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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 REN
狭小的审判庭里臭气熏天，因为靠近走廊的几个厕所被堵住了。中间那堵墙上挂着一幅圣像，上面画着圣母与圣子，他们的样子像是在为饱受臭气之苦的人祝福。圣像下方是一张长桌，坐着军事法庭的审判员。他们都是效忠政权的军官，身上穿着深绿色的军装，军装上缀有金色的扣子，佩有红色的领章。审判员的左侧坐着一个秃顶的法官，名叫里亚皮斯，长得肥头大耳，油光满面。他是公诉方的代表，他的在场已经说明这场审判非法、无效，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名军官。右侧是被告席，除你之外，另外还有十四名被告。审判官们的对面，与被告席垂直的位置是律师席。这些律师是临时被指定的，并且没有向他们提供法庭的调查结果。他们又冷又怕，蜷缩在黑色的法袍里，看上去酷似一群停歇在电线上的小鸟。其中一个律师嘟哝道：“应该延期审判，应该延期审判。”他们的后面是记者席，获准采访、报道的记者寥寥无几，并给他们颁布了无数条禁令：电台的记者不准带录音机，电视台的记者不准带摄像机，没有得到庭长的特许，不准带照相机。最后还有公众席。进入公众席的人要受到层层审查，被告的家属与朋友禁止前来旁听。你进来的时候，全场就座，鸦雀无声。你戴着手铐，夹在两个警察中间，昂首阔步走进审判庭。那两个警察抓住你的胳膊，把你带到第一排，紧靠被告席的护栏。只是在这时，他们才解开你的手铐，但仍没有松开你的胳膊。你穿着一身过于肥大的士兵服——他们故意挑选这样一套衣服，是为了让你看上去显得十分可笑。两个小时之前，你挨了他们几记耳光，因为你不愿穿它，要求像其他十四名被告一样穿便服。他们强迫你穿上，并嘲笑说：“你穿上正适合，尤其是领口与肩宽。”你的脖子可以在领口内任意晃动，你的肩膀可以在衣服里活动自如。三个月来，你瘦多了，体重减轻了二十公斤，这从你皮包骨头的脸颊和高高隆起的颧骨也能看出来。你的一个婶婶，唯一偷偷混进审判庭的一个亲戚没有把你认出来。她自言自语地说：“我没有看见他，他不在，他什么时候来呢？”但你的双眼却放着光，炯炯有神，你的脸上挂着无比自豪、目空一切的微笑，以至于审判庭里的人们看见你，很难对你产生同情。此外，人们并不了解你的情况，关于你受折磨的传闻也从未超出过宪兵司令部的范围。他们对你的了解无非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无名之辈、唯利之徒，一个为了捞点钱而铤而走险的普通罪犯。这些情况是由当局控制的新闻界提供的，它们的作者是一批可耻的御用文人。在民主制度下，这批人把自己装扮成讴歌勇敢与自由的大师，但一旦出现独裁，顷刻之间，他们就会像妓女一样与之同床共眠，同喜共欢。为了讨好独裁政权，并为之效力，他们可以污蔑之前他们赞美的人，可以吹捧之前他们厌恶的人。他们甚至乐意去描述发生在威尼斯广场上的那次墨索里尼的盛大集会。当恐怖时期过去，民主制度恢复时，他们又重新开始一切，毫无羞耻，对他们来说，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人们需要他们，就如同人们需要鞋匠、掘墓人、妓女一样。新的主子们如果没有一个顺从的、卑怯的新闻界又怎么行呢？那些善于颐指气使、发誓许愿、讹诈恫吓的巫医要是没有它又怎能干得成事呢？八年后，在你离开人世之时，他们也赞美你，在他们的报纸上把你描绘成永垂不朽的人。可现在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侮辱你。很明显，他们不愿冒任何未来的风险——反正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党派、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种被承认的宗教愿意保护你。
他们宣读了起诉书：图谋颠覆国家，当逃兵，企图暗杀国家元首，私藏武器、炸药。你面带微笑听着，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这些都是事实，你也无意去加以否认。但接着他们却宣称，你已经签署了认罪书，承认了所有的罪过，并在认罪书上揭发了你的同伙，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瞎子都会看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时，你挣脱了那两个紧紧拽住你的警察，突然站起来，用食指指着审判官：“撒谎！我没在上面签字，你们很清楚！有我签字的所谓认罪书全部都是哈慈齐科斯和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编造的，你们这些暴君的奴才其实心里很清楚！”“被告，住口！”“被谁控告？被你们吗？你们敢控告我？你们！我才是那个要控告的人，我要控告你们，揭发你们，谴责你们，控告你们的谎言，你们的暴行！”你想解开衬衫，让人们看看胸部的伤疤和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在你腰间留下的伤口。“被告，不准在法庭上脱衣服！”“要是对提供证据来说是必要的，我就得脱！”“什么证据？”“在审讯期间我所遭到的严刑拷打的证据：他们用刀子刺，用棍棒打，用钢鞭抽！”“住口！”“我的生殖器上有烟头的烫伤，脚掌上有棍棒留下的伤痕！”“住口！”“他们用钢针插进我的尿道，摧残我的性器官！”“住口！被告，闭上你的嘴！”“他们用毯子闷我，用脚踢我，扇我的耳光！就在我走进这个审判庭之前，还被他们打了一顿！我一直被铐了九十天，整整九十天，无论我睡觉还是小便，他们都让我戴着手铐！我请求，希望一名医生到法庭上来对我的身体进行检查，以证明我说的话是否属实。我要求对哈慈齐科斯上校和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少校伪造签字一事立案进行调查。我要求以严刑拷打罪审判他们两人，审判巴巴里斯副处长、马里奥斯副处长、你们总统的兄弟康斯坦丁·帕帕多普洛斯，以及参与了此事的宪兵司令部的几名军官。我要求……”“被告，这些事与审判无关！”“如果你们认为这与审判无关，那么，法官先生们，我就有双倍的理由称你们为这个政权的奴才！”他们当场以亵渎法庭与当局罪判了你两年徒刑。
审判持续了五天，从法学角度看，这简直是一场闹剧。证人就是负责侦查与拷打你的那帮家伙，他们一个接一个匆匆出庭作证，而律师根本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在法庭上，他们仅仅传唤了两三个人来为你辩护，而这些人在作证前都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在法庭上只能说出里亚皮斯想听的那些话。由于唯恐得不到暴君的欢心，他竭尽全力扮演他的角色，每次发言都想方设法诋毁你，说你是为外国人——尤其是为波里卡尔布·盖奥尔加吉斯——效劳的刺客，人人憎恨的强盗，惹是生非的家伙。他拿出那份假认罪书来证明他的观点。你已经声明，这份认罪书是伪造的，可当你的辩护律师提出这一事实应予以考虑时，他却断然拒绝了。你的辩护律师不能与你联系，他们只容许他在你庭审时与你接触几分钟，而那两名站在旁边的警察则一边听一边评论，从中进行干扰。后来又来了一名警察，站在你身后，不许你讲话。但你不愿放弃之前的立场，总是寻找机会站起来抗议，揭露、戳穿他们的谎言，使那些法官为之惊愕不已。有谁见过一个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居然由被告变成了原告呢？而且是如此的坚定，如此的清醒，难道是疯了或想寻死吗？难道认识不到这会罪加一等吗？等于是在给自己申请死刑。你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你知道这么做会有生命危险，等于把生命抛到审判桌上，就像把筹码抛到赌桌上一样：不是红，就是黑；不是输，便是赢。但你不是在盲目进行赌博，你是在参加一场智力游戏。你仔细权衡利弊，认真考虑每一个手势和每一句话可能引起的后果，对每一个大胆的行动都通过理性、勇气、冲动、机智来进行斟酌——就像赌桌上的一个高手，他靠近赌桌并不是为了赢得一两个小钱。几年后，你对我解释过，是的，你解释过，当时你能活下来的机会很小，也许只有百分之一，被枪决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正因为如此，你必须孤注一掷，采取令人惊奇的手段，让他们心神不定，在那些审判你的人的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他这么自信，也许他是对的吧？”因此，你一天比一天坚强，一天比一天咄咄逼人。其他被告垂头丧气地待在那儿，或否认，或辩解，甚至相互指责，或是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你身上，只有你昂首挺胸地站在他们面前。把那个百分之一生存的可能性争取到手的希望在一天天增长着，增大着。
预定让你申诉，由里亚皮斯宣读审判结果的日子到了，这天出现了某些你没有预料的情况：你产生了死的愿望。为什么还要继续玩这场游戏呢？是为了看到他们把那些你自豪索求的惩罚强加到你的头上吗？是为了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吗？绝不应该去扮演这种角色，充当殉道者的角色将一无所获，现在可是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大好机会：一个可以让你向世人说明你是谁，你信仰什么的大好机会。当局的新闻界不会予以理会，但外国记者却会感兴趣。因为他们拒绝从命不会招致什么风险，所以他们敢披露真相，如实报道你这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男人，这个从不屈服、不恐惧、不逆来顺受的男子汉。这个男子汉向人们宣扬这个世界唯一可能的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自由。在你的国家，或许有人也愿意这么做。也许是某个法官，某个律师，某个幡然悔悟的警察。许多人将了解事情的真相。等你去世之后，他们会热爱你，也许会效仿你。你不再是孤独一人。“被告，站起来！”审判长喊道。根据惯例，被告先申诉，然后是公诉方发言。三名警察松开了你的肩膀，你站起来。你挨个儿打量了一遍审判官的脸，开始讲。声音动听，坚定，洪亮，在法庭里回响。
* * *
“军事法庭的先生们，我的话不长，是不会让你们听腻的。我甚至不想再谈预审期间我所遭遇的那些难以言表的经历，对我来说，以前所谈的情况已经足够了。在考察对我提出的指控之前，我想指出那次与我有关的可耻预审的另一个方面：你们企图用搜集伪证和假材料的方法来使对我的控告成立，你们把事先炮制好的证词强加给双方的证人。我这次的申诉不应该被视为一种自我辩护，也不应该是一种自我辩护。相反，它应该被看作一种控诉，也应该成为一种控诉。这是由那份强加给我的伪造文件引起的，它是整个审判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我认为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在法制与自由同时遭到摧残的国家里，所有的审判都具有这种典型的特征。事实上，干这种可耻勾当的并不仅仅是你们。当然不仅仅是你们，在我说话的此时此刻，在其他没有法制与自由的国家里，那些效忠于暴政的军事法庭肯定也在审判他们的爱国者，并根据伪证和假材料，根据强加给证人的预先炮制的证词和证据，以及类似我那样的认罪书对他们进行判决。这份认罪书我从来就没有写过，也没有在上面签过字。事实非常清楚，这份文件上的签字不是我的，而是那两个刽子手哈慈齐科斯和塞奥菲洛亚纳科斯伪造的。这两个刽子手缺乏对语法最起码的尊重，伪造的文件文理不通，错误连篇。昨天晚上，我终于有机会拜读了这份文件，我很难说，使我更吃惊的是其中包含的谎言呢，还是满篇引人发笑的语误。我向你们保证，要是我事先看到它们，即使我处于昏迷的状态下，我也会提出修改意见。唉，老天爷，这个政权究竟雇用的是一批什么样的文盲啊！有人说，无知与残酷是一对孪生兄弟。好吧，军事法庭的先生们，你们心里很清楚，使用伪造的文件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上说，都是无法接受的。既然审判是建立在这样一份文件基础之上的，那么我就有权认为这样的审判是无效的。但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误以为我害怕面对指控。毫无疑问，我接受指控，我从来也没有否认。无论在审判过程中，还是在你们面前，我都没有否认过。现在，我自豪地向你们重复一遍：是的，炸药是我安放的，那两枚地雷是我引爆的，我的目的是要杀死那个你们称之为总统的人。我没有成功，为此感到十分遗憾。三个月来，这是最令我痛心疾首的事。三个月来，我一直痛苦地扪心自问：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了呢？如果能再来一次，取得成功的话，我情愿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使我愤慨的不是指控本身，而是有人想通过这样的文件来诋毁我，污蔑我连累了其他被告，是我告发了在法庭上被公布的那些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塞浦路斯的部长波里卡尔布·盖奥尔加吉斯的名字。不光彩之处就在于此，这是非常典型的做法。为了增强说服力，我的控告者们甚至说，我的履历不清白，说我从小就是一个无赖，成人后不务正业，以偷盗为生，是一名被人收买的刺客。军事法庭的先生们，我的履历就放在你们面前，你们可以查阅一下。我从来就不是个无赖，也不是不务正业的盗贼，更不是被人收买的刺客。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名战士，为一个更美好的希腊，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换句话说，为一个尊重人的社会而斗争的战士。我之所以站到被告席上是因为我尊重人。尊重人就意味着尊重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对的自由。尊重一年前被帕帕多普洛斯法西斯集团所毁掉的一切。现在我来谈谈对我的第一项指控。”
“第一项指控是最严重的：图谋颠覆国家，触犯了刑法第509条。对我提出这一指控的人正是1967年4月21日触犯了刑法第509条的那伙人，这岂不荒谬绝伦？谁应该站在被告席上呢？每一个稍有头脑、稍具勇气的公民都会回答你们：‘是他们。’还会补充一句我现在想说的话：‘尽管我成了一名所谓的违法者，尽管我拒绝承认那个暴君的权威，但我仍是在维护而不是在触犯刑法第509条。’但我并不指望在这点上能得到你们的理解，因为如果政变当局一旦垮台，那么你们——军事法庭的先生们，不仅是军政府的那些头头们——就会站在这个被告席上。因此关于这项指控我就不想多说，接下来，我想谈谈第二项指控：当逃兵。不错，我是开了小差。政变后没几天，我离开了我的部队，拿着一张假护照到了国外。我理应在政变当天离开，而不是在政变以后。不过，正因为我是在政变后离队的，所以这项指控也就不应该安到我头上：政变那天，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十分紧张。如果爆发了战争，作为一名希腊人，我有义务去战斗，而不是开小差。然而，正因为战争没有打起来，我就立即去履行了我的另一项义务——开小差。法庭的先生们，在独裁政权的军队里服役等于是背叛。因此我选择了开小差，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既然讲到这里，就得说说你们最关心的那项指控：图谋刺杀国家元首。我要说的与刽子手们的无稽之谈刚好相反。我不喜欢暴力，我憎恨它。我也不喜欢政治谋杀。当一个有自由议会，有公民言论自由，有组织反对派的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国家发生这种事情时，我总会义愤填膺地予以谴责。然而，如果政府以暴力进行统治，以暴力禁止公民发表言论和进行反抗，甚至不容许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公民们诉诸暴力就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关于这一点，耶稣基督和甘地会比我给你们解释得更清楚。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成功，这无所谓。其他的人会继续这么干，他们会成功。你们就做好准备吧，发抖吧。不，庭长先生，请别打断我。我就要谈到第四项指控，不久你就可以到处去吹嘘你没有发抖。第四项指控是私藏炸药。除了已经讲过的以外，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我已经解释过，只有同案被告中的两个人知道我要搞一次炸车事件，但他们并不知道究竟要谋杀谁。当天上午在公园和体育场爆炸的两颗炸弹也是我安排的，我已经把责任承担起来了。我已经阐明，这两颗炸弹是示威性质的，是为了达到警告的目的。因此，我做了安排，爆炸时不要伤到任何人。如果我的同案被告在他们签字的供词上讲的情况与我说的有出入，那他们讲的都不能算数。这是严刑拷打下的逼供之词。要是让我来拷打哈慈齐科斯和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的话，我甚至也可以让他们承认：他们的母亲是婊子，他们的父亲在搞同性恋。据我推测，加在波里卡尔布·盖奥尔加吉斯身上的不实之词也是这么搞出来的。我知道，帕帕多普洛斯为了让这种诬陷成为事实，可算是煞费苦心。约安尼迪斯也一样。这样，他们就可以借此入侵塞浦路斯，扼杀它的独立，就像在这里扼杀民主一样。然而他们不得不作罢，因为并没有一位国外的政治家介入到我所从事的斗争中来。先生们，这场斗争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我的组织才被称为‘希腊抵抗运动’。如果我能让波里卡尔布·盖奥尔加吉斯参加希腊抵抗运动，这就等于一个普通的士兵能够破天荒地命令国防部长去打仗。当然你们会追问，炸药是从哪里弄来的？军事法庭的先生们，我不会告诉你们。在我遭到毒打的情况下我都没有招供，难道你们会幻想我在申诉时会说出来吗？这个秘密我至死都不会泄露。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还想补充一点，这只涉及我个人。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件有关个人尊严的事。你们的证人说，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好吧，如果我是这样的人，或以前曾经是这样的人，那我就可以安安逸逸地待在国外了，干吗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国外回来进行斗争？我当时就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就像现在我知道你们会对我施加什么样的惩罚一样。我知道你们会判我死刑。但我不会退却，军事法庭的先生们。我现在就接受你们的判决。因为一名真正战士的天鹅之歌，就是他被独裁政府的行刑队处决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呻吟。”
法庭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法官呆若木鸡，怔怔地看着你。过了好几分钟，庭长才想起来叫里亚皮斯宣读公诉书。里亚皮斯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半天，对你刚才讲的那番话根本不予理会。他要求判处你和另一名被告埃莱弗泰里奥斯·维里瓦基斯死刑，判处尼科斯无期徒刑，要求给几乎所有的其他被告以重刑。接着法庭宣布休庭一周，理由是一名审判官在发烧生病。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据说你申诉之后，军事法庭的法官们产生了分歧。甚至帕帕多普洛斯本人也对是否枪毙你拿不定主意，因为他明白这样做可能会不得人心。后来又召开了好几次紧急会议，以说服约安尼迪斯，因为他坚决不同意不判你死刑。1968年11月17日，星期天，终审判决的日子终于到了。你显得很平静。在过去的七天七夜里，你从没有改变主意。相反，你责备自己没有说得更多。你写了一首诗来歌唱死亡：
白鸽远去
乌鸦黑压压地飞临
黑色的鸟群
恐怖、粗野的振翅瑟声
遮蔽了蓝色的天宇
最后的时刻
请往墓穴填土吧
为了白鸽飞回
你们填，快填
然而墓穴需要的
不仅仅是泥土
还需要骨灰与鲜血
需要死亡
请把死者葬入墓穴
用鲜血把泥土揉捏
为了白鸽飞回
还需要很多的血
像往常一样，你面带笑容，自信地走进法庭。庭长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你立即站起身来开始陈述，声音仍然那样坚定。你讲的这些话排除了任何不判处你死刑的可能。“军事法庭的先生们，检察官里亚皮斯在他的公诉状中提到了司法女神忒弥斯
，但既然要引证古代神话，我们就应该准确无误，可他一张口就谬误百出。先生们，你们的检察官是个不学无术之徒，他甚至不知道有两个忒弥斯：一个忒弥斯右手拿着天平，左手持剑，用宁静的目光看着天平；另一个忒弥斯左手拿着天平，右手持剑，用蒙着布的双眼看着剑。我知道，你们也是用蒙着布的双眼在看着剑。这是一次政治审判，你们给我罗列的罪名是：颠覆国家、当逃兵、私藏炸药、暗杀，都是政治性指控。另外，军事法庭的先生们，你们是决不能容许自己有任何仁慈之心的，1967年4月21日那天，你们各位都是以自己的脑袋进行下赌的人物。现在你们不对我判刑，就等于给自己判了刑，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不打算提出任何有可能让你们给我减刑的辩护。相反，我重申：请你们按照检察官提出的要求，判处我死刑。枪毙我，这有助于人们从道义上明白我的斗争意味着什么，明白每一个反对这个邪恶政权的人的斗争意味着什么。这个政权今日正在无情地摧残、蹂躏我们的希腊。”
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图谋颠覆国家罪，死刑；临阵脱逃罪，死刑；图谋刺杀国家元首罪，十五年徒刑；私藏炸药、武器罪，三年徒刑；另外还有因亵渎法庭和当局罪已经被判处的两年徒刑。总共加起来是：死刑两次，有期徒刑二十年。维里瓦基斯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被告被判有期徒刑四至二十四年不等。雅典军区司令费多·吉齐基斯将军很快签署了执行判决所需的所有文件。
* * *
你面不改色，甚至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只是抿了抿嘴，露出一种嘲讽的笑容。你问律师：“两次枪决怎么个枪决法？”不等对方回答，你就朝警察伸出手，让他们重新给你戴上手铐。几年后，你告诉我，当时觉得十分轻松，甚至高兴。这并非因为你厌倦了尘世的生活，而是因为你不想再受折磨。一般说来，人们对即将被处死的犯人是比较客气的，给他像样的床垫，提供不错的食物，说不定还有一小杯白兰地。会派神父来跟他说说话，聊聊天，容许他给亲友写信。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再挨打了，再也不会有酷刑，不会有折磨。可是，当他们把你带回宪兵特别侦缉处后，你就明白了，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们把你扔进那间既没有窗户，也没有床的牢房。在里面等待你的是三名手执皮鞭的军官。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和马里奥斯、巴巴里斯一起也跟着来了。“哼！我们不懂语法？哼！我们错字连篇？哼！我们是文盲与白痴？现在你会看到，我们是怎么文盲的，是什么样的白痴了，因为我们将用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方式来审问你，谁也不会知道，你是死在监狱里，还是死在行刑队的手中。”紧接着，皮鞭就落在你的背上、腰间和腿上。他们想知道一个名叫安格里斯的人是不是刺杀帕帕多普洛斯的同谋。没过多久，你就失去了知觉。当你恢复神志时，恍若大梦初醒：你面前站着的是哈慈齐科斯，他身穿一件蓝色的衣服，规整地系着领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你好，苏格拉底
。哦，也许我该叫你狄摩西尼
吧？不，我觉得还是把你比作苏格拉底更恰当。苏格拉底也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也发表过一篇极为精彩的辩护词。祝贺你！你的口才差点打动了我，谁知道你有这种本事呢？好了，归根结底，把像你这样的人弄来审讯，判服毒自尽，还是有用的。要不然，世人绝不会知道有他们的存在。大概我也会成为我们时代的迈雷托
而遗臭万年吧？”你真想哭。“哈慈齐科斯，你给我滚开。”哈慈齐科斯说：“‘雅典的市民们，首先我想谈谈那些针对我的莫须有的指控，谈谈迈雷托对我的诬告，正是这种诬告让我走进了这个法庭……’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尽管我文法不行，但我有一副好记性。我还可以给你背诵那篇关于灵魂不死的演说。”“滚开！哈慈齐科斯。”“‘啊，如果死亡是一切的终结，那么恶人在死亡中，在他们肉体幸运的消失中才能交上好运，因为随着肉体的消失，他们同时也拯救了他们为非作歹的灵魂。’”“滚开！哈慈齐科斯。”“苏格拉底，在我给你提几个问题之前，我不会走开。现在你总该对我有所了解了吧，你不要以为我来这里是为了消遣，不要以为，我劳神费力跑到这里来，是为了与你讨论什么哲学。喂，你在干吗？哭啦？谁会想到你居然会哭呢？你也有哭的时候，但你一哭，就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了。不过，亲爱的，你得回答我，因为我想知道……”于是，你朝他转过身，泪痕满面地对他说：“哈慈齐科斯！我不会死去，哈慈齐科斯！总有一天，我也要让你流泪，哈慈齐科斯！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蹲监狱，哈慈齐科斯！当你蹲进监狱的时候，我就会去操你妻子，哈慈齐科斯！除了哭，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保证。”“不可能，亲爱的。正如你知道的，我没有结婚。你还是告诉我是否……”“哈慈齐科斯！我要宰了你，哈慈齐科斯！”“好吧，我要走了。我会把我的问题托付给其他人，让他们来问，这些人可不是好对付的主儿。反正你都是会被处死的。”他把你交到那三个军官手中，他们用鞭子把你抽得鲜血直流，想知道某个科思坦托普洛斯是否参与了阴谋。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第二天，11月20日上午，他们把你带到一艘汽艇上，押送你到艾吉纳岛。你在那里待了三天三夜，等待被处决。
* * *
他们在艾吉纳岛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在监狱老区，他们选了一栋无人居住的木房子，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地从边门把你送了进去。院子很小，但他们却派了二十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在那里把守。房子的前厅里另有五名，走廊里还有九名，甚至你的囚室里也有三名。三十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着一个戴着手铐的人。你笑着叫来一名中士，要他给你打开手铐，哪怕片刻也行。中士回答说不行，尤其是关于手铐，上面有严格的命令。“只要他的手腕一松开，他就会像野兽一般猛扑过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罪犯。”唯一的特许是，牢房的门可以敞开。但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特许，而是一项安全措施。要是你袭击三名看守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前厅、走廊里的看守通过敞开的门马上便能发现，他们立即就可以前来增援。但你怎么能够袭击他们？你又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袭击他们呢？牢房像个空蛋壳，里面什么都没有，连简易的床和床垫也不给你。你不得不蜷缩在地板上休息。一名军官手里拿着一张纸走了进来。他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按照军事法庭的规定，除非共和国的总统进行干涉，死刑应于判决之后的七十二小时内执行。已经过去四十八小时了，这是一份赦免申请书，你在上面签字就行了。”你接过纸，看了看，又把它还给了那名军官，平静地说：“不。”军官目瞪口呆：“你不……不在赦免申请书上签字？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帕帕多普洛斯的走卒，小帕帕多普洛斯，我不签。”军官执意说：“你听着，帕纳古里斯，你也许以为这没有用，你想错了。我被授权转告你，总统准备把你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我相信是真的，他会很高兴向全世界宣布，我乞求他饶命。不枪毙我，这对他有利。”“对你更有利，帕纳古里斯，你签吧。”“不。”“你不签字，就没有希望了。”“我知道。”军官把申请书塞进口袋，好像是真的为此感到遗憾，又好像是在犹豫不决：是离开，还是不离开。他打算说几句话来劝劝你，但又想不出说什么好。“你需要……需要再考虑几分钟吗？”“不必了。”“那么，明天早晨五点半行刑。”他怒气冲冲地说，然后摇着头走了。待在屋角的一个看守一阵悲叹：“啊，不！啊，不！”
这是一个没长胡子的小伙子，身上穿的军服是刚从库房里领出来的。他一直张着嘴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幕。此刻他看着你，似乎想哭。你走到他跟前：“小帕帕多普洛斯，怎么了？”“我……”“你也希望我签字吗？”“是的，我希望！的确希望。”“你没有听见我是怎么回答军官的吗？”“我听见了，但是……”“不要说‘但是’，小帕帕多普洛斯，当需要死的时候，人就得去死。”“是这样，但我还是觉得惋惜。”第二个看守说：“我也觉得惋惜。”第三个说：“我也觉得。”这些话使你感到非常迷惑，因为长时间以来，没有一个人不对你抱有敌意。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没有对你露出敌意的就只有一个人：军队医院里打扫厕所的一位老太太。因严刑拷打和绝食而处于昏迷状态时，他们把你送到了医院。一天，老太太见你手脚都被绑着，于是手提着垃圾桶走到你身边，用手温柔地摸着你的额头说：“可怜的阿莱克斯！可怜的小伙子！瞧，他们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你总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不同别人说话。今晚，我要到这儿来，坐在你身边，你跟我聊聊，好吗？”可是，一个军警揪住了她，把她连同垃圾桶一起带走了。从此你就再没有见过她。为了平息内心的激动，你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小帕帕多普洛斯们，你们都过来。让我们就此事议论一下吧。”他们来到你身边，你开始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应该难过，也不应该消极被动。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战斗，应该让你的死有助于某种事业。你甚至朗诵了几首歌颂自由的诗篇，他们礼貌地洗耳恭听。倘若他们喜欢某一首诗，他们就会把它抄录在香烟盒上。“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三个人都十分年轻，是从边远的农村招来的新兵。他们对你的了解仅限于：你想刺杀那个暴君。他们的无知是如此令人感动，以至于你很难去表达自己，很难找到适当的语言来让他们理解你。“真的，那无所谓，有人试过了，今后还会有另外的人继续试，他们会成功的，因为当你走在街上，并没有妨碍任何人时，如果有个家伙走上来突然给你一耳光，你会怎么办？”“回敬他一耳光！”“很好，如果他又无缘无故地揍你，你会怎么办？”“我也揍他！”“很好，如果他不许你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想法和他不一样，他就把你关进监狱，如果法律不能保护你，因为不存在任何法律，你会怎么办？”“那么我……我……”“你就杀掉他，没有别的选择。我知道，杀人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在独裁制度下，刺杀暴君便成了一种权利，不，是一种义务。自由首先是一种义务，然后才是一种权利。”最后，走廊里的一名士官听得不耐烦了，他让你住口：“别说了，帕纳古里斯！难道死到临头还想招几个徒弟吗？”然而另一名看守却给你帮腔，对士官说：“少啰唆，你这猪猡，否则我揍扁你的鼻子。”他走到你面前来，递给你一支烟。你又觉得不安了。他们突然对你变得这么客气，这是怎么回事？人真是古怪：当你希望得到点东西时，他们什么都不给；但当你不再希望得到任何东西时，他们却又把什么都给你。
下午五点左右，这三个看守交了班。当他们离开时，你感到内心非常空虚。你不知道来接替他们的是些什么样的狗崽子。还好，新来的看守与原来的一模一样，一样的年轻，一样的无知，一样的可怜。先前的不安变成了一种激动，进而又转换成一种勇气。你大声喊道：“过来，小帕帕多普洛斯们，你们应该干点有益的事。谁会唱歌？”他们指着一个长着一双农民的手、显得傻乎乎的胖小伙子说；“他，他！他是他们村教堂唱诗班的成员，他会！”“真的吗？那就给我唱一首《弥撒安魂曲》吧。”“不，不唱这首！”“我说过了，就唱它！”他依了你，其实你并不希望他唱安魂曲，因为听着听着，你就难受起来了。
啊！主
让他安息吧
啊！主
让他死得其所
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请接受你的仆人吧
啊！主
你打断他说：“小帕帕多普洛斯，我不喜欢你唱的安魂曲，我不喜欢‘主的仆人’这样的字眼。你要答应我，当你为我唱安魂曲的时候，不要称我是‘主的仆人’。没有人是谁的仆人，即使是主，也没有仆人。你明白了吗？”小伙子尴尬地点了点头。但你的心头仍是不好受。“来，小帕帕多普洛斯们，我们唱支更好的歌。谁会唱《微笑的孩子》？”“我！”“我！”“我！”“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一起唱吧！”
有什么神奇的妙药
可以治愈我破碎的心灵
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失去了他美丽的笑容
从此再也不能与他重逢
在那个该诅咒的日子
在那个该诅咒的时刻
敌人杀死了我的孩子
杀死了我孩子脸上甜蜜的笑容
你和他们一起唱歌，但心情依然十分沉重。整整一个晚上，你唱着歌，开着玩笑，做着祈祷，尽量不去想那支安魂曲，不去想那揪心的痛苦，但心情仍然很沉重。有时候，这种痛苦有增无减，翻肠倒肚。在这种时候，你总给自己提些最愚蠢的问题，抱一种最荒唐的希望：枪决在什么地方？怎样枪决？你似乎听说，刑场在岛的另一端，在海军的打靶场里。但你不知道打靶场究竟在室内，还是在露天。你希望是在露天，希望不要下雨，因为你曾看过一部电影，影片中一名游击队员在雨中被处决。他倒在污泥中的镜头让你感到心寒。你也希望他们不要朝你面部开枪，你暗自想着怎样告诉行刑的士兵击中你的心窝，而不是面孔。最后，你问自己：会觉得痛吗？你也知道，这真荒唐。折磨时受的痛苦与处决时感到的痛苦不可同日而语。子弹射进肉里后，至少要过五十秒钟才能感到灼痛，然后你就会死去。这是你从某本书上看到的，或是从某个打过仗的人那儿听到的。但你的好奇心依然很强烈，你不得不尽量去克服它，去想些严肃的事情。譬如，行刑队开枪前，你说些什么。仅仅喊一声“自由万岁！”是不够的，还得加上几句，或者说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然也包括自由在内。是的，类似1944年意大利军官在切法洛尼亚被德国佬枪杀时喊出的那句话：“我是一个人！”一想到在他们面前高喊“我是一个人！”的念头，你揪心的痛苦就消失了。但不久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为使你感到痛苦的并不是你会不会喊出那样的话，会不会感到痛苦，雨水会不会淋湿你的身躯，而是你必须在某个特定日子的特定时刻去死的这个事实。被拷打致死，在战争中阵亡，或被地雷炸死是一回事，这是无法预料的。而知道某日某时必死，像开出的火车那样准时，又是另一回事。再过一夜，你就不复存在了。尽管你很坚强，有信仰，充满了自豪感，你也不会对死亡报以超然的态度。你甚至无法想象死亡意味着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比证明以下的问题还要糟糕：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时间是不是时间？空间是不是空间？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时间、空间有没有起点？起点之前是有还是无？是虚无吗？虚无又是什么？也许是当我们终止存在之时——尽管揪心痛苦也要扮演一天一夜的英雄角色之后，在特定的日子、特定的时刻遭枪击之时——我们所是或不是的某种东西。
暮色降临之时，你开始感到疲倦。你努力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为那些隐秘的想法而痛苦，另一半因勇敢面对而骄傲，这种努力使你精力耗尽，疲惫不堪。你觉得双腿、镣铐、眼皮都很沉重。你困得不行，但你越困，反而越不想睡。看守对你说：“阿莱克斯，你休息吧，为什么不睡呢？”但每当他们这么说时，你都总是粗暴地回答他们。对一个即将长眠的人说：“你休息吧，为什么不睡呢？”这岂不有点匪夷所思？既然仅有一点点时间可以留在世上，还要浪费时间去酣睡，岂不是疯了吗？为了消除困意，你开始踱着方步，在牢房里来回走动，尽量避免坐下。到了凌晨三点，疲劳与困倦终于战胜了你。你躺在地板上，吩咐看守十分钟后叫醒你，绝不要超过十分钟。顷刻之间，你就睡着了。你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粒种子。种子渐渐长大，长成原来的两倍，三倍，十倍。种子变得十分粗大，外表包不住，嘭的一声爆开了。一千粒小种子散落在地上。这些种子很快又变成一朵朵鲜花，花落果熟，结出新的种子，新的种子又慢慢变大，成为以前的二倍，三倍，十倍，最后爆开，赐给大地千千万万粒种子。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一朵花中冒出一个女人，从另一朵花中冒出另一个女人，再从一朵花中再冒出一个女人，你想全部拥有她们，但你想，天啊！该怎么办呢？我已经没有时间了。行刑队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很快就会把我带走，我必须赶紧动手。于是，你抓住离你最近的一个女人，看都没有看她一眼，既没有问问自己是否喜欢她，也没有问她是否愿意接受你，你就贪婪、匆忙、粗暴地占有了她，占有后抛弃。然后又用同样的方式抓住第二个女人，用同样的方式占有，同样的方式抛弃。接着又抓住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直到数不胜数，一次插入，一个女人。然后你焦虑不安地从梦中惊醒，原来有人在摇你的胳膊，在叫醒你。是谁呢？你睁开眼睛，原来是参加教堂唱诗班合唱的那名新兵。“阿莱克斯，现在是五点了，你睡了两个小时。”
你站起身来，闷闷不乐地打量那几个看守。两个小时！你让他们十分钟后把你叫醒，他们却让你睡了两个小时！你的一部分想哭，想揍他们，骂他们是混蛋、白痴、盗贼；另一半却又明白，他们没有按你说的做，是出于体贴和善意。“让这个可怜的人睡吧。”“可是他说过只睡十分钟。”“没关系，让他睡。”你竭力控制自己，不高兴地低声说：“你们这伙笨蛋，从我的生命中偷走了两个小时。”后来，你说想洗脸，想上厕所，他们带你去走廊，那儿有一个水池和简易的厕所。你当着众人的面，戴着手铐，行动不便地解完手，洗完脸，时间是五点二十。你回到牢房，要了杯咖啡，喝完它，已经是五点二十五了。还能活五分钟。一个行将被处决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分钟里会想些什么呢？几年后，当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时，你回答说，要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非常困难。实际上，你花了很大工夫才用一首诗来表达了当时的感受，不过，有三个作家的作品对这种情境做过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加缪的《局外人》和卡桑扎基斯的《基督的一生》。你对它们都很熟悉。你曾经向我扼要地介绍过后两本，关于第一本书没有来得及说，因为我们对此产生了分歧。我坚持认为《白痴》中没有类似的情节，你反驳说，我错了。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政治犯被判死刑，上绞刑架的二十分钟前才获得赦免。书中的梅什金公爵讲了这事，但你记不住是在哪一章。为了说服我，你开始在书中寻找。你拿起上下两册的《白痴》，翻了几个钟头都没有找到。最后，你说：“也许我记错了。”你没记错。你去世后我才知道。你去世后，我找到了那天你没有找到的那段话。你不知什么时候在书中夹了一张纸，我一拿到书，就翻到了那一页。那里有你画了线的那段话，你自认这段话就是对你生命最后五分钟内心体验的描述：“他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留在人间，一分钟也不多。他觉得这五分钟对他来说是一个无限漫长的时间，是永恒，是一笔巨大的、梦想不到的财富。他觉得在这五分钟的时间里，可以轮回生死许多次。不过，此刻他不应该去关心那最后时刻的来临，而是要果断做出几个决定。他考虑了同难友诀别的时间，决定把两分钟的时间花在告别上。另外用两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自己的事情。剩下的一分钟用来看一眼周围的世界。”这段话接下来这样写道：“他说，对他来讲，最不可承受的是那个挥之不去的想法：要是我不死，该多好！要是我能死而复生，会怎样？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会把每一分钟变成永恒，我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我会珍惜每一个时刻，绝不浪费一分一秒。他说，这种想法最终使他如此的恼怒，以至于他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被处决。”你在亚历山大·叶巴钦提出的那个问题下面画了线。叶巴钦问：“他后来用这些财富做了什么呢？是珍视每一分钟而活着吗？”梅什金回答说：“啊，不。我也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自己告诉我说，他不是那么活的，而是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你在梅什金这句话的旁边标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 * *
你生命的最后五分钟延续了三个小时，后来又延续了三十个小时。五点半，你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行刑队却没有来。你问一个中士，这是怎么回事？中士说：大概六点才来吧。你多出了半小时的时间。到了六点，你又做好了准备，但行刑队还是没有来。你又向那个中士打听为什么。中士回答说：六点半来。你又多了半小时。六点半的时候，你再次做好准备，可行刑队仍然没有露面。七点，七点半，八点，情况都是一样。时间就这样半小时半小时地过去，但你还是没有被处决。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每次都是轻松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交织在一起。你越来越焦虑，难以忍受，想立刻自杀。到了八点半，你嚷道：“还等什么呀？”院子里传来一阵不熟悉的脚步声，上尉出现在门口。你发出一声轻松的长叹：“我在这儿哩。”过了一阵子，你才又气愤又惊奇地听懂了上尉支支吾吾说的话：“今天是圣母玛丽亚的节日，希腊在这一天不枪决任何人。处决被推迟到第二天，1月22日，难道他们没有告诉你吗？”“没有。”天啊！多可恨的误会，多残酷的错误，也许是哪个不怀好意的家伙在拿你寻开心吧？你默默地转过身，背对着他。整个上午你都一语不发。你一直没有向我解释，当一个人知道还可以在世上多活二十四小时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不是半小时，而是可以用来思考、呼吸、生活的二十四小时，一千四百四十分钟，一天一夜。当我问起你的感受，你总是一脸茫然，总是在追溯一段也许你已忘却、也许根本就不曾存在的往事，好像第二次临死前的痛苦在一种义愤填膺的情绪中被一扫而光。最后，你总是重复我们见面那天晚上你说的那句话：“重新开始等待黎明，一切都和头一天、头一夜的情况一模一样。”痛苦的折磨依然如故，五点，五点半，六点，六点半，七点，七点半，八点，八点半，九点。到了九点，那个让你在赦免书上签字的军官又来了，他宣布行刑日期又被推迟到第二天早晨。他用同样的动作挥着同一张纸，用同样的声调催促你：“签吧，快签吧。”你从他手中夺过那张纸，揉成一团，扔到他面前，然后向他扑去，揪住他军装的衣领：“混蛋，混蛋，混蛋，原来你是知道昨天不会枪毙我的！我要掐死你这个混蛋！”他们把你从他身边拉开，上尉尖叫着跑开了，说你忘恩负义，说他那样做，你才有可能签字。“你不配得到任何东西，不识抬举的家伙，你再也休想见到我。”紧接着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一个看守顿时脸色刷白。你以为最后的时刻到了，这次真的到了。但仍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又开始等待。九点半，十点，十点半，十一点。到了十一点，你变得烦躁不安，不再往后退的希望成了一种需要，一种强烈的渴盼。你咬牙切齿地咒骂，要求给你一块手表，要求给你做出解释。难道是里亚皮斯消失了？行刑时，需要里亚皮斯代表司法机关到场监督。难道是海上起浪了吗？海上浪大时，船不能航行，甚至连海军的摩托艇也不能出海。你叫过来一个看守：“海面风浪大吗？”看守朝走廊探望过去，把这个问题向中士重复了一遍：“海面风浪大吗？”“海面风平浪静，今天上午风平浪静，怎么啦？”“问问而已。”难道是里亚皮斯要坐直升机来，由于风大无法降落？你又把看守叫过来：“今天风大吗？”看守又一次朝走廊探望过去，向中士问道：“今天风大吗？”“什么风？一丝风都没有。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问问而已。”你咬了咬嘴唇自忖道：“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你根本没想到，帕帕多普洛斯会决定不处死你。你根本不会想到，当你因惨无人道的等待受尽折磨时，全世界都在争取营救你：游行，集会，在使馆门前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各国元首间频繁的电话，成千上万封电报，外交官在罗马与雅典、巴黎与雅典、伦敦与雅典、波恩与雅典、斯德哥尔摩与雅典、贝尔格莱德与雅典、华盛顿与雅典之间来回穿梭，甚至教皇、林登·约翰逊、吴丹也发来电报，请求赦免你。这一切你怎么能想得到呢？他们甚至不准你向父母亲问声好，不准你与你的律师交谈。判决书下达后，你只见到过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哈慈齐科斯、马里奥斯、巴巴里斯，以及那几个消息比你还闭塞的士兵。对你来说，世界始于牢房，终于牢房。你觉得你像一根无足轻重的海带，在牢房里早已被人遗忘。
下午，行刑队来了。他们催促你；“走！帕纳古里斯。”你与看守们一一拥抱，请他们原谅你脾气的粗暴，并感谢他们一直陪着你。看守们掉下了眼泪，其中那个没长胡子的小伙子和参加过唱诗班的胖士兵甚至还号啕大哭起来。你拧了一下小伙子的鼻子，摸了一下胖士兵的下巴。“振作起来，小帕帕多普洛斯们。”胖士兵擤了一下鼻子说：“阿莱克斯，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小帕帕多普洛斯。”“你为什么老管我们叫小帕帕多普洛斯呢？这是什么意思？”你笑着说：“有时意味着帕帕多普洛斯的小崽子，有时意味着帕帕多普洛斯的走狗。其意思由我说话的语气而定。”“可是，我既不是帕帕多普洛斯的小崽子，也不是帕帕多普洛斯的走狗。”“好样的！那就与我一起高呼：打倒帕帕多普洛斯！打倒法西斯主义！自由万岁！”“可以，但……”“所有的人一起来，一起高呼：自由万岁！”“自由万岁！”“很好！现在你们当中有谁愿意帮我一个忙？”“我……”“我……”“我……”“好，在宪兵特别侦缉处有一个名叫哈慈齐科斯的上校。你们打电话告诉他，叫他别忘了替我给阿斯克勒庇俄斯
献上一只公鸡。”“什么意思？”“他会明白的。”你随行刑队走了。外面停着两辆汽车，一辆卡车，一辆吉普。上吉普前，你久久地注视着苍天。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蔚蓝的天空一尘不染，像擦过的玻璃一样明净。车队开动了。但你马上发现，车队并没有开往射击场。因为你对艾吉纳岛很熟悉，知道通往射击场的路应该在相反的方向，还得爬上一座山。车队拐进了一条通往港口的小路。“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雅典。在雅典枪毙你。”他们让你上了你来时所乘的那艘汽艇，把你关进舱内，把手铐扣在一个铁环上。在比雷埃夫斯港，他们匆匆把你推进一辆汽车。“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到古迪。在古迪的军营里枪毙你。”然而他们并没有把你带到古迪，而是带到了宪兵特别侦缉处。那儿有一名你不认识的指挥官。他戴着一副墨镜，口里发出一股臭味。他一边把口中的臭味吐到你脸上，一边对你说：“帕纳古里斯，报纸上已经报道你被枪决了，现在我们可以随意摆布你了。”整整一夜，你一直相信他们会来把你绑在刑床上，严刑拷打，但他们没有来。天亮时，他们又把你推进昨天的那辆汽车。你筋疲力尽，站不起身来。你的眼睛半睁半闭，趔趄地走着，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只希望他们赶快动手，就近处决，不必挨到古迪了。当你发现这条林荫道不是通向古迪的那条路时，你感到非常高兴：谢天谢地！至少他们选择了市内的一个兵营。但是是哪个兵营呢？“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你问道。“把你带到刑场呀，白痴。你以为我们会把你带到哪儿去呢？玩笑结束了。”结果他们把你带到了博亚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