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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
2018年，中美双方经贸磋商已经举行三轮。第一轮美方来华，3位鹰派美方代表来势汹汹，双方针锋相对，互探底牌，并无实质成果，从双方提出的清单来看，分歧不小。第二轮中国访美，双方仍在关键问题上僵持不下，对达成的“共识”也各执一词，各说各话。从内容上来看，这是双方达成的“妥协式共识”。第一，中方承诺将增加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这有助于缩减美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但没有明确具体金额，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第二，双方还同意在知识产权方面加强合作与沟通，中方同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进行修订，但也将主动权留在了自己手里。第三，双方在投资领域也达成了共识，鼓励拓展双向投资，将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但具体投资领域还需要后续磋商，而且这更多的是一种企业行为。除了书面上的共识之外，双方也有实质性行动，如中国商务部终止了对美进口高粱的“双反”调查，美国也同意暂停贸易战。可见，中美贸易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
从第二轮的联合声明来看，对于达成共识的问题，双方制定了一个基本的执行框架，后续需要按照这个框架逐步向前推进，并且会有一些实质性举措。所以，第三轮磋商更多专注于执行环节。2018年5月31日，继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之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再发公告，决定从2018年7月1日起，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税率，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多样化消费需求。此次降税商品涵盖食品、服装鞋帽、家居用品、日杂百货、文体娱乐、家用电子、日化用品、医药健康8类日用消费品，共涉及1449个税目，占到《进出口税则》中消费品税目的七成，而且税率大幅降低。同时，中美就中兴通讯问题达成协议。
目前看来，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对中国也并不是毫无益处，它能促使中国降低税负（关税、增值税）、促进自主创新（芯片等）和压制泡沫（美元走强），也算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仅就贸易问题而言，中美仍有许多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总之，即使中美在关税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从而使全球贸易摩擦出现缓和，很可能也只是暂时的。从历史上美日和美德的贸易摩擦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也并不是从特朗普上台才开始的，但特朗普上台确实是一个拐点，他貌似出招混乱，但背后逻辑相当缜密，减税压制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含技术），CFIUS（外资投资审查FIRMMA）压制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购买技术），配合301阻断技术扩散（目标是中国制造2025），威胁制裁中兴通讯直接打断中国制造产业链，移民政策降低他人的学习能力（缩短理工签证有效时间）。
第二轮谈判之后，中美的情绪反差比较大。中国相对乐观，美国则相对悲观。为什么美国的态度从强硬变为缓和？这就是商人兼政治家的特朗普所谓的交易艺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出尔反尔、使命必达。这是一个极其难对付的对手。
中美关系要放在全球视野下来理解。一方面，美国贸易制裁的对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等也在其列。特朗普由于并未延长进口自欧盟的钢和铝的关税豁免期，遭到欧盟的报复。2018年5月18日，欧盟发布消息称，准备自6月20日开始，对进口自美国的大米、玉米、花生酱和钢材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另外，欧盟还考虑自2021年3月开始，对不同的美国产品征收10%～50%的关税，共涉及价值40亿欧元的产品。继欧盟之后，日本、韩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表示对美征收关税。所以，可以说美国是发动了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战。在这个关键时点，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的态度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外交话语权。另外，还要关注朝鲜的动态。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会晤意义不凡，中朝大连会晤及朝鲜对美国的表态，均有助于缓和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
看中美博弈的冲突与缓和也需要有全球化的眼光。其实，贸易的纳什均衡
有两个——双赢或双输。贸易战没有赢家，从冲突到缓和符合两国利益。但是，必须认识到，在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贸易战结束。对特朗普来说，发一条Twitter就能推翻所有协议。同时，还要关注特朗普的幕僚。有意思的是，中美第二轮谈判之后，特朗普内阁起了内讧。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指责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葬送了对中国强硬的优势，经济顾问内瓦罗更是对姆努钦破口大骂，认为他又放了中国一马。这说明建制派和鹰派有很大裂缝，特朗普的内阁远非铁板一块，这一点可以善加利用。特朗普在两边摇摆，商人特性再度占优，问题是这会持续多久？经济利益之后必然还有更多的政治诉求。所以说，中美博弈是一场涉及多个维度的持久战。
从特朗普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第一轮谈判的清单可知，美国在贸易上的诉求是建立“自由、公平和互惠（或译成对等）”的经贸关系。第二份联合声明并未提到关税问题。由于声明中没有提到，它的重要性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它是对等或者互惠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重塑中美利益的关键变量。2018年5月14日，也就是谈判即将开始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解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关税的不平等，是中美非对等贸易的一个主要体现。这也说明，关税一定是双方本轮磋商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WTO 2016年中美双方最惠国平均关税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进口平均关税税率在13%左右，而美国为5.5%（加权平均值更加接近一些）。这意味着磋商的空间为两者之差——7.5%。要想在第二轮谈判的几天时间里敲定一个税率，非常困难。虽然中国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开始大幅度降低进口消费品的关税，覆盖面达七成，但是对美国来说，工业制成品的关税才是重头戏。从中美贸易结构来看，除了农产品，主要就是机械制造、化工产品和汽车配件等，只有降低这一部分关税才可能较大程度地缩小中美贸易的逆差，满足美国的胃口。同时，具体的关税税率如何定？从我们基于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结果来看，对等关税将会重塑中美利益格局。关键变量是关税税率的设定，它决定着蛋糕的切法。简单起见，我们在模型中设定5%，略高于美国当前的平均水平。整体结果是中方受损，但要好于双方贸易摩擦的情况。
除工业制成品的关税问题，另一个核心议题是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开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11条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举措，承诺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涵盖业务放开、机构放开、市场放开三个方面，可谓火力全开。人民币汇率问题至今尚未涉及。自2016年12月以来，虽然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美国仍然认为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制，且主要是钉住美元的。美国认为中国政府有意低估人民币汇率，促进出口，并称这种模式是“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是不对等的。我认为，扩大金融经济的开放，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地位，提高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都需要人民币币值保持相对稳定。随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其需求也会增加，人民币可能处在一个缓慢升值的通道，但能否按照中国自己的节奏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才是关键问题。因为国内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实质性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自由度不高，汇率形成机制尚有待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快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导致货币危机，对贸易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和谈判必定是个长期过程，不应指望一两次谈判就解决所有问题。从当前形势来看，中美贸易纠缠并非死结。但如果看到贸易摩擦的本质是技术战，可以预见深度的冲突可能会再度出现，那将是决战的前奏。因此必须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但决战可能还是在金融方面，包括汇率、利率、股指、房价。对外，应以战止战（贸易、服务、投资、跨国企业）、精准打击（区别建制派和鹰派）、合纵连横（拉拢G6）、扩大开放（贸易和直投）、贬值汇率（战略威慑）、重配外汇储备（驱动美国波动利率预期），但务必关闭资本账户（肉烂锅中）；对内，应保持定力、适当补水、壮士断腕（清理平台机构、僵尸企业）、刮骨疗毒（杀死影子银行）、釜底抽薪（不动产登记全国联网和房地产税）、平准市场（必要时稳定股市）、降低税负（应对全球竞争）、推动要素改革（特别是土地、户籍、国资）、修复宏观资产负债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国际形势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必须用极大的智慧、勇气、技巧和努力，才能突围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体制和文明三重修昔底德的陷阱。
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来看，目前全球陷于胶着的全球化3.5，但未来向4.0升级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全球化随历史洪流不断向前推进升级，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到它的过去，深入了解全球化从1.0发展到4.0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