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海外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结构激发内需潜能，形成内部的自我循环。
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重大作用，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缺失。在增长动力方面，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将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个左右超级城市群之间的比赛。重塑扁平且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保障地方的活力释放，也强化中央的有效指导。通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大湾区等区域实践，建立起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
其次，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范本中大力推进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民资参与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深度城市化支出和财力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解决途径也应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包括房地产税的完善）等来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独资、控股、参股，以及BT
、BOT
、真正意义上的PPP
等市场化模式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亮点。
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相比发达经济体而言较低，所以短期来看投资是拉动需求的关键动力；从中长期来看，投资产生的资本形成是生产函数的主要贡献来源，所以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投资的有效性。
中国经济地理存在着三纵两横的自然布局，这是中国未来城市群同核心城市的增长格局，在这些城市（群）里及它们之间的投资一定是有效的。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原来计划在“十三五”开工的一些重大工程，提前开工或者加速推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有效的投资和智慧的投资，维持经济增长的基本温度。市场也会很自然地把热点放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区域，如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四大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的中国内部接口，包括新疆、西藏（环喜马拉雅经济带）、海西、广西等这些关键的地缘、能源敏感地带。
（2）消费升级。应提高消费的品质，扩大内涵，同时发展新消费增长点。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为居民的需求充分释放提供了前提条件。人民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新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将推动消费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普及化，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下，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在内的需求快速增长都是新消费的来源。未来的3亿农民工及已经在城市的6亿人口，总体来说可以定位成一个正在崛起的消费群体，要求更高的品质，从而过有品质的生活。因此传统消费的升级就是品牌化、体验化，品牌的溢价包括体验式消费变得非常有空间。同样，健康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日常化成为未来消费的主动力，二孩经济、银发产业、养老医疗这些在未来都有重大增长的机会。最后，信息消费科技化、互联网化，以及休闲化、娱乐化也是潮流，包括O2O、移动支付、文化旅游及娱乐休闲，还有体育产业都会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谁说中国人不消费，看看国人从日本买回的马桶盖和各种奢侈品，还有风靡美国的月子会所，就可见一斑。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布局，以及如何通过扩大开放来提升我们自己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使之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服务要求相匹配。
（3）全球化4.0。以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廉价的鞋子、袜子，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代工厂”。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出现逆转和停滞，这个过程中出现很多断裂，大型经济体需求内卷，原来的几个传统市场都已经熄火了，而且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及众多制造国货币贬值，出口竞争也更加激烈。
新的出口主要体现在新的市场。新的出口是以高铁、核电为核心的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从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的升级。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下，中国向亚太和其他新兴市场地区输入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分散贸易对手风险，更有效地进行外汇投资，积极参与全球货币竞争，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升级了的全球化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多层次的自贸协定及国内自贸区的建设，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提升，进而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直至最终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所以，现在我们希望能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让我们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投资、出口能够提升一个量级。以前简单出口的那些产品，会逐渐被核电、高铁、通信、电子、家电等配套基础设施输出替代。现在中国在组建企业“特混舰队”，开往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预计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印尼等区域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涌现。
“一带一路”的推进将逐渐打开一个接一个新的市场和新的需求，同时也要解决中国海外资产保护的问题，这会延伸出很多在安全、信息等领域新的需求和市场空间。
新供给 ——供给就是产能和产品，供给的核心是一个生产函数，是技术、资本、劳动力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结合。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如果要提高质量、提升效益、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就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进、管理水平提升，还包括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将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的整体移动，即六新供给——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新制度必须火力全开。这些必然是未来产能供给的增长前沿，其中的新制度则是创新发生和效率提高的重要环境保障。
（1）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特别是所谓的硬科技，重点是在制造业中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一些突破和创造。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同时推进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可以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2）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这主要是指服务业的创新，主要围绕“互联网+”领域展开，即用互联网改造传统的制造业和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可以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推进“工业4.0”的实施，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地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互联网催生出了很多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带来了很多新机遇，同时也为传统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挑战。以众所周知的零售业为例，互联网的出现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可以更加便捷，也能拥有更多选择。但电商企业在成本、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传统零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一些传统零售企业也在渐渐地建立自有的电商平台。再比如，传统的制造业都封闭式生产，由生产商决定生产何种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是割裂的，但是在未来，互联网会瓦解这种状态，消费者将会参与到生产环节当中，共同决策来制造他们想要的产品。也就是说，未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会变得模糊，催生C2B、C2M等全新模式。同时，对于创业者来说，渐渐饱和的传统市场、低廉的创业成本等因素，也让他们将眼光投向了很多新兴的行业。互联网金融、智能电视、OTT等这些时下最流行、最新兴的行业，正在对传统行业进行冲击。互联网最有价值之处不在于生产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
“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确实有效，效率有明显提升，消费者能够得到很多实惠。我想强调的是，“互联网+”的关键是新供给创造出了额外的需求，这种供给创新是真正有价值的。
（3）新制度。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尤其是政府服务方面的创新，包括简政放权、财税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内容。
新制度代表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接下来阐述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主体框架。
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为市场拓展打开足够的空间。新一届政府将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将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既是起点，又是重点和难点。从这一点入手，可谓切中时弊，有的放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对于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广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我国的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其结果必然是各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生产过程的高资源消耗强度及相应的浪费和污染，造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分配结构扭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
要素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的价格，从而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目标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财税改革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让政府财力运行于阳光之下；同时匹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又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扬弃和升级传统的GDP锦标赛。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的公共财政法案有望出现。财政的基础地位和支柱作用体现在对其他重大改革领域的辐射性。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硬化预算约束。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第二，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职责分工；第三，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金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金融改革行至今日，已摸索涉入“深水区”，可谓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改革的四个重点已经圈定：一是制订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二是取得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方面的新突破；三是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四是充分发挥保险市场的保障作用。
金融改革的终极目的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通过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机构门类来优化现有的主银行金融体系；同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的支持。
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是进一步释放关键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重中之重：户籍制度改革将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可以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确保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质量红利有效释放。土地改革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土地改革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挂钩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有效进行了城乡一体化建设，利用了资源。让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是此轮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本轮土地改革的核心应该是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最终目的是给广大农民带来财富增值，有利于根本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
国企改革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十三五”期间将分类推进国企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国资本的总体产出效率。
从世界经济改革发展规律看，在多领域改革同时推进之际，难免出现所谓改革效果期限错配的问题。就是说，在旧有增长点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增长点没有及时形成，导致“青黄不接”的现象。这说明改革不是无痛的，改革与增长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改革会牺牲短期增长，调整增长模式会造成不同行业冷热不均、分野加剧，导致相关经济指标增速放缓。这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调结构有决心、有实效。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这些改革都会使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明显下降，不仅使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高，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也会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新宏观调控 ——所谓宏观调控，就是供给少的时候加点供给，需求少的时候加点需求，使两者达到平衡。市场喜欢用“放水”“刺激”这些词语去描述当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动向，这其实是典型的旧常态的思维和语境。新常态意味着我们对经济增速有比较大的容忍度，所以整个宏观操作的目的可能只是托住经济的底部，更重要的目的是修复中国的宏观资产负债表。
宏观经济大致可以分成六个部门，分别是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和影子银行）、整个对外部门。现在的问题在于局部资产负债表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现在的地方政府，还有加了高杠杆的国企部门，以及有过剩产能的企业，包括部分民企部门，可能将会面临衰退风险。
如果不对这些部门进行清理的话，很有可能形成僵尸平台、僵尸企业，以及连带的僵尸金融机构。这实际上就像是日本失去的20年
，必须主动做一些调整。我用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表述方式，叫作中国宏观部门杠杆的“乾坤大挪移”，来形容整个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重新构造过程，具体内容可以简单地叫作九大移：地方移中央、平台移开行、财政移货币、国企移民企、传统移新兴、政府移居民、商行移投行、非标移标准、国内移国外。
我们可以看出，移杠杆的过程也就是改革的过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336项改革方案，四中全会提供了180项依法治国方案，总共是516项方案。如果能够在2020年之前都实现，在移杠杆的过程中寓改革于调整，那么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在眼前。我简单总结一下上面的内容，给出下面的公式以方便读者记忆：
新常态=新需求+新供给+新宏观调控
新需求=新三驾马车=投资（深度城市化）+消费（消费升级）+净出口（全球化4.0）
新供给=六新供给=〈新技术+新产品〉（中国制造2025）+〈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互联网+”）+新制度（政府、金融、财税、要素、土地、户籍、国企、自贸区，8项关键改革）
新宏观调控=九大移=地方移中央（特别国债）+平台移开行（注资）+财政移货币（PSL
，指抵押补充贷款）+政府移居民（PPP）+国企移民企（混改）+传统移新兴（并购）+非标移标准（证券化）+商行移投行（脱媒）+国内移国外（人民币国际化）
在杠杆再平衡、宏观资产负债表整固的过程中，在升级了的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在六新供给和制度优化的支持下，可以热重启系统。这些升级措施将使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再次有力扩张，这会是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向上趋势，其中包含大量的可供布局的投资机会。展望未来，尽管接下来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但是中国人会生活得更好，发展也会更人性化，具有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4%～6%其实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发展速度，它将保障未来中国成功跃出中等收入陷阱。战略性地投资布局在上述这些新的方面，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大赢家！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当今世界，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嵌入全球产业链，存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有所不同。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演化规律，也将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新格局供给侧的关键词是科技创新，需求侧的关键词是消费。
从国家来看，内外循环互为因果。国民收入账户和斯旺模型是分析内循环和外循环，或者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关系的常用工具。国民收入账户的恒等式关系要求净借款——四部门（家庭、企业、政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收入减去支出之和必须为零，这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瓦尔拉斯定律的应用。由此可以得出，国民净储蓄（居民储蓄-居民投资）等于资本净流出（对外净投资），后者又与经常账户顺差对应。资本流出等价进口需求，导致内需不足。
净储蓄、净资本流出和经常账户顺差是等价的，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嵌套和镜像关系。人们习惯纠结其背后的因果关系，然而，恒等关系是比因果关系更强的约束。任何影响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政策都会映射到国际收支账户上，任何扩大投资和储蓄剪刀差的政策都会加剧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甚至包括不健全的《劳动法》和宽松的《环境法》（宽松的环保标准），都会影响一国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因为这相当于对可贸易品部门的隐形补贴，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增加了投资和产出，同时又增加了居民的储蓄，降低了消费。
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占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上。这就是美国将中国作为扭转贸易逆差主要目标国的原因。实际上，由于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并不等于中国从美国赚得收入（增加值），在中国对美国出现顺差的同时，中国大陆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出现了逆差。而且，任何美国扭转失衡的政策都有可能被对冲，既可能是美国其他政策，也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政策。例如，当前的美元贬值和刺激内需的政策会部分对冲，即使美国国内政策的净效应有助于收窄国际收支赤字，美国也并不一定会出现贸易顺差，收窄国际收支赤字还需要对美盈余国家的协同。
从一般均衡和内外均衡的联动性上来说，只要美国不改变国民储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其国际收支逆差状况就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只会改变其逆差的对象，即将对中国的逆差转变为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逆差。就像1980年代签署《广场协议》之后一样，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在美元汇率贬值和日元升值后确实有所收窄，但20世纪90年代初又开始继续扩大，美国只是将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日本也并未因此转向顺差，只是将对美国的顺差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每一美元贸易盈余，都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引致的。在主流经济学家圈中，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全球储蓄过剩，这些储备大部分回流美国，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提高了风险资产价格，加剧了金融不稳定。人们较少关注的是，回流美国的储备并没有被用于投资，而是被用于消费。这是全球化大循环破裂的另一个结构原因。如果这些储蓄被用于投资，形成产能，而不是被消费掉，那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或许会更强。
新中国建立以来，双循环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和2008年是两个重要节点。每个新阶段都建立在对旧阶段的反思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前一阶段中积累的问题的矫正。
1949～1978年我国基本上只有内循环。内循环的特点是分权、分散和孤立。毛泽东观察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2～1956年）集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弊端，对中央集权化的经济极不信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强调，中央和地方的平衡至关重要。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改革议案，核心在于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在经济规划、资源分配、财政、税收和人事管理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约88%原属于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国有企业被地方政府接管。但问题在于，权力过于分散了。生产活动由公社统一管理，在每个公社内部，权力又过于集中，连生产工具也要统一管理。此外，不同公社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所以，这种完全分割的状态致使内循环实际上处于一种空缺状态，难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
在外循环方面，中国与国外当时只有有限的交往，主要是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单边援助，后期中国完成了“脱苏入美”的转变。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始，到1978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接触，打开外循环新格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基本方针，推动了双循环良性互动新格局的形成。
1978～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可被视为双循环1.0。这是一个以投资为导向的内循环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统筹和分权竞争相结合形成的“县域竞争”模式被认为是本阶段内循环的一个特点。外循环我国逐步确立全球产业链的中心位置，但是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附加值较低。
如何打开外循环新格局，反哺国内工业化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课题。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就向国外学习，制定了10年规划，包括120个工业项目，如30个大电站、8个煤炭基地、10个油气田等，所有项目都要求最大化利用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该计划明显高估了中国原材料出口收入的潜力，尤其是石油，同时也低估了从国际市场融资的难度，导致整个计划陷入资金困境。1978年启动的22个项目中只有几个完成。虽然计划终止，但是它让决策层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即资本的不足不仅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要进口，必须先出口，赚取外汇。除了出口之外，外商直接投资也能缓解外汇短缺的困境。1978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决定选择性利用外资振兴中国经济，并获得了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认可。
美国是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支点。香港和台湾地区是我国开放的第一站，香港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间人”。1978年8月31日，香港商人曾光彪与珠海签订了第一笔投资合同。1980年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特区也成为中国在经济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基点。
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是对内的改革，如农村、国企、物价、金融和财税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中释放的劳动力成为工业生产的后备军；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掀起了工业化浪潮，也成为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军，是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部门的活跃因子，是民营经济的初始形态。1980年，经营承包责任制被引入工业企业，国有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有助于逐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虽然国有企业在原材料、能源和银行信用等多方面仍然享受政策优待，但是不论在生产效率，还是增长上，乡镇企业的表现都更加出色。这是因为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没有提高效率的压力和动力。这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和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也成为双循环2.0的历史遗留问题。
1994年前后启动的一篮子金融、财税、物价和汇率等改革措施为理顺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机制奠定了基础，之后我国逐渐形成真正的国内大循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内外循环被彻底被打通，中国经济进入高光时刻。不过，这一切随着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这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黄金时代的转折点，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GDP的比重已经从峰值的61.5%下降到50%以下，资本流动规模腰斩。始于2018年的贸易摩擦和中美“脱钩”仍在发酵，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或加速全球产业链调整。2007年的次贷危机可被视为双循环2.0形成的起点，劳动力市场和外部环境都出现了转折，双循环1.0中的扭曲在应对危机，防止经济硬着陆的逆周期政策中达到了临界值。
整体而言，在双循环2.0中，供给侧要从要素数量投入为主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内需将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外需则依托于产业升级和品牌建设，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并逐渐向价值链的上游迁移，提升附加值占比。
历史的巧合之处在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双循环2.0中内循环的目标结构与建国初期有一定相似之处。在外部环境上，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港口。在美国的拉拢和压力下，1953年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数十个。美国还支持和配合对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岛屿进行封锁，阻挠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中国港口。在内循环的结构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消费率高达80%，投资率低于20%。
显然，双循环2.0不是退回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状态。内循环不可能脱离外循环存在，两者是统一的。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反其道而行之，对内深化改革，矫正体制机制性扭曲，对外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方可突围。
中国的“双顺差”（经常账户和非储备金融账户）格局始于1999年，结束于2012年，持续14年。随着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大，我国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剪刀差也在扩大。我们认为，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考察内循环2.0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或者消费为什么如此低迷？由于外循环与内循环互为镜像，该问题的答案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未来（中国的）储蓄率还能保持这么高吗？双循环2.0新发展格局中，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会怎么变化？
基于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可以将双循环1.0划分为两个阶段。1978～2000年，消费率水平波动，1978年为61.9%，2000年为63.9%，低点出现在1993年（58.5%）。与之相对应，储蓄率和投资率呈水平波动态势，而且走势一致。储蓄率的波动性略低，均值37.2%。储蓄率并未持续地高于或低于投资率，所以经常账户也并未出现连续的顺差或逆差。所以，2000年以前我国并未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滑坡的现象。
2001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滑坡，投资加速，经常账户盈余同步增加，至2008年出现拐点。消费率的低点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的高点都出现在2010年，前者为49.3%（2008年为50%），后者为47%。2019年底，我国消费率已经上升到55.4%，投资率下降到43%，储蓄率下降到44.6%。
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一个特点。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与新加坡的储蓄率偏高，峰值超过50%。韩国的峰值为41%（1988年），中国台湾40%（1986年），印度38%（2008年），日本34%（1991年）。儒家文化被认为是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文化因素既不能解释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储蓄率差异的主体部分，也不能解释亚洲国家内部的差异。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一系列强制储蓄、压抑消费和“劫贫济富”的分配政策和体制导致了高储蓄率。
就中国而言，次贷危机后的10年可被看作双循环1.0的结构调整期。目前，外循环已基本平衡——经常账户收支占GDP的比重3%以内，但贸易结构需要调整，内需中的消费和投资的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结合消费的趋势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验看，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每年还将以0.5到1个百分点的比重提升。
双循环1.0中的结构性扭曲和失衡在2008年达到了临界点。2001年中国入世是重要节点，但若忽略内因就不能抓住主要矛盾。从投资驱动的角度看，我国消费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储蓄也带有强制性色彩。在双循环1.0阶段，内循环的结构和分配特征是收入从非贸易部门和农业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和工业部门，社会总产出大大多于国内消费，剪刀差对应高储蓄率，为高投资增速提供了支撑。金融抑制政策降低了资本成本，连同高储蓄率形成了投资为主的内需结构。所以，这是一个非贸易部门补贴贸易部门、劳动补贴资本和内需补贴外需的结构。
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速较慢和贫富分化加剧，与之相关的解释如下。第一，劳动力市场结构。2004年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都是过剩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行。第二，虽然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和1985年强制征购农产品计划的废除，使得农民获得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但是仍存在大量制度性壁垒加剧城乡分化。直到1992年，国家补贴城市居民消费的政策才逐步取消，但始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仍然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城乡劳动力报酬的收敛。第三，金融抑制的本质是将工业化和出口的成本转移给居民部门。第四，所有形式的贸易干预措施都有财富转移效应，所有鼓励出口、增加进口成本的政策都相当于加征消费税，压抑消费需求。第五，2005年“721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被显著低估，相当于对进口征税，对出口补贴，对内征收消费税。人民币低估的财富转移效应是将财富从消费者转移到制造商，以及在海外拥有净资产的富裕阶层。无论从税收效应还是从财富转移效应来看，人民币汇率低估都会压抑消费。直到2015年，IMF的评估报告才称人民币不再被低估。
除此之外，双循环1.0中压抑消费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宽松的环境保护环境、增强劳动者谈判权力的工会制度的缺失、不合理的农村土地征收价格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压抑了居民消费。所有出口导向的政策都有压抑居民消费的效应，也等价于强制储蓄，增加可贷资金，从而降低投资成本。中国的比较优势除了廉价的劳动力，还有廉价的资本。劳动力是很便宜，但资本像是免费的甚至是负的。
加入WTO拓宽了中国市场的边界，加速了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扭转了GDP增速下行的态势，但同时也加剧了内循环结构的失衡。2008年之后我国的调整是外生冲击引起的，虽然目前外部失衡状况有所缓解，但国内的政策应对放缓了内需结构调整的速度，最终消费占比仍然偏低。政策之所以强调要“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其说是在用时间换空间，不如说是时间抢空间，因为美国和欧元区也都在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
双循环2.0是由经济发展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决定的，前者是无通胀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后者既包含经济中的一些趋势性力量，也包括大国关系等。约束条件决定目标函数的可行集，政策即在可行集内部进行权衡，确定方向和基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约束条件在2008年前后均出现了结构性转变，形成了新的趋势性力量，在中长期内仍将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
第一，就供给侧而言，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资本压抑劳动的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素数量投入（资本深化和人均劳动时间的提高）转向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几乎是唯一可选的道路。这需要加强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基础科研、教育、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基金等方方面面，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分工，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于认识自身不足，包容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辜朝明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劳动力供给弹性接近无穷。在该阶段，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资本所有者获得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工资增长慢于GDP增长。由于资本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更多地用于储蓄和投资，所以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深化。对于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资本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供给侧力量。与之相对应，由于工资较低且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行。与此同时，在资本积累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
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阶段，即成熟经济（或新古典发展阶段、黄金时代）。农村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工资涨幅或将超过GDP增幅，非熟练劳动力的涨幅更大，不利于劳动所有者的分配方式得到扭转，贫富差距收窄或不再进一步扩大。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工资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会随之上涨。整体产能出现过剩，但劳动替代性、消费导向性和推动产业升级的投资继续扩张。贸易结构与第一阶段显著不同，出口产品复杂度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逐步提升。城市化和工业化仍在推进，但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增速下台阶，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第三阶段为被追赶阶段。刘易斯拐点叠加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状况更加严峻，但是工资上升遇到瓶颈，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外迁，要么用资本投入替代劳动投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完成，可投资的机会变得稀缺，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在该阶段，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并且只能靠新产业革命才能扭转经济增长停滞的状况。如果仅仅从速度和质量这两个维度来划分，前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高速发展，第三阶段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其中第二阶段也可以被理解为从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过渡阶段。
人口因素是不同阶段的划分依据，既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也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它们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有直接的影响，从而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对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和进出口也有直接影响。对于任何国家，人口结构的转变及其决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都是不可扭转的力量。实证研究也证明，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亚洲经济体，都符合三阶段演化范式。以劳动力工资和城市化率的变化为依据，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跨入第三阶段。在亚洲部分经济体中，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分别进入第二和第三阶段，韩国的阶段性拐点为21世纪初。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两大结构拐点都已经出现。蔡昉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已经出现，2018年亚洲生产力组织（APO）测算得到的时间区间为2005～2010年，从劳动与资本要素的相对成本来看，2008年是重要转折点。当然，这不仅仅是由刘易斯拐点带来的，还由于人口老龄化。2010年，我国劳动力占比的峰值和人口抚养比的底部都已经出现，工资开始上涨，说明中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比其他亚洲经济体，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更大。日本和韩国从出现刘易斯拐点到出现老龄化拐点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也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仍能保持20～30年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原因。但中国这两个拐点几乎同时出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黄金增长窗口期会明显收缩。
人口结构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劳动与资本要素的分配格局，还限制了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因为经济最优状态总是与最优资本有机构成相对应，而劳动力相对短缺状况的加剧自然会降低资本的边际报酬。将总产出从供给侧分解为资本深化、人均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TFP，人力资本积累和TFP是仅存的两个选项。
第二，需求侧。从总量上来说，净出口和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趋势性下行是确定的，结构优化是避免其拖累GDP增长和集聚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反之，提升消费是顺势而为，但消费潜力的释放取决于制度性壁垒能否消除，以及政策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已经逆转。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失衡和不均基础上的，以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和德国等都是盈余方，美国和欧洲边缘国家是赤字方，前者同时也是债权国，后者是债务国，任何债务型增长都有边界，即使是美国也不例外。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失衡的结果，那么欧债危机就是区域失衡的结果，目前仍处在再平衡的过程中。2008年开始，全球失衡的状况开始调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净资本流入规模都在缩小，中国“双顺差”时代也早在2012年结束，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值）已经从2008年的约10%降至2019年底的0.36%。
中美竞争引发的不确定性和产业链的断层将导致产业链重构，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美国银行全球研究的一份报告表明，产业链正在迁出中国，北美地区所有全球性行业中有一半行业中的企业正在建立回流试行方案。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性行业中80%的企业遭遇了供应链中断危机，企业的管理者正在重新审视他们的供应链。该报告预计未来将出现一种“中国+”的结构——“在中国为中国”，以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将会分散在世界各地，以更加贴近消费市场。
按照美国的数据，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比高达60%，相比2018年已经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个缺口必须得到弥补，美国才能避免逆差。在华外国企业的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7%，产业链的外迁影响的不仅是出口，还有工作岗位的流失。类似的故事在美国也发生过。即使产业链不迁出，生产规模也会收缩。产能、市场和就业的流失必须靠重建双循环格局来弥补。
在投资需求方面，中国当然还有投资需求的潜力和需要，如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但无可否认的是，与改革开放初期或者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相比，空间都小了许多。2009～2010年的四万亿计划与2012～2013年和2015～2017年的房地产投资，使中国的宏观杠杆率（M2/GDP）和实体部门杠杆率陡升。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位于世界前列，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连续11年快速上涨，从2008年的17.9%升至2019年的55.5%，房地产企业的杠杆也位于行业前列。债务已经成为投资的紧约束，而且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的峰值也已经分别在2013年和2016年出现。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不足以弥补缺口。
投资需求的下降既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在不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前提下，任何经济体大概率只会经历一次工业化历程，也只会经历一次与工业化配套的投资热潮。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浓缩了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显示，任何国家有且仅有一次维持超长时间、超高增长的机会，也只有超高速的增长能够维持超高速的投资。即使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4.0会催生新的投资机会，但能否超过工业革命2.0的影响范围还是未知数，不过至少工业革命3.0——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的影响力远弱于工业革命2.0，即使在美国，也仅仅在1996～2004年出现了生产率增速的显著提升，年均增速大致与第一次相当，但显著弱于第二次。
所以，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是唯一选择。虽然消费不能转变为长期产能，但是与投资对应的是债务。所有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都会有两个约束：一是债务；二是国际收支平衡。任何一个约束的收紧都会限制该模式的可持续性。显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在收紧。债务方面，除了宏观杠杆偏高之外，杠杆结构的不平衡隐忧更大。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中国能够保持贸易盈余的前提条件是其他国家有能力、有意愿吸收中国的出口商品。显然，无论是能力还是意愿，都有消退。当然，增强国家金融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释放一定的空间，但这都非一朝一夕之功，至少目前我国还没有打开这个空间。
双循环2.0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就是：供给侧从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求侧以提振最终消费为主体，同时降低对进口中间品和外部市场的依赖，优化贸易结构增加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建设形成规模报酬，提升投资效率。能否实现双循环格局的转换，取决于能否将各项改革政策落到实处，取决于能否打赢“卡脖子”技术攻坚战，取决于能否纠正双循环1.0中压抑劳动和强制储蓄的制度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