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1.0到3.0

自从美洲地理大发现后，全球主要经济活动区域逐渐联系在一起且程度不断加强，全球化1.0由此开始。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全球化的平稳运行依赖于硬件与软件两个维度的协调。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的跨境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对外依存度与受外制约度的不断提升。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这是硬件。我们划分的全球化1.0～4.0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规则，既包括官方的与非官方的，也包括权威的与约定俗成的——这是软件，解决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蛋糕及怎么切蛋糕的问题。优秀的软件可以更好地发掘硬件的潜力，硬件的升级也意味着软件必须调整。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实际内容更复杂，也更精彩。

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规则的主导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维持这些规则需要相应的实力。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变迁的结果。

在全球化1.0之前，人类文明的系统很多，威斯特伐利亚、伊斯兰、印度和印第安等都自成一家。但到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时，就一股独大了，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一统天下。其他系统要么被彻底删除，如南美洲；要么被殖民、被格式化，即西方式现代化；剩下的系统都在被迫寻找现代性，越不成功者（按西方标准）可能就越动荡不安。

其实就算是风靡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老系统也是满身漏洞，全球危机和世界战争的不断到来就是证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后的欧盟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升级思路，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进行经济、货币和外交一体化试验，但成员日益貌合神离，困难重重，特别是在英国脱欧和欧洲民粹力量全面崛起的当下。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变化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进行“打补丁”，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的内核并无实质变化，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这些软件必然会经历全面的升级。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例如，全球化1.5体系中虽然同时存在东方体系与西方体系（还有伊斯兰、印度和印加等体系），但工业革命的爆发最终使历史的天平倒向后者，随后进入全球化2.0，即英国主导的海洋帝国殖民时代。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化2.5，虽然全球化2.0的基础——金本位被“复辟”了，但是其导致的货币战争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并最终导致世界市场体系崩溃，民族主义国家再度抱团厮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全球化3.0徐徐展开。再如2008年金融危机，虽然只是全球化体系在金融和经济两个切片领域演变的特殊样本，但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具有内在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与投资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未来全球化3.0向4.0升级的过程虽然复杂，但是趋势难以逆转。这就是目前全球陷于胶着的全球化3.5的原因。

真实的历史远比任何小说精彩。

对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而言，增长是加法，危机是减法，技术进步是乘法，战争冲突则是除法，每段时期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通过工业革命获取的先发优势是英国得以主导全球化2.0的重要原因之一；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打击，加上“冷战”的铁幕，使美式全球化得以火力全开。我们定义的全球“三次重大失衡”——中英失衡、欧美失衡、亚美失衡，都是全球化各阶段突变或转折的重要事件，中英失衡与鸦片战争代表东西方主导权的交接，欧美失衡的背后是全球化从2.0向3.0升级的洪流，第三次失衡则是亚美失衡导致的全球危机，标志着传统的美式全球化的终结。这正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时刻。

当前上一轮全球化红利大体已经分配完毕，新一轮全球化动力机制与制度框架尚未确立。虽然各方在官样文章的表述中宣示了对完善WTO规则和推进新一轮多边谈判的坚持，但是私下都已经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另谋出路，由此形成新一轮争夺定规立制主导权的或明或暗的角力与竞合，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助长了相关各方在此转型阶段中的焦虑和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的晦暗不明。

这个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调整变革：多极化趋势全面深入推进，大国关系重构空前复杂，国际矛盾斗争暗流涌动，国际秩序重构时不我待。全球化版图与规则重构的过程十分复杂，新旧势力的此消彼长经常带来冲突，任何一个在位者都会不遗余力地延长其统治的时间，所以我们目睹了在各个领域上演的惊心动魄的“帝国反击战”——贸易保护、货币操控、军力投射等接踵而来。旧秩序的破坏与停滞往往导致系统运行碎片化，区域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抬头甚至出现反全球化的倾向，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负面样本之一。让人羞于启齿的是，战争实际上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最为激烈的一种——不同国家、种族、肤色的几千万人在海洋、陆地和荒漠中用各种武器和技术厮杀。现在全球化的三个断裂带——中东、欧俄边界和西太平洋正充满了地缘风险和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工业化带动人口转移和城市化，城市化使要素集聚，在新产业中进行更具规模效应与效率的生产。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使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拓展了中国经济的供需边界，在打通技术、资源与资本的获取途径的同时，也使中国对接了外部的巨大市场，得以全面参与并受益于全球分工的价值链。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我们已经送别了那个超凡增长的黄金时代。眼下全球化体系正处于裂变的关键期。例如，在经济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能源独立使其需求逐渐“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缓解但增长长期萎靡，进入所谓“新平庸”状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 事实上已经死亡，形形色色的区域合作在分割式地蓬勃发展。在金融方面，美日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QE），但随着发展可能会分化严重。中国在争取IMF更多话语权的同时，开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驾马车”（金砖银行等）。在地缘政治方面，中东局势越发混乱，欧洲与俄罗斯的边界也存在冲突，东北亚和西太平洋更是暗流涌动，全球化停滞甚至逆转的巨大危险如同灰犀牛一样正在迫近。当下的世界仍然局限在多样文化冲突的权力角逐和对各种异质文明的差异性与优劣的争辩中，偶然中存在必然，全球化的高潮和低谷也是人类文明的起起落落。

对中国这一代表性的新兴大国而言，这无疑是重要的机遇窗口。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与守成大国博弈，无疑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研究挑战。框架和逻辑的重要性更胜于观点本身，如何以更广阔的视角、更扎实的框架分析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并预判可行的策略，成为当务之急。依赖很多拿来主义的理论和经验搞不好会陷入“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即便自宫，未必成功”的尴尬境地。其实目前大众习惯的美元或者说美国次序感，在最近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金本位破产以来，是最具生产率和迷惑性的一种世界经济次序安排。它并不完全适合一个古老的、追赶中的、竞争性的、转型过程中的超大型经济体。

我曾以三次全球重大贸易失衡、三种不同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为主线，以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三元分工为框架，将主要国别与区域的研究拼图整合在一起，进而从开放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顶层设计高度，识别出存在着三个最重要的宏观金融经济周期：全球化周期（包含国际收支周期和国际投资及货币周期）、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和总需求周期。三者既有不同的时间跨度和分析对象，又密切联系，叠加往往会形成最为强大的驱动力和影响因子。

全球化周期是指各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流和资金流联系，基本是流量分析，跨多个经济体，并可能是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大类资产最重要的定价基准。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是分析经济体及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资产配置与杠杆率变化及其可持续性的存量框架，与债务资产的相对估值和利率的长期趋势关系密切。总需求周期可能是最短的周期，是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为密切相关的宏观变量。毫无疑问，几个排行前列的超大型经济体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和总需求周期存在着巨大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正是通过全球化周期发生连锁反应的。例如，全球化周期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盈余，对应着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外部净收入的周期性改善和超额储蓄的上升。总需求短周期处于上升阶段，这可能源于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如果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盈余开始下降，那么需求形成的资金来源必然是负债或者杠杆的上升，杠杆上升会导致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可持续性和全球化周期中资金流向的多变性，一旦逼近临界点，金融危机可能就在眼前——这些不过是全球化这个宏大图景中的一个断章。

准确地说，它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的高度发展及其主要矛盾爆发的一段历史记录。它始于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终于每个民众的家庭生活和财富涨落。这就需要我们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具系统性和历史感的框架，对全球化大趋势进行深入的系统化理解。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8B3YQJq1b9+tcKLvzhbk5hFQDcB4udcx7BF2LCijjSjNCdqQEB1yp1jtET34lQ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