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全球化4.0

近两个多甲子可谓沧桑巨变，攻守易势。这170年（1840～2010年），从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中国的退却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再到现在进军全球化4.0，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回到世界之巅。

中国从全球化1.0的黯然退场，到全球化2.0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分流和被边缘化，再到全球化3.0全力加入世界工厂，以极大的投入和代价进行着和平的原始积累。中国于1978年通过改革开放开始了重归世界之旅，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多人归功于改革，其实我觉得开放可能更加重要一些。当然两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改革是市场化导向，开放则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市场化，即全球化——最高层次的市场化。从某种意义上，改革就是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这无疑是中国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

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中国反复强调“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实际上不难发现，它同联合国迄今为止最具雄心壮志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着相似的愿景和基本原则，特别是“一带一路”确定的五个优先领域，即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几乎完全对应地支撑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169个具体目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甚至可以直接视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有效子集和鼓舞人心的具体行动方案。

这正是中国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有权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延伸和灵感的闪现。中国需要在全球化4.0校正国家战略，以及定义对外利益交换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适当的贡献，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中，中国有着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攻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提升。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在一段时间内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形成核心国—周边国—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品牌国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进而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僵化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及货币，直到最终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古丝绸之路的兴衰对当今中国和周边的形势有一定参考作用。在农业经济时代，古丝绸之路的兴盛依托于统一大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对贸易安全的保障。在当今工业经济时代和互联网经济时代，要想重塑古丝绸之路，扩大全球经贸合作范围，必须通过合作版图内共同经济发展，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互为依托，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是政治稳定的根本诉求和有力保障。这要求中国加强合作版图内的多边制度建设，为合作国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以实现互惠互利，从国际关系和共同发展两个角度同时促进政治稳定。

古代中国凭借开放的政策和兼收并蓄的文化为古丝绸之路的陆上贸易繁荣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与沿途各国结下了深远的友谊，打下了良好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当今中国要重塑丝绸之路，也必须以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为纽带，延续并深化与沿途各国的友谊，建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对各合作国实施更加广泛的开放，促进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确保各国人才有效流动，减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障碍，形成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战略同盟，筹谋更为有效的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和组织。

中国最新版本的“一带一路”由六大经济走廊框架组成，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地缘上提升中国在欧亚区域甚至全球化中的地位。六大框架将打通欧亚大陆的海路二脉，将中国变成欧亚大陆的枢纽，并打造世界最长的经济带。“一带一路”不是要替代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从中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对外策略，在经济方面是短期推动基建投资稳增长与中期区域产能合作的策略安排。“一带一路”不仅能够促进国内几大线路沿线地区的基建发展，也会带来不少参与周边国家基建的机会。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10～2020年亚洲的基建平均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投资，总需求大约是8.22万亿美元，其中68%是新增设施，32%是旧设施的维护或替代开支。

“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是贸易的物质基础，是货物流通、信息沟通、资金融通、资源共享、人才交流的必要条件。与古丝绸之路强调交通运输不同，如今要重塑丝绸之路，必须实现中国与合作国之间基础设施的全面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不只是交通运输设施，还包括电力、水利、通信、油气管道、港口等各个方面。中国应凭借改革开放后积累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充分利用国内的产能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参与并帮助合作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实现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联通，保证一切生产要素能够依托基础设施实现高效流动。

从地理上看，“一带一路”把两端——资源相对短缺的欧洲和东亚与其腹地资源丰富的区域联系在一起，不仅从贸易往来上有天然资源换制成品的供需，对中国来说还是重要的海外利益与资源输入安全策略。从地缘上来看，由于资源储量与产量的地区分布差异，以往资源换产能或资源换资本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于中国地缘的“中环”及“外环”，在“内环”布局很少。然而，以目前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对于“外环”的掌控能力非常有限，很多时候无法保证国内企业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利益。因此，当短期内无法辐射到“中环”和“外环”时，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机制来激发“内环”的活力，从而拓宽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渠道和范围。另外，通过加强对“内环”的影响，也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输送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从存量规模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是中国海外投资分布比较密集的区域，也是中国进口外部资源的主要来源。“一带一路”会加强中国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有效地串联这些投资，形成集聚效应，并更好地确保经济安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有实际的基建需求缺口。中国有产能富余和供给能力，以及国家层面基建换资源、换安全的意愿。在“一带一路”构建的多边合作机制下，基建的互联互通将成为推进初期的重要看点。因此，现代版丝绸之路将是一个欧亚地区交通网络：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将会逐渐形成为这些网络服务的和相关的产业集群，由此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建筑、冶金、能源、金融、通信、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这个交通网络将把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联系起来，给欧亚大陆带来新的空间和机会，并形成东亚、西亚和南亚经济辐射区。对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是“一带一路”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全面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将渐次展开。

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承诺后续会有更多的具体行动举措，包括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有关国家协商自由贸易协定；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金融方面，中国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专项贷款；在未来3年向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援助；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等。在人员交流和社会发展方面，未来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

毫无疑问，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正是丝绸之路的灵魂，中国誓言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叙事正在展开，令世界无比期待。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一带一路”是改写世界经济版图的重大倡议，需要长期持续不断地精心谋划、经营，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必然是多重的。

首先是地缘风险。尽管“一带一路”执行和平与发展的使命，但是由于途经中东、中亚等大国的传统利益敏感区，因此管控风险、避免冲突并与周边大国建立信任关系是首要任务。

例如，美国的焦虑在于一方面中国以“亚洲新安全观”为风向，试图动摇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外另起炉灶，如金砖银行、亚投行等。如果美国确信“一带一路”可能对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产生重大挑战，一定会怂恿其盟国和沿途国家进行反制，可能的动作包括强化美国的联盟体系阻碍“一带一路”建设；显示海上霸权，加强亚太、印度洋的军力，重点利用西太平洋领土争端，挑唆声索国制造事端；鼓动沿途国家搞颜色革命；与代理国一道狙击亚投行，争夺重大项目或者阻碍重大项目的进展。另外，俄罗斯希望欧亚经济联盟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因此，俄罗斯可能会以其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分化有关国家，使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停滞。

印度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理由包括投资成本巨大，无法获益；所经地区充满争议、动荡；被中国包围，从海上、陆上恶化印度的安全环境。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者，肯定不会坐视“一带一路”大动其奶酪，可能会成为美国离岸平衡的先锋队。日本在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经营多年，既可以利用其大量的亚洲直接优势搅局，也可以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进行基建项目竞争，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通与中国唱反调。

其次是产业安全，即海外投资对国内产业的替代风险。“一带一路”上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人力资源尤其丰富。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无条件趋同的。只要一个国家发展制造业，不论其政府形态、政治特征甚至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它的经济增长水平都会向世界平均水平趋近。如果这些国家获得了足够的基础设施，是否可能会成为中国制造的掘墓人？当前在国际资本输出格局中已经普遍出现的问题，就是“走出去”对本国的经济、产业和就业是否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走出去”是否会造成地方产业出现“空心化”。

从内部经验来看，香港目前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自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北上，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或生产工序向生产成本较低的中国内地转移，留在香港的企业总部更多扮演推广、统筹、融资和管理等角色。香港的制造业实际上已经“空心化”，竞争力大幅下降。从外部经验来看，作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的美国，制造业一直都在支撑它的发展，但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竞争。“空心化”可能带来的更大问题是中低层就业职位大量流失。具备“走出去”实力的企业在向较为落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生产工序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之后，中国中低层的就业岗位将逐步遭到沿线国家工人的蚕食，原本属于中国工人的就业岗位就会大量流失，带来失业问题。而且，“走出去”的企业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以及中国市场上不具备的竞争优势和更大的市场，无疑将越做越强，形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将容易压缩没有“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一旦中小企业遭受冲击，不但会影响解决就业问题的载体，也会削减整体社会的竞争力，导致实体经济基础流失，影响整体经济的竞争力。

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如何减轻产业、企业“走出去”对本地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冲击，才能少走弯路。长期来看，低附加值产业向成本更廉价的地区转移应该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主要还应靠中国产业自身做强来应对。中国提出的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及“互联网+”等来升级中国制造，可能才是正解。

此外，跨国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有很多种：企业和企业经营者的安全，主要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与相关国家内部治理有关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权稳定性、主要政治机构变更或更迭的可能性，是否有改革及改革强度、法治情况等；企业选择的投资和运营方式、企业文化、企业处理风险的方式和能力等。 UTCVbDIhJUq3O12QUz3M7uUxEURlD4sF+cZbUWKZqXRCSdxlrJeKpe8pDC+E52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