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夜里你做了一个梦：一只长着银色羽毛的美丽海鸥在晨曦中飞翔。它孤独而坚定地翱翔在沉睡城市的上空，仿佛天空就是它生活的理想。突然，它收起翅膀，盘旋而降，冲入大海。被它击碎的海面，绽放万道霞光。整个城市苏醒了，充满了欢乐，因为它好久没有见过光明了。与此同时，群山也燃起了大火。人们打开窗户高声谈论这个好消息，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广场，欣喜若狂，庆祝重获的自由：“海鸥！海鸥胜利了！”但你知道，他们全都错了，因为海鸥并没有胜利。海鸥投入大海后，成千上万的鱼向它发起了攻击，啄它的眼睛，咬它的翅膀，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它勇敢机智地自卫，疯狂反击，拼命翻腾，在海中激起大片浪花。它掀起的波涛直冲到礁石上。但这一切终归枉然，因为鱼不计其数，而它却孑然一身。它的翅膀被撕破了，它的头被咬破了，遍体鳞伤，疼痛难忍，血流不止。它的反击愈来愈无力。最后，伴着一声痛苦的惨叫，连同光明一起沉入海底。群山上的大火也熄灭了，城市重新坠入睡眠，周围漆黑一团，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你想着这个梦，身上直冒冷汗——对你来说，梦见鱼，向来就是个不吉利的凶兆。军事政变 那天夜里，你也梦见了鱼，梦见了一条鲨鱼。你大汗淋淋，心里明白海鸥的失败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也许你应该推迟一周，或一天，重新去检查一下埋在小桥下的地雷是否有什么失误之处。但行动前一天晚上，当计时器开始走动时，要更改计划显然为时已晚：早晨八点将有两枚炸弹分别在公园和体育馆爆炸，像梦中一样，山上的树林会燃起熊熊大火。参加这次行动的同伴已经联系不上了。此外，如果不按原计划行动，你对他们怎么说呢？说你梦见海鸥被鱼群咬死了？说你梦见鱼是一种不祥之兆？要是这样，他们定会笑话你，以为你被恐惧征服了。所以，你别无选择，只好穿上衣服，动身启程。你穿上游泳裤、衬衫、裤子。那是八月份，你一到那里就脱掉衬衫、裤子，只剩下游泳裤。看到你的人一定会以为你是个喜欢在黎明时游泳的怪人。试想一下，谁会只穿件游泳裤去杀死暴君呢？你脚上穿着一双麻绳鞋。鞋你是一直穿着的，因为礁石扎脚。现在你考虑是否脱下它。最后决定脱下，因为在公路与海岸之间的那段礁石路上是没有必要穿鞋的，因为你即将跳进水里，游到摩托艇旁边。你拿上钱包——里面有钞票与假证件——把它塞进游泳裤里。后来你改变了主意，又把它拿了出来。什么证件都不用带，真的、假的全用不着。鱼群袭击海鸥的时候，是不会去考虑它的身份的。要是他们杀死了他呢？要是他们杀死了他，那么报纸就会简单地报道说：在索尼奥海岸 发现了一具男尸：年龄，三十岁左右；体重，不到七十公斤；体格，健壮；头发，黑色；皮肤，白皙；特征，除了蓄着小胡子外，没有其他特征。可是在希腊许多男人都蓄着小胡子。

你看了看表，差不多六点了。再过一会儿，尼科斯就要按汽车喇叭叫你。在等待喇叭声的时候，你想起了发生在最近几个月的事。回忆像一阵阵让你挠心、痛苦的奇痒。你想起你不愿为暴君卖命而开了小差的那一天，你挨门逐户寻找一个藏身之所，但谁也不愿收留你，不肯帮助你。搜捕你的警察慢慢缩小了包围圈，甚至他们的喘气声也能听得见。这时，你的意志发生了动摇，你扪心自问：“受苦、奋斗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有一天，你认为别人由于害怕、顺从和屈服会出卖你，你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当时，你用一份假护照，从雅典机场起飞，来到塞浦路斯。但即使在那里，你也同样受到警察的追捕，照样能听见他们喘气的声音。你在那里也产生了动摇，扪心问自己：“受苦、奋斗，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又有一天，你懂了，在那里你将一事无成，内政部长盖奥尔加吉斯正在搜捕你，准备把你移交给军政府，所以还得逃跑。你饥寒交迫，夜里睡在遗弃的草棚里，白天靠偷吃农民的水果充饥。你再次问自己：“受苦、奋斗，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还有一天，命运把你带到那个唯一能救你的人——马卡里奥斯总统 ——那里，他给了你一张去意大利的通行证，对你说：“去找我的盖奥尔加吉斯部长吧，他会给你签字的。”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怀疑其中有什么圈套。你走进他的办公室，准备好了应付的话：“好吧，把我抓起来吧。既然人们不知道珍惜自由，那我受苦，去奋斗还有什么用呢？”盖奥尔加吉斯长着一副乌黑的络腮胡，像一顶风帽，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有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露在外面。他抬起阴沉的脸，笑着说道：“啊，是你呀。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想方设法抓你呢。你知道我帮你会冒多大的风险吗？”“既然不想帮我，就把我交给警察吧！你知道……”“受苦、奋斗的目的是什么吗？我的伙计，是为了活下去。逆来顺受的人不是活着，而是苟延残喘。”然后，他接着说：“现在你想要什么呢，小伙子？”“只想得到一样东西：一点自由。”“你会开枪吗？你会瞄准吗？”“不。”“你会制造炸弹吗？”“不会。”“你随时准备去死吗？”“是的。”“死要比活容易得多，我会成全你。”他确实成全了你。你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的。没有他，你就造不出现在埋在弯道前面桥下的那两枚地雷。它们是由五公斤梯恩梯炸药、一点五公斤可塑炸药、两公斤白糖做成的。“白糖？”“是的，它会加快燃烧的速度。”仿佛儿戏一般，你很高兴按他的建议去做：“够甜了吧？让我们再加上一勺。”而现在当你想到这不是一种儿戏，而是去杀死一个人时，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感到毛骨悚然。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会去杀人，甚至连弄死一只小动物，你也不忍心。譬如这只蚂蚁，这只正往你手臂上爬的蚂蚁，你只是轻轻用手把它抓住，然后轻轻放在桌子上。这时喇叭声响了。

你看了一下时间，指针指向六点。于是你迈着坚定的步伐下楼，向尼科斯走去。他正坐在出租汽车的驾驶座上，手握着方向盘等你。你像一个普通的乘客，坐在后座上。尼科斯是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你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是你表弟，你可以信任他。出租汽车不大会引起人注意。哪个警察能想到两个乘坐出租汽车的人会去从事谋杀呢？另外，买车和租车需要花钱，而你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车或租车。要想得到这笔钱，你就必须加入某个党，必须服从该党的观念、该党的规章、该党的机会主义思想。如果你不入党，没有党票作保证，谁会理睬你？谁会给你提供活动经费？你离开塞浦路斯到罗马避难，那里的政客唯利是图，只知道说些废话，仅仅是给你些施舍罢了。他们口口声声称你是同志，经常把“国际主义万岁”“自由主义万岁”的口号挂在嘴边，仅此而已。他们有时给你一个房间让你歇脚，有时给你一顿便饭让你充饥，仅此而已。有一天，一个社会党的官员接见了你，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家伙。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个党的领袖，肯定没错，你甚至可以割下你的耳朵来作担保。他肥得像头猪，透过近视眼镜的镜片盯着你，他向你夸海口，许诺言，左一声同志，右一声同志，国际主义万岁，自由万岁。然而，你却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意大利。即使后来，你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一分钱。至于那些有义务帮助你的同胞，譬如那个自称是流亡左派的最高头目，你对他们很了解。难道他们会和一个疯子一起去冒险吗？这个疯子正打算和其他几个疯子一起密谋去杀死暴君。他们绝对不会，永远也不会。当然，如果谋杀成功，那又另当别论。他们会像蝗虫一般飞到麦田里来找你，说是你的同谋者、支持者、保护者。而现在他们只能给你倒一小杯白兰地，对你说，喝吧，小伙子，祝你好运。“昨晚你吃饭了吗？”尼科斯问。“吃了，昨天晚上吃过饭。”“在哪里吃的？”“饭馆里。”“那么说你在一家饭馆里露面了？”你耸了耸肩，一语不发。默默地盘算着时间，看是否可以顺路去趟格里法达，再看一眼你的故居，看一眼那个长着橘子树和柠檬树的花园。你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童年和少年的时光。直到现在，你的父母仍住在那里。当初返回雅典时，你做出了极大的克制才没有去接近你的家乡。盖奥尔加吉斯曾警告说：“向此类多情善感妥协会招致不幸。”是多情善感吗？也许是这样。但人正因为有情感才成其为人。你吩咐尼科斯：“到格里法达去一趟。”“到格里法达？现在已经太晚了！”“照我说的去做。”当尼科斯驾车飞速从它前面经过时，你只来得及看到父亲卧室的那扇窗户，看到花园里一位身穿黑衣服的老太太——你的母亲——在浇玫瑰。看到母亲始终保持着每天一大早起来给玫瑰浇水的习惯，你心生感动。想到父亲正在睡觉，你内心突然涌起一阵说不出的酸楚。你猛然回过头，想再看一眼，但尼科斯已经把车驶进了附近的一条林荫道，一转眼工夫，汽车就上了海滨公路。每天早晨，暴君都要乘坐他那辆林肯牌防弹车，从拉科尼西官邸出发经过这条路去雅典。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你已来过这里十几次了，寻找最理想的埋雷地点。最初选中的地方是一处由自然岩石形成的拱门，你喜欢地雷引爆的岩石从上面掉下来砸死他，犹如朱庇特的霹雷，天意的惩罚。但实际上这行不通，因为炸药需要从下面引爆。于是你只好选择弯道后面的这座小桥。与其说这是一座小桥，还不如说是一个由水泥浇成的涵洞，涵洞幽深，洞口呈正方形。路面铺了一层五十厘米厚的沥青，从洞底到路面的距离刚好是八十厘米。他们不会想到这地方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天造地设，仿佛是专门为安放地雷而修建的。地雷埋在那里，可以炸出一个三四米宽的口子，爆破力会十分惊人。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想办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溜之大吉。盖奥尔加吉斯说过，谋杀应该在夜间进行。这话不假，因为夜里逃跑起来方便、安全。要是你逃跑时被人发现了，该怎么办？那就听天由命吧。反正你也不喜欢黑夜，只有蝙蝠、鼹鼠、间谍才会在夜间活动，为自由而战的人们不喜欢在夜间活动。

七点差一刻，你来到桥上。尼科斯迅速打开后备厢，拿出连接地雷的引线，你立刻大骂了起来——引线乱作一团，结成了许多死结。“你究竟干了什么？你这个白痴，你是怎么搞的？”“不是我，我什么也没有干……”但已经没有时间争论，更没有时间弥补了。你只好脱下衬衫、裤子、鞋子交给尼科斯，光着脚，只穿一条游泳裤，抱着那团乱线朝涵洞跑去。

* * *

可现在小桥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已经用土把它填平了，并且把弯道拉直，加宽了路面。当你后来再到那里时，你连小桥原来的位置也说不出来。但我对这座小桥却记忆犹新，因为你曾经带我去过。你给我讲的关于那天早晨的事也清晰可见，历历在目：它是你故事的开端，悲剧的开端，一切的开端。那天早晨，海在咆哮，汹涌的波浪拍打海岸，天气非常冷。兴许是由于那堆乱线的原因才使你感到周身寒战？你无法使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也许是尼科斯把引线扔进后备厢时用力过猛，使引线缠在一起了；也许是他忘了把引线捆好，结果汽车的颠簸导致了这种结局。不管事情究竟如何，反正以前一捆好好的引线现在成了一团乱麻。你解开一个结，它马上就形成另一个结；你再解开，它又形成……一怒之下，你干脆把它扯断，拿起那截没有弄乱的线，量了一下，脱口骂道：才四十米，只有所需长度的五分之一！为了便于引爆和逃跑，你原来选择的是离桥两百米外的一块岩石。现在该怎么办？该怎样改变计划呢？你测试了无数次才把那块岩石确定下来，作为你控制引爆的地点，因为从那里你可以把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当黑色的林肯牌轿车驶到弯道和桥之间的这段路上时，根据计算只要车头被路标遮住一半，你就得立即按下引爆开关。这块岩石靠近水边，一旦引爆，你就可以跳进水中。如果在四十米的地方引爆，那就意味着你要再跑一百六十米才能到达水边，还意味着要重新进行计算：四十米处的视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把引线的一端接在地雷上，另一端握在手头，看它能连到哪里。真该死，在引线连到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公路，因为有一道防护栏挡着。更糟糕的是，那儿没有任何地形可以用来隐蔽。你重新走回来，引线太短了，你只能冒着被炸死的危险，把线拉到离小桥十几米远的公路下面。这等于是自杀。但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过，这样处理也有一个好处，可以及时发现那辆林肯牌轿车。这是好处吗？什么样的好处呢？为了看清汽车，你就不得不把头伸出沥青公路的路面。此外，原来的计算结果在那里就不再管用了，你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重新计算，重新选定引爆的时间。差一秒或十分之一秒都不行，因为即使是十分之一秒的误差也会炸不中目标。那就动手吧，快，尽量抓紧时间。通常情况下，林肯牌轿车在八点钟驶过这座桥，现在已经快到七点四十五分了。

你的脑袋以计算机的速度快速运转起来：林肯牌轿车总是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行驶，一百公里等于十万米，一小时为三千六百秒，十万除以三千六百约等于二十七，也就是说，林肯牌轿车的速度是每秒二十七米，每十分之一秒行驶二米七。但用什么方法来计算那十分之一秒呢？盖奥尔加吉斯说：“用报数的方式来计算，一千零一、一千零二、一千零三。”不错，你也是按这种方法去做的。为了确定一千零一和一千零二、一千零二和一千零三之间的间隔时间，你照此试了两次。然后你扫了地雷一眼，接上引线，一切准备就绪。现在是七点五十五分，还有五分钟可以用于放松和自忖的时间……五分钟后你要杀死的那个人叫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你也许会和他同归于尽。谁知道他长什么模样，你从来没有在近处见过他活生生的本人，只在照片上见过他。从照片上看，他像一只小蜘蛛，非常滑稽可笑：蓄着一副傲慢的小胡子，长着一对暮钝的眼睛。不过，独裁者们历来都滑稽可笑，总是长着暮钝的眼睛。只要他们一瞪眼睛，就仿佛是在恐吓孩子似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惩罚你。”有一次，你看着他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我想亲眼见见他。”然而这些话是在谋杀他之前说的，后来你再也没有这个想法。譬如最近两个星期，当你藏在那条公路上，核实时间和行车路线，想摸清楚他离开拉科尼西官邸的时间、汽车行驶的速度和随行车辆的数量时，你完全可以满足自己想亲眼看他一下的好奇心。但事实恰恰相反，每当林肯牌轿车驶近时，你都转过身去。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你不想让他们认出你来，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你一想到会亲眼看见他，心里就不好受。如果你当面看见一个敌人，发现他毕竟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你就会忘记他究竟是谁，到底代表了什么。这样一来，你就很难对他下手了。最好想象自己是在炸毁一辆汽车。事实上，你在制造地雷的时候，在测算时间和距离的时候，在用十万去除以三千六百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一辆汽车，而不是坐在汽车里的那个人。应该说是两个人，因为驾驶座上还有一名司机。上帝啊！一名司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恶棍？还是无辜者？抑或是个需要养家糊口的不幸的人？但多半是个坏蛋，因为好人是不会去为暴君开车的。也许好人也会这么干吧？你不应该想这些，有些问题是用不着去问的，比如打仗的手，因为战场上只需开枪就行了，谁吃了子弹谁倒霉。战场上的敌人不是人，仅仅是一个目标。你瞄准他就行了，别的都不要管。要是他身边有个不幸的人或一个孩子，那也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该死的没办法！难道以邪恶去反对邪恶，用杀戮来对付杀戮是对的吗？不，当然不对。其实，好好想一想，拿战争来做比喻也是不对的，因为战争的想法是世界上最愚蠢、最反动的东西。你又什么时候喜欢过战争呢？你连当兵都不愿意，一拖再拖，直到二十八岁那年才穿上军装。你一拿起枪就感到恶心。总之，你一想到司机，就感到不安，感到耻辱。你不得不努力提醒自己，让自己记住那些你经常对同志们说过的话：以暴抗暴，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愤怒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有人打了你一记耳光，千万不要把另一边脸凑过去，而是应该回敬他一记耳光，因为这个人践踏了自由。在古希腊，人们为杀死暴君的人竖立纪念碑，戴上桂冠。还有那句铭刻在你心里的话：我没有能力去杀人，但暴君不是人，只是暴君而已。突然，你觉得这话也不对，近乎是一个谎言。难道你周身发冷是由于这个原因吗？

真荒唐，你发冷是由于光着身体，由于天气寒冷。

你蜷缩在乱石堆中，为了暖和一点，双臂抱着身体。摩托艇准点开来，正朝着事先约定的海湾驶去。可是，它离你还是很远，你能游到那里吗？今天早晨的海水肯定是冰冷的。跳入冷冷的海水在里面游泳究竟是什么滋味？当然，假如你与汽车同归于尽，或你没有及时跑到岸边，跳入水中，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生活，它是多么的荒唐啊！你接通正负极，扭动开关……车队驶近了，轰轰的马达声传入你耳朵。你猛然起身，忧伤地喃喃自语：“勇敢些，时候到了。”

* * *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车队。前面是摩托车队开路，左右各三辆；紧接着是护卫车队，由一前一后两辆吉普车、一辆救护车、一辆通讯车和四辆摩托车组成，然后才是黑色的林肯牌轿车；林肯车后面再由另一辆吉普车和一个摩托车队押尾。车队以正常的车速驶进直道的最后一段，不久它将消失在弯道中，过了弯道又会出现在公路上。马达声愈来愈响，为了看得更清楚，你伸长了脖子。最前面的两辆摩托车出现了，正朝着你开过来。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你能够看清楚驾驶员的面孔。可是当摩托车行驶到路标附近时，它们却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你清楚车队过了路标，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只能凭感觉行事。你必须精准地推算时间，记住从路标到第一枚地雷的距离是八十米，时速为一百公里的车子走八十米大约需要三秒钟。该死的大约！你的头脑开始以疯狂的速度工作，你的身体由于紧张而变得僵硬：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大约”上。如果车子每秒走二十七米的话，那么三秒钟就能走八十一米，而不是八十米。也就是说，第一枚地雷引爆的时间就太晚了，第二枚的情况也一样。所以它应该往前挪一米，埋在八十一米处，而不应该埋在八十米的地方。理所当然，起爆必须被延迟。究竟延迟多少？很简单，如果零点一秒走二米七，那么大约就应该推迟零点一秒的三分之一。大约！又是一个“大约”！这一切只有在假定林肯车车速不变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啊，我的上帝啊！零点一秒的三分之一是多长时间呢？是一眨眼的工夫吗？不，比一眨眼的工夫还要短。零点一秒的三分之一是人无法去测定的。零点一秒的三分之一只能靠运气。你必须靠运气，不应失去时机。也无须去看秒表了，就慢慢地报数吧：“一千零一，一千零二，一千零三。”还要更慢些吗？但“还要更慢一些”是什么意思？它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两辆吉普车过去了，救护车过去了，通讯车过去了，那四辆摩托车也过去了。它终于开了过来。是的，就是它，那辆黑色的轿车正在驶近。它愈来愈近，愈来愈大，愈来愈黑，不一会儿，它就会抵达路标附近，成为黑乎乎的一片影子。但愿我的手不要发抖。它没抖。但愿林肯牌轿车不要加速，不要减速。它没加速，也没减速。它来了，真的来了。一千零一，一千零二，一千零三，起爆！

在这漫长如永恒的瞬间中，期望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一声短暂而恐怖的巨响突然冲进了你的耳朵。石块被炸得四处飞散，一股灰色的浓烟冲天而起。只有一声巨响，只有一股浓烟，只有一枚地雷爆炸了。这可能吗？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碰着你。这可能吗？你摸摸自己，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你已没有时间来庆幸自己的安然无恙，因为你很快就明白了，你之所以没有受伤正说明你失败了。如果防弹车被炸了，那发出的响声要大得多，掀起的烟尘会更浓，到处乱飞的就不仅仅是石头。那么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是炸药？时间？报数的方式？还是运气？是那零点一秒的三分之一决定了命运。可是第二枚地雷为什么没有爆炸呢？是引线没有接好吗？雷管没有装对吗？还是白糖？白糖捣的鬼？是不是多加了一勺，使得它太甜了？你一边奔跑，一边思考这些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让你迷惑不解，但你还是几乎下意识地顺着斜坡跑了下去。跑啊，跑啊，你只想跑到海边，跳入水中，在海面中消失。你想活着，活着！现在大海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脚下。当身体浸在冰冷的水中时，你反复在想：真冷。海水确实太冷了，你不得不冒出水面。此刻，你趁机朝公路那边看了一眼：警察们手里端着枪在奔跑。看到这种情况，你感到非常紧张。于是，你顿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再次潜入水中，又游了起来。你充满自信、精力充沛地游着，因为你一直都是个游泳高手。但是海浪比你想象得还要狂暴，一股强大的海潮把你推回海岸，使你无法靠近摩托艇。为了换口气，你第二次冒出水面。你又看了一眼岸上的那些警察，想弄清楚他们是否正朝你追来。幸好没有。他们都急匆匆朝小桥涵洞的方向跑去了。他们没有发现你，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往前游。那股海潮真糟糕！要是没有海潮该多好啊！由于呼吸困难，所以每隔很短的时间你就得停下来喘气，从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风浪多大啊！汹涌的海浪拍打着你。一个巨浪顷刻之间把你抛在了礁石上。你被撞得晕头转向，赶紧抓住一块突出的礁石。你就这样不顾后果，一直晕晕乎乎地趴在礁石上，不知过了多久。直到你用不安的眼睛寻找摩托艇时，你才清楚地意识到，这意料之外的停顿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你曾经吩咐他们只等你五分钟，一分钟都不准多等。为了让他们明白你的意思，你甚至用粗暴的口气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这是命令！”也就是说，只要五分钟一到，他们肯定就会把摩托艇开走。看来得当机立断，马上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弥补了。是不是应该爬离水面，朝摩托艇停泊的海湾奔去呢？这样，他们也许会看见你，并且等你。你吃力地上了岸，开始像刚才一样弯着腰奔跑起来。海边的岩石是那样锋利，你每跑一步都会在脚上留下一道伤痕，引起一阵锥心的疼痛。尽管如此，你却赢得了迅速靠近海湾的时间。还剩五十米，三十米，你马上就能对他们高喊：“我在这儿！我来啦！等等我！我来啦！”你一头扎进水里，双臂划了几下。也许他们会来接你。三十米，二十米，十米。“我在这儿！我来啦！等等我！我来啦！”摩托艇倒是开动了，但没有对着你，而是朝大海的方向迅速而去。

摩托艇开走了。在余下的生命里，你都无法摆脱这个可怕的记忆：摩托艇开走了，它没有等你。“我来了，等等我，我来了。”当时的那种空虚感让你感到万念俱灭。你真想哭，真想破口大骂：“呸！胆小鬼！懦夫！卑鄙的小人！”你绝望地问自己：“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你抬头朝公路望去。警察在那里设置了临时的封锁线，身穿制服的军人在神经质地高喊：“监视海岸！注意一切动静！”怎么办？躲起来？看来只能如此了，马上躲起来，刻不容缓。但躲在什么地方呢？你转动迷惘的目光，寻找洞穴和可以藏身的地方。哦，找到了！你发现了一个小的石洞，像是被凿在岩石中的一个神龛。显然，石洞太小了，但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匍匐前行，爬到那里，钻了进去。像蜷缩在贝壳里的一只软体动物，不，更像蜷缩在母体中的一个婴儿：额头顶着膝盖，胳膊抱着双腿。也许，你在那儿待到天黑，就能安然无事。因为到了一定时候，他们就会停止搜索。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离开那里，走到公路上去。当然，也会遇到许多问题。首先，你得光着身子、赤着脚在夜间行走，但是在沿海岸线不同的地段，你都事先安排好了一些负责接应你的同志……当你遇到他们时，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又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和无声的指责呢？事情进行得不顺利，是因为引线太短，缠作一团吗？是因为慌乱中算错了时间吗？是因为那个零点零三秒吗？是因为运气不好吗？现在你总算弄明白，你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你数一千零一、一千零二、一千零三时，数得太慢：当林肯牌汽车驶过小桥差不多三米的时候，第一枚地雷才爆炸。第二枚呢？第二枚根本就没有爆。这该做何解释呢？哦，上帝！上帝！我的上帝！上帝！我的上帝！几个月的努力、痛苦、牺牲全都白费了，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你不应该想这些，想这些准会让你发疯。还是去想想别的事情吧：示威性的炸弹，山岗上燃起的大火。在你谋杀总统的时候，一枚炸弹应该在体育馆引爆，另一枚在公园炸响，此外，山岗上应该燃起熊熊大火。到处都是火，整个城市将被火唤醒。海鸥！海鸥！你的命令是明确的，但他们是否执行了呢？应该承认，对于一个试图去推翻暴君的基督来说，十四个信徒肯定是太少了。既然你可以失败，他们也有权利失败。也许，体育馆和公园都没有发生任何爆炸，山岗上的树林也没有燃起大火。失败一个接着一个。盖奥尔加吉斯会怎么说呢？那些不讲信用，不守诺言的职业政客又会说些什么呢？他们肯定会吹嘘自己有先见之明，他们会说：“那个顽固的蠢货，自以为是的叛徒，居然认为他一个人可以取代政党，取代党的纪律，取代思想的逻辑。我们早就明白了，这种人用不着去较真。”好了，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逃走。但蜷缩在那里，那是一种多么大的折磨呀，手不能伸，脚不能直，还得忍受关节的麻木。这种极度困倦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敦促自己：挺住，千万别睡着。但这是多么的艰难呀，真是太难了！尤其是那架直升机，直升机也飞来了。它飞得很低，在你的头顶上盘旋。螺旋桨的轰鸣声像催眠曲一样，使你昏昏欲睡。你的眼皮像铅幕一样垂落下来，你合上了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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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睡了多长时间？手表上的指针没有告诉你，因为手表进了水，指针停止了走动。至少不会少于一两个小时吧，因为太阳已经很高了。在这贝壳般的石洞中，你头顶上方有一条缝隙，通过它，你可以看到一线天空。天气已经不冷了，事实上，你周身都在冒汗。也许是人的说话声把你给吵醒了。说话声很近，近得使你都能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每块石头都要仔细搜查。”直升机又回来了，它突然发出可怕的响声，几乎像机关枪扫射的声音，仿佛希腊所有的军队都聚集在这里进行演习。“调一个班到这里来！”“中士，随时报告情况！”“不要排成一行，队形散开！”最后是一声傲慢、愤怒的叫喊直震得你的脑门嗡嗡作响。“我再重复一次，要搜遍每一寸土地！”“是，上尉先生。”这时，你头顶上的那线蓝天——石洞上的那条缝隙突然被一双皮靴遮住了。你屏住呼吸，绝望地蜷缩在石洞中。在几分钟的时间之内，你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当母亲要惩罚你，到处找你时，为了避免挨打，你躲到床下，身体紧贴着墙根。从那里盯着她的双脚，听着她的叫嚷：“他跑到哪儿去了？藏在什么地方？”你咬紧嘴唇，默默祈祷：“啊，上帝，请别让她发现我，让她走开吧！”有几次，她没有发现你，真的走开了。但你还是不肯相信，仍是躲在床下不敢出来，忍住饥渴，甚至忍住小便。可是，有几次她弯下身子，发现了你在床下。于是，得意扬扬地伸出一只手，恶狠狠地把你拽出来：“我逮住你了，小滑头，这次可把你逮住了！”但这次他们为什么会弯下身子去找你呢？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并且很幸运：在过去的十六个月中，你已经死里逃生过几十次。为什么还要害怕这双鞋呢？为什么还要害怕站在你头顶上的这个趾高气扬的警官呢？这时又传来了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上尉先生，我们仔细搜查过了，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现，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见。”“那么你们再到上面去看看，然后我们换个地方。”你深深喘了一口气，握紧拳头，心想：“谢天谢地，总算躲过去了。”正当此时，上尉一抬腿，不小心绊了一跤，从岩石上摔了下来，正好摔在你的面前。他看见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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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枪！别开枪！”他一边喊，一边用颤抖的手握着手枪对准你。你无法回答他——用什么来开枪呢？接着，他又喊道：“出来！出来！”但是他的喊话毫无用处，等于没有喊。与其说是害怕、恼怒，还不如说是惊讶使你瘫软在那里。你根本无法动弹，无法从那个岩洞脱身。是他们把你给拖出来的。像你梦中袭击海鸥的鱼群一样，他们蜂拥而至，又推又搡地扑到你身上。他们抓住你的脚，把你朝外面拖，强迫你站起来。他们没有注意到你根本无法站直，因为你的双腿早已麻木了。任何一种像海鸥一样的自卫企图都是愚蠢的。他们人数众多，穿军装的家伙像汹涌的潮水一般，黑压压地直扑过来。他们只知道殴打你，搜查你。有个家伙对准你的太阳穴和眼睛狠狠地揍了两下。另一个家伙用两只手掰开你的嘴巴，把手指伸进去，不知道他想找什么，高声叫喊：“吐出来！吐出来！”有个家伙扯掉了你的游泳裤，想知道里面是不是藏有武器。接着他们让你举起双手，推着你往上走。可是你走不了路，因为你之前光着脚在岩石上奔跑时，已经在脚上留下了道道伤痕，现在你脚下的每块石头都变成了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如果你痛得实在难受，想停下来歇一歇，他们就会不耐烦地用手枪的枪托或步枪的枪管来打你。终于到了公路上，你总算松了一口气。但随即你又陷入了一种痛苦之中：那个本应炸成深渊的地方，实际上现在只炸出了一个两米大小的浅坑。这证明你不仅算错了起爆的时间，而且算错了炸药的用量。他们把你推进一辆有折叠座椅的宽敞汽车。他们坐在折叠座椅上，开始审问你。“你是谁？是谁收买了你？你的同伙是谁？摩托艇上还有些什么人？”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猛扇耳光。一个身穿便服的彪形大汉出手最狠。此人奇丑无比，脸上坑坑洼洼，像是天花或其他什么传染病留下的痕迹。他的拳头如同拳击运动员一般，你越沉默，他就变得越凶狠：“快说，凶手，赶快招来！要不然我就把你打成肉饼！”“回答，罪犯，赶快回答！否则我就剥掉你的皮！”“不要装蒜了，凶手，反正你逃不掉了，要是你不回答，我就宰了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想知道他是谁，这对你来说无关紧要。你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沉默，不给他任何暗示，不给他任何可能弄清楚你身份的线索。因为你的名字一旦暴露，你的同志们就来不及脱离危险。突然，一个上了年纪、外貌温和的警察走了过来，拉住那个彪形大汉的外套说：“少校先生，你听我说，少校先生，我知道他是谁，我认识他，因为我在格里法达工作过，他是格里法达人，名叫帕纳古里斯……”但那个满脸麻点的家伙没等他把话说完，便张开大嘴，把雨点似的唾沫喷到你身上。他粗声粗气地骂道：“啊，你这畜生，原来是你呀！不是说你已经失踪了吗？已经逃到国外去了吗？乔治·帕纳古里斯中尉！可你还在这里呢，你这混蛋、逃兵、叛徒，你还待在雅典，你这懦夫，你以为你能逍遥法外，逃脱惩罚吗？”接着，你突然感觉到一种灼热的疼痛，痛得简直无法忍受，像一把匕首在你脖子上戳了一刀。他在你脖子上掐灭了烟头。你随着一声痛苦的呻吟跌倒在地，意识模糊，神志不清。

在你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当你向我讲起那次被捕时，你无法清楚地回忆起烟头在你脖子上掐灭后发生的事情。你的记忆中只有一些零星的印象，模糊的碎片：那个上了年纪的警察想让麻子脸明白，你不是乔治，而是乔治的弟弟亚历山大。麻子脸把他推开，深信你就是乔治，根本不听他说，并且把他给轰走。他说：“滚开，你这白痴！不要来打扰我，没看见我正忙着吗？”那个老警察怏怏离去。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回忆起来。你在汽车里度过了近两个小时，在近两小时的挨打过程中，你什么也记不起来。然而有一件事你却记得一清二楚：当时的内政部长，帕帕多普洛斯的心腹拉达斯来了，那群穿制服的人立即给他让路。拉达斯长着一张油光水滑的大脸，他朝你俯下身来，伸出肥胖的小手，近乎亲切地拍着你的肩膀。他用一种令人讨厌的献媚的口气对你说：“你听我说，中尉，我认识你的弟弟亚历山大。当他在工业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我儿子的同学。应该承认，他这个人很难对付，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抨击卡拉曼利斯，仇恨皇室，厌恶埃万耶洛·阿维罗夫，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法西斯主义，他什么都不喜欢。不过他很聪明，如果你用适当的方式对他，他是会懂道理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你说这些吗，中尉？因为如果亚历山大在这里的话，他就会对你说：把一切都告诉拉达斯吧，你可以相信拉达斯。向拉达斯坦白你的幕后指使者是谁。这会省去你一大堆麻烦。”你之所以能清楚地记得这些，是因为拉达斯说这些的时候，你真想哭。你原本不应该哭：因为他们把你误认成乔治，这对你非常有利，你可以赢得几天的时间，或至少是几个小时的时间，让你的同志们及时脱离危险。但是你越想到这个误会是幸运的，能给你带来好处，你就越想哭。你的喉咙苦涩、哽咽，泪水充满了你的眼睛。“乔治，你也必须逃走。”“但我是个职业军人，阿莱克斯，我不能这么干！”“不，你能。你必须这么干，因为你能够做到。”“我不打算这么做，阿莱克斯，我不能这么做！”“你会做到的。”你把他说服了。他开了小差，跑掉了。先是泅水渡过埃夫罗斯河，到达土耳其，然后又从土耳其前往黎巴嫰，再从黎巴嫰到达以色列——他找不到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帮助他。一路上他吃尽了苦头，最后来到海法港。正当他要上船去意大利时，以色列人抓住了他。他们把他交给一艘希腊船的船长，让船长把他带到雅典，移交给军政府。船长把他锁在一个船舱里……麻子脸说他失踪了，是因为那艘船抵达比雷埃夫斯港时，警察发现船舱是空的，舷窗打破了。但是你知道乔治并不是失踪，而是离开了人间，死了。这一切你是从梦中知道的。正是在那艘船航行在海法与比雷埃夫斯之间的那个夜晚，你做了这个梦。你和乔治一起沿一条依山临海的山路走着，山势陡峭，令人头晕目眩。突然，山摇地动，岩石崩塌垮下，砸在乔治身上。“乔治！”你大喊一声，用手去拉他。“乔治！”但是你没有把他抓住，乔治掉进大海，葬身鱼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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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他们把你带走。你的右侧坐着麻子脸，左侧是一个上校。他俩一路上都在争吵。可折叠的座椅上坐着两名手持冲锋枪的卫兵，另外两名卫兵坐在司机的旁边。车里共坐了八个人，挤得你透不过气来。拷打留下的伤口让你疼痛难忍，顶在你肋骨上的那支手枪更使你痛苦不堪。那是麻子脸的手枪，他用单调的声音重复着：“等着瞧吧，中尉，有你好看的！”要不就狂呼乱叫：“别装聋作哑了，中尉，别再装了！”每威胁一次，他就在你腿上踹上一脚。你继续一声不吭，眼睛盯着外面的公路，异想天开地幻想，希望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比如发生一次车祸，你可以乘机逃跑。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前面有摩托车开道，后面有摩托车压阵，汽车行驶得平平稳稳，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当押送车在其他汽车旁边驶过时，你竭力想引起车里那些人的注意，但你得到的却是冷漠的目光。有个行人转过身来看了一眼，对那些充满了惊讶的人不理不睬，无动于衷。这些人好像在相互询问：“他们逮捕了什么人？是小偷吗？”或者在说：“他们抓到了一个窃贼，不错嘛！”一个在人行道上和男朋友一起散步的姑娘好像认出了你是谁，神色忧郁地抓住小伙子的手腕，用手指着你。这一指使你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仿佛这姑娘代表着整个城市，而整个城市正准备打开每一扇窗户来呼喊：“他们把他抓起来了，他们把他抓起来了！让我们去救救他吧！”但小伙子耸了耸肩膀，好像在说：“少管闲事，让它去吧。”于是，安慰变成了失望，你感到身心疲惫，低垂着脑袋，一幕幕失败的情景浮现在你心头。你为自己赤身裸体待在一群穿衣服的人中间而感到可笑，你为自己的失败而感到羞愧，你感到孤独，因为你孑然一人，担心他们会对你采取什么行动。你充满疑虑地问自己：你能坚持下去吗？麻子脸意识到了这点。他把手枪从你的腰间移开，把它顶在你的下颌：“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到了，中尉。我可以向你发誓，你会开口的。嘿，是的，中尉，你会开口的，因为我会把你剁成肉泥。你清楚人们是怎样谈论我的吗？他们说，即使是塑像，我也有办法让它开口说话。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就是塞奥菲洛亚纳科斯上校。”

你熟悉这个名字，他说的话也是真的。实际上，以下这则关于他的恐怖笑话就流传很广：一位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尊塑像，但不知道它属于哪个时代。他对着塑像大声嚷道：“请你告诉我。”考古学家的助手说：“博士，你把它带到塞奥菲洛亚纳科斯上校那里去吧，他会让它开口说话的。”你知道了他是什么人，这反倒对你有好处。仿佛是一阵风，顷刻间就把恐惧、疑惑和失败，甚至因赤身裸体而感到的可笑都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由于独自一人受辱而生的自豪，坚信自己不可被战胜的信念。你瞟了一眼那张被天花或鬼知道是什么传染病弄得坑坑洼洼、满是斑点的脸，哈哈大笑起来。“你笑吧，你笑。”塞奥菲洛亚纳科斯一脸嘲讽地说。汽车从奥林匹克体育场前面经过，又过了希尔顿饭店，然后是美国大使馆。过了大使馆后，汽车往右拐去，你的心立刻收紧了。透过人行道上的槐树，你马上就认出了这是宪兵司令部的特别侦缉处，是它的刑讯中心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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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建筑物今天已不复存在。有人想在这里盖一幢摩天大楼，因此这座建筑物已经被摧毁了。但最终摩天大楼并没有建成，因为许多人认为居住在这个该诅咒的地方会给人带来灾祸。现在除了人行道上的那些槐树外，只能看到几根断梁残柱，几块随风飘荡的破布和一个堆满垃圾的闲地。当西南风从海上吹来的时候，垃圾到处飞扬，破布拍打着断梁残柱，犹如从废墟中发出的一声声悲鸣。尽管如此，这仍是个非常漂亮的住宅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建于19世纪末的白色小别墅鳞次栉比。别墅里的富人雇有厨师、管家、女佣人和司机。这里还可以看见一些精巧别致的建筑，它们是外交使团的办公楼。这些楼的花园修葺得整整齐齐，黄铜门牌擦得锃光闪亮。人们很难想象在这里，正是在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地狱，从它的窗户传出过受害者阵阵的惨叫与呻吟。难道那些雇有厨师、管家、女佣人和司机的富人没有听到吗？那些住在带有漂亮花园，门上钉着锃亮门牌的领事馆官员，尤其是人行道对面的美国大使馆官员，难道听不见？或许他们听到了，只是带着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在议论呢？“我的上帝！他们又开始了。但愿他们不要打扰我们今晚的聚会。”人们很难想象宪兵司令部的特别侦缉处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物。兴许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大楼，像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大厦 ，像马德里的秘密警察总部，或类似地中海国家那些不计其数的兵营：古老的围墙，冷清的等候厅，破旧的人造革沙发，肮脏的烟灰缸，陈设简陋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暴君的肖像。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汗流浃背的官员：指甲缝里满是污垢，留着傲慢的胡子，面孔油光发亮，表情粗鲁愚钝。战战兢兢的勤务兵不时端上咖啡，一口一声：“是，长官。”“是，中尉。”这里有囚禁犯人的地下室，有专供拷问的审讯室。其中一间审讯室位于顶层，靠近阳台，里面装有一台马达，可以随时开动起来淹没呻吟声与惨叫声。这一切都记载在你临死前一个月写的那些笔记中。当你写到可怕的第二十三页时，你把它撕掉了，而且不让我捡起来；但我还是把它捡了起来。结果我失望地发现，上面只记载了你刚进去之后最初二十四小时中发生的事情。即使今天我重读你的笔记，也让我非常震惊，因为你记载得那样详细。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你什么也没有忘记，每个名字，每句话，每个动作，乃至每个最细微的情节，都像烙印一样深深地留在了你心里。

你在笔记中写道：汽车一驶进大门，整个院子便处于一种戒备状态。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对你说：“欢迎光临！中尉。”卫兵端着冲锋枪对着你，士兵们来回跑动，神情紧张，动作麻利，冷酷的命令声与窃窃的私语声混杂在一起，有人在问：“这个半裸、赤足的人是谁？他犯了什么罪？”他们把你推上楼梯，带进一间办公室，给你拍了照，准备刊登在报纸上。照片上的你看上去像个筋疲力尽的游泳运动员，双臂低垂，脑袋向左肩倾斜，目光中流露出一种让人揪心的悲伤。接着，他们叫来一位医生，想让他检查一下，你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由于惊吓引起的。医生来了，他是个古怪的人，长着一张和蔼可亲而又无比机灵的脸，一双小眼睛闪烁着既带同情又含嘲讽的光芒。仿佛他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看到你身上被烟头灼伤的地方，他故作惊讶地问：“这是谁干的？难道他们把你当成了烟灰缸不成？”他用一种可以说是过分关心的态度来检查那些紫块与伤痕。“这里痛吗？这里呢？这里呢？”然后又问你：“额头又红又肿，痛不痛？”因为你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显然他是喜欢你的，想通过某种方式来帮助你。尽管他也穿着同其他人一样的军装，你还是喜欢他，可是你不能对他做任何表示，只希望他能在你身边多待些时间。他留了下来，但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很快就显得不耐烦了：“喂，医生，他是不是受到了惊吓？”“是的，我相信这是由于恐惧而导致的精神创伤。只不过为了确诊，我得把他带到我的诊疗室去仔细检查一下，并做几项化验。”“化验个屁，医生，这里是警察局，不是急救站！”“但我是个精神病医生，不是兽医！”“如果你是个精神病医生，难道你没有发现他是在装聋作哑，同时也在作弄你吗？”“没有，我只是想给他治病。”“医生，治疗的事情我们来负责，现在你可以走了。”他们指给他出去的门。看着他向门口走去，仿佛你又重新看到了摩托艇没有等你而朝大海驶去的情景。你在呼唤：“等等我，我来啦，等等我！”你真想跟在他后面跑出去，拉住他的袖子，把他拽住：“把我带走吧，找个借口把我带走吧！”他仿佛听到了。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看了你一眼，似乎在说：“我知道你是装出来的，但他们却不能肯定，你就设法坚持下去吧。”实际上装聋作哑愈来愈没有用处了，你应该用另外的方式来面对他们。表明你既不聋又不哑的时机愈来愈近。这个时机终于到了：他们把你带进另一间屋子，屋子里顺理成章地摆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另外还有一张没有床垫的铁床。床边站着三名中士。他们把手交叉在胸前，腰间挂着棒槌般粗的警棍。三名中士都是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你瞟了他们一眼，看了看铁床，一时弄不清楚那张铁床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但几秒钟后你就回过神来了。因为两个中士气势汹汹、冷酷无情地一把抓住你，同样气势汹汹、冷酷无情地把你按倒在床上。钢丝扎在身上，你由于疼痛而发出呻吟，因为铁床的弹簧断了，弹簧变成了带钩的钢丝网。但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咬紧嘴唇，强忍着痛苦。他们会立刻开始审问吗？没有，没有立刻开始。一个上尉怯生生地走进屋子，一路上咳嗽不止，满脸涨得通红：“劳驾，下午好，我可以进来吗？”他坐到桌子后面，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眼前这个荒诞的场面：一个半裸的男人，身上沾满血迹，躺在一张没有床垫的铁床上。他把一份卷宗放在桌上，拿出几支铅笔，开始审问。他显然把你当成了乔治：“你叫什么名字？哪年出生？属于哪个团？”你默不作声，于是他就替你回答：“哦，是的，这儿写着呢，请原谅。1939年出生。我认识好些1939年出生的新兵，全是些棒小伙子。我就有一个1939年出生的朋友，我们一起在534营待过。”你打量着他，暗自思忖：他是来干什么的？是临时派来顶数的吗？是走过场的一个角色吗？或者是某个心理分析部门派来的？他们叮嘱他说：“去吧，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对他客气点，取得他的信任，说不定能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人无足轻重，因为他缺乏底气。当门打开时，他突然站了起来，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把他吓得半死，仿佛进来的是一位将军。其实并不是将军，而是两个穿便衣的人。他们把他推到一边，微微地摆了摆头，示意他离开。然后，他们站到床前，手里挥动着一沓文件，一字一句地说：“我是中央警察局反共情报处副处长马里奥斯。”“我也是这个处的副处长，名叫巴巴里斯。”

你小时候看过一部恐怖电影。那是一部科幻片，电影中的人物全是机器人，是用一种极为奇特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这些机器人没有童年时代，不是作为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一生下来就是成年人，身上穿着衣服，头上戴着帽子，脚上蹬着鞋。所有机器人的外貌、身材都相同，甚至连走路和站立的姿态都一模一样。面前的这两个人恰好使你想起了这部电影。其实乍一看，他们也像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善良人：平庸的外貌，灰色的外衣，穿衬衫，结领带。但仔细观察，他们并非如此，而是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原因是他们显得惊人地相似，几乎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影子，尽管一个高，一个矮；一个胖，一个瘦；一个有胡子，一个没有胡子。不如说，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叉腿，挺肚，以相同的方式来看你，就好像你是待在你自己的房间里或医院里。连他们讲话时用的那种抑扬顿挫的声调都一模一样。交替有致，极其协调，一个人刚说完上句，另一个人马上就接上下句，两个人可以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当然，后句话并非在表达一种独立的想法，而是前句话在逻辑与语法上的自然延续。所以看他们的动作，听他们的讲话，就如同在观看一场网球比赛：两位运动员你来我往，环环相扣，配合默契。啪，啪！啪，啪！啪，啪！“中尉，我们掌握了你的材料。”“我们也有你弟弟亚历山大的材料。”啪，啪！“我们了解你的一切，我们相信，你也了解我们的一切。”“实际上外国电台在密切地注视我们。”啪，啪！“也就是说，他们在诽谤我们，说什么我们用酷刑来拷打囚犯。”“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们的制度不需要动用酷刑。”啪，啪！“我们用事实、证据、耐心来驳倒受审者。”“因此，犯人总会被我们的仁慈所感化。”啪，啪！“有人对我们说，他已全部招供，但他想保护某个人，不想让那个人受到伤害。”“我们对此理解，满足他的要求。”啪，啪！“有人对我们说，他过去藏在某某人家里，但请你们行行好，不要去找某某人的麻烦，因为他有一个需要他支撑的家庭。”“我们没有去找他的麻烦，只是去了他家里一趟，给他提了些忠告。”啪，啪！“我们对他说，友谊是美好的，但为了它，你却可能在监狱里苦度余生。”“他立即跪倒在地，发誓说以后决不再干这样的事情。”啪，啪！“这就是共产党人为什么憎恨我们的原因。”“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训练有素，手段高明。”“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话来耗费你的精力，中尉。”“我们只想给你提几个问题。”“比如，你究竟藏在谁家里？”“只要你告诉我们，我们就把衣服给你，让你穿上。你不能总这样光着身子吧？”“当时你躲在什么地方？中尉。”啪，啪！啪，啪！啪，啪！

跟看网球赛一样，你的眼睛像钟摆似的在两个人之间来回移动。因为你分不清两人之中谁是马里奥斯，谁是巴巴里斯，所以他们两个人愈来愈像同一个人的两个影子。声音也一样，就像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中尉，你躲在什么地方？”“快说，你究竟躲在什么地方？中尉。”你必须让他们停下来，必须拆散他们，分开他们。必须回答他们，否则，你会疯掉。“我记不清楚了。”“你记不清楚？”“是的，我记不清了。”“中尉，你知道审讯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吗？任何人，只要一经审问，他的记忆就会恢复起来。我们可以向你保证。”“我已经说过，我记不清楚了。以后也没有指望能回忆起来。”“也许你太紧张了，中尉，你需要来一杯白兰地，或一杯咖啡。”“我什么都不需要。”“也许你现在待的地方不舒服吧？你想坐到椅子上来吗？”“我这样待着挺好。”“得了吧，中尉，你这是耍小孩子脾气。”看来不行，回答也不起作用。即使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他们也没有失球，没有被拆散、分开。需要试试别的办法，也许谩骂会行。你试了一下：“闭上你的臭嘴，马里奥斯！闭上你的臭嘴，巴巴里斯！”果然有效。这对人被拆散了。他们把材料扔掉，开始用完全不同的声音大喊大叫起来：“你竟敢对我们说，闭上我们的臭嘴，你这凶手！你为什么不敢说，是你干的，能以此为荣，并勇于承担这一切的责任呢？你为什么不拿出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来呢？”“什么男子汉不男子汉的，难道你没有看出他不是个男子汉吗？他是个胆小鬼，害怕极了，正在发抖呢！”“去你妈的，马里奥斯。去你妈的吧，巴巴里斯。害怕的人是你，巴巴里斯，你是个阉人。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个被骟了的家伙。”“混蛋！”巴巴里斯扑到你身上，马里奥斯立即拉住他的一条胳臂说：“巴巴里斯，不要这样，着急没有用，中尉会讲道理的。”“讲道理？我们这样客气地跟他说话，而他这个杀人未遂的凶手竟敢骂我们！”“你听我说，镇静一点，过不了多久，他就不会再骂我们了，甚至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说得对。”这时门开了，塞奥菲洛亚纳科斯闯了进来，大声嚷道：“你们对他太客气了，知道吗？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太幼稚了，难道不知道，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与他打交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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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经说过，在任何一种压迫性的制度中，在任何一种专制集权的暴政下，无论它是右的还是左的，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是昨天的、今天的还是明天的，高明的审讯就像一出戏，戏中的人物根据事先设计的情节进场出场，并受幕后导演——负责调查的审讯官——支使。你曾经说过，尽管这些人物扮演的角色彼此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迫使犯人招供。为了使他们成功，审讯官赋予他们特权，给他们充分行动的自由，而他则在幕后静观结果。反正他手里拥有一件颇具杀伤力的武器，这就是时间。他知道如果自己有耐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囚犯自然会屈服。所以，为了免于失败，囚犯就应该让这种武器失效，就应该进行反抗，让这场戏无法正常演下去。绝食，禁水，动粗，用暴力反对暴力，逼他们更凶狠地打你，打得你失去知觉。当受害者被拷打折磨得昏死过去时，或因绝食而处于昏迷状态中，审讯自然就会告一段落。这样，受害者就可以得到休息，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去面对下一轮的拷打折磨，并且有利于他去了解、熟悉那些台词、场景，以及导演的风格。这些事情你事先并不了解，是在马里奥斯和巴巴里斯开始一唱一和时，你才意识到的。也就是说，你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的举动，才开始怀疑，他们是在背台词，扮演剧中的人物，是按照幕后一位高明导演的意图在进行表演。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耗你的精力，扰乱你的心绪，而你的情绪早已被那个怯生生的可笑上尉给打乱了。于是，与其说是依靠理智，还不如说是凭借本能，你就明白了：你必须保护自己，想办法让他们马上打你一顿。因为你被打昏以后，身体和脑子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就不至于乱中出错了。重要的是选择时机，而这个时机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给你提供了。他闯进屋子，对他们叫嚷道：“你们对他太客气了，知道吗？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太幼稚了，难道不知道，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与他打交道吗？”接着，他对你说：“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这个凶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调查清楚了！你是个潜逃到以色列的逃兵，是个从轮船上逃跑的叛徒！你这个该死的搞同性恋的混蛋！”

时机到了，赶快！你像一头豹子一样从床上一跃而起，像豹子一样抓住他的手，扳过他的头，大声怒吼：“塞奥菲洛亚纳科斯！你这个穿少校制服的同性恋混蛋！”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正中下怀：就仿佛直到那时都一直把他们紧紧套住的弹簧突然脱钩了，马里奥斯和巴巴里斯失去了控制，三个腰间挂着警棍的中士失去了忍耐，他们一窝蜂扑到你身上，为塞奥菲洛亚纳科斯解围。于是，你的攻击就成了一场一对六的搏斗，而且这六个男人比你强壮，比你生猛。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两个在旁边，拳头、警棍、皮靴像冰雹一样落在你身上，你踉跄地摔倒在地上。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你用脚乱踹，用胳膊肘乱顶，用脑袋乱撞，宛如一头深陷罗网，想摆脱困境的豹子。桌子四脚朝天，椅子飞起来撞在巴巴里斯身上。他惊恐地跑到门口，不顾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的劝阻，呼喊救兵。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命令不叫救兵是因为不想让其他人看到他的狼狈相。他怒吼道：“干吗还要叫其他人？”可是一名手持冲锋枪的下士已经赶来了，这是你最期待的事。你冲开人群，扑向冲锋枪，想把它夺过来。你紧紧地抓住冲锋枪，下士却死也不放。你只顾拼命夺枪，连警棍打在你头上、肩上、胳膊上都毫无知觉。你只听得见他们的吼叫声，以及与吼叫声混杂在一起的警棍乱打的闷响声。场面确实混乱，连马里奥斯的额头上也挨了一下。马里奥斯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朝误打他的人飞起就是一脚，但这一脚却踢在了巴巴里斯身上。巴巴里斯火冒三丈，对准马里奥斯的嘴巴就是一巴掌。于是，他俩就干开了，其他人也相互厮打起来。真是愚蠢，真是荒唐，他们一边相互厮打，一边相互劝说不要再打了。“住手！你是不是中邪了？快住手！够了！你没有发现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吗？我们需要对付的是他呀！”在这段时间里，你一直在与那个下士争夺冲锋枪，在争夺的过程中，你觉得他的手指松动了，慢慢松开了，瞧，你很快就要成功了：你猛然用力一拉，枪就到了你手里！你举枪瞄准。可就在这一瞬间，突然天旋地转，你眼前一片漆黑。仿佛有一千只魔爪抓住了你，一万根绳索套住了你。

很遗憾，你并没有失去知觉。警棍只是把你打得晕头转向。你睁开眼睛，环顾四周，想弄明白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使你无法动弹。你又躺在了床上。这一次，他们用绳子捆住你的脚脖与手腕。一个中士坐在你胸上，另一个坐在你腿上。塞奥菲洛亚纳科斯俯下身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要把你揍成肉泥，畜生！揍成肉泥！”你盯着他的眼睛。你真想朝他脸上吐口唾沫。要是嘴里有唾沫的话，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吐他一脸。你把口里残存的一点点唾沫送到嘴边。他明白了你意思，顿时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棍棒！”巴巴里斯拧着棍棒，走上前来。“现在让你瞧瞧我的厉害，你这个叛徒！”他朝着你的脚掌猛打下去。一下，两下，几十下。这种击打脚掌的刑罚被称为“钉木桩”。真痛，痛得根本无法让人忍受。不仅痛，而且还像触电一样，电流从脚流到大脑，从大脑流到耳朵。然后流到胃，流到腹部，最后在膝盖处集中形成剧烈的痉挛。一个声音在机械地重复：“接招，给你一棍，又给你一棍，还给你一棍，再给你一棍，”你在心中默默祈祷：“昏过去吧，我的上帝！让我昏过去。别喊！让我昏过去。”但怎么能不喊呢？你开始叫喊起来。接下来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为了不让你喊，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封住你的嘴。嘴和鼻子全堵上了，他用拇指与食指捏住你的鼻子，用手掌捂住你的嘴巴。不，不能让他闷死我。不行，这我可受不了。你们可以用全世界的棍棒来打我，但不能让我无法呼吸。发发慈悲吧，我只需要一点空气，仅仅需要一点点空气。上帝啊！要是我能咬他一口就好了！要是我能露出牙齿，咬他的手指就好了！这样，他就会把手缩回去，我就可以呼吸。你把残存的所有力气都集中在下巴颏上。慢慢地，非常缓慢地张开嘴，使劲咬住他的右手小指，咬得指骨咯咯作响。一声凄惨的号叫突然爆发，这是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的声音。他举起血淋淋的手，小拇指被咬成了两截。接踵而来的又是一阵疯狂的暴打。“叛徒，烂货，婊子养的！混蛋！杂种！叛徒！”这几个穿制服的家伙齐声号叫着，像一首大合唱。有人扇你的耳光，有人把你的头往床上猛撞，有人挥舞拳头朝你的身上乱打，直到你身体的各部分毫无反应。床上的钢丝扎进肉里，疼痛被麻木代替。“快昏过去吧，我的上帝。让我昏过去，让我休息。让我昏死过去吧，哪怕一会儿也行。”终于眼前出现了一片黑暗，一片漫无边际的黑暗，仿佛你掉进了一个自由的深渊。四下悄然无声，寂静中似有一群黄蜂在你耳际振翅嗡响。你的嘴里全是血，太阳穴疼痛欲裂。你的意识湮灭在失去知觉和昏死片刻的轻松之中，如愿以偿。

当你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不仅手脚被绑着，腰间还捆着根粗皮带，使你无法动弹。你的大腿、胳膊、身体都失去了知觉，只是脸上还有感觉。仿佛你已身首分离，但脑袋仍然活着。你伸出舌头，舔舔嘴唇。觉得嘴唇很厚很厚，心想，它们肯定肿得吓人。你试着抬起眼皮，但眼皮粘在了一起，心想，它们也肿得令人恐惧。透过粘满眼屎的睫毛，你看到几个模模糊糊的身影，他们正喘着粗气。其中一个人笑着说：“真累！”一个呼吸正常的人的身影移了过来。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对他说：“就在这儿，是他吗？”这个身影走到你跟前，朝你俯下身子，像一片乌云遮住了你。他犹豫不决地问你：“你认识我吗？”你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回答说：“不认识。”“撒谎！你们一起在军官学校待过，你会不认识他吗？”塞奥菲洛亚纳科斯插话说。那个身影又弯下腰来。也许他已发现你不是乔治了，但又不敢肯定。“怎么样？”塞奥菲洛亚纳科斯追问道。身影沉默不语，他的汗珠一滴滴落在你身上。“你快说呀，究竟是不是他？”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又问了一句。“我不敢肯定，应该是他，但我觉得他变了样子，也许是你们把他弄成这副模样的吧。”“好吧，你明天再来。”第二天，他又来了。第三天、第四天，他也来了。但他每天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因为你变得愈来愈难以辨认，因为他们愈来愈凶残地拷打你。他们都是些普通的军官、士官、士兵，也就是说，都是人民的儿子。正是这个人民，我们为之流泪、痛苦、奋斗，总是宽恕、开脱，为它的罪孽辩解，因为这不能归错于他们。五年后，当我带你去拍X光照片，以弄清你为什么呼吸困难时，医生拿起底片，神色紧张，无比惊讶地说：“他们对这个人干了些什么呀？他没有一根肋骨是完整无损的！”

你身上连一根完整的肋骨都没有。他们用棍棒打断了你的所有肋骨。你的左脚也被他们打残了，所以你走起路来给人一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感觉。你的手腕脱了臼。他们用绳子捆住你的手腕，把你长时间地吊在天花板上，直到肩膀与胳膊麻木，肌肉收缩，腕骨与掌骨脱开，右手腕因肿块隆起而变了形，一碰到手表就疼痛难忍。“我连手表都不能戴！”他们多次用烟头烫你的胸脯，所以胸脯上留下了许多小伤疤。很多年后，你背部和腰间仍留有用钢鞭抽打的痕迹。两条腿上、臀部、生殖器周围仍有伤疤。然而，最可怕的伤痕在肋部，这是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用一把满是缺口的裁纸刀划下的伤口。帕帕多普洛斯的兄弟，康斯坦丁·帕帕多普洛斯用手枪顶着你的太阳穴说：“我要射穿你的心脏！我要射穿你的心脏！”重新长出的肉没有长好，鼓起了许多肉瘤，像一幅布满了白色泪滴的浮雕，用手一摸，硬得像米粒。拍X光片那天，医生用手指在上面摸了摸，迷惑不解，自言自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上帝！”至于那些没有留下痕迹的酷刑，就不必提了。比如，你刚躺下睡去，就把你弄醒。还有想方设法使你筋疲力尽，或者堵住你的嘴巴，让你感到窒息。他们知道，与其他折磨相比，这种酷刑你最不能忍受，所以他们便经常使用。但自从你咬断了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的小拇指后，他们便改用毯子来堵你的鼻孔，捂你的嘴巴。

最后，他们还摧残你的生殖器。至于用的是何种方式，你从来没有详细地告诉过我。当我明确向你问起这方面的情况时，你总是一脸苍白，板着面孔，一语不发。但有一件事你并没有隐瞒：他们用针扎进你的尿道。他们剥光你的衣服，把你捆在小床上，拨弄你的生殖器，让它勃起。当它变硬时，他们把铁针往你尿道里扎。这根针粗得像钩针一样。接着，他们打燃打火机，往铁针的另一端加热。这种方式可以导致电击休克般的效果。为了不让你死去，一名戴听诊器的医生随时在一旁监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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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连续折磨了你两个星期，给你提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即使你想回答也无法回答，因为他们把你当成了乔治。“快回答，中尉！谁帮助的你？炸药是从哪个兵营弄来的？这次谋杀对谁有好处？你的同伙叫什么名字？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的兄弟亚历山大藏在哪里？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你从船上逃跑以后藏在谁家里？谁给你打开了舷窗？”你紧闭着你的嘴，只有呻吟或喊叫时才张开。第十五天，来了一个身穿蓝夹克、白衬衣，系蓝领带的人。此人手保养得很好，指甲闪闪发光，好像涂了一层指甲油。你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的手，因为他手里拿着一份卷宗，上面写着乔治的名字，并盖有“绝密”的戳印。你过了好长一阵子才看了他一眼，因为你的目光很难从那份卷宗上离开。他的脸和他的手非常匹配：皮肤光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的面容冷酷严峻，轮廓清晰，天庭饱满，鼻子修长，嘴唇削薄。他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目光坚定，咄咄逼人。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你一眼，就仿佛你是一个物件，而不是一个人。他开始默默地阅读卷宗，最终嚅了嚅嘴唇，冷冰冰地说：“我是哈慈齐科斯上校，宪兵司令部的指挥官。让我们谈一谈吧，亚历山大。你感到好些了吗，亚历山大？或许我应该叫你阿莱克斯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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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的审讯官用不着打人。他只需动嘴，吓唬，来个出其不意。真正的审讯官知道，最有效的审讯不在于肉体的折磨，而在于继肉体折磨之后的精神折磨。他知道，当受审者遍体鳞伤时他一定乐意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仅仅用语言来折磨他的人的身上。有本事的审讯官知道，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之后，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摧毁受审者肉体和精神上的反抗，即使不动声色地告知还会有更大的痛苦，也无济于事。真正的审讯官从来就不和‘审讯’这一喜剧中的角色们一同出场。他要等到第一幕演完后才露面。只有在那时，他才会像一位指挥全团演出的导演一样，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耐心提问，仔细琢磨受审者的回答，礼貌地容忍对方的沉默。反正他不期望马上得到重要的口供。他更感兴趣的是零星琐碎的信息，他把这些信息汇总起来，就可以明白对方致命的弱点，使受审者产生动摇，感到恐惧，直至彻底屈服。因此，当审讯官出现时，受审者光拒绝回答是不够的。还应该拒绝同他对话，拒绝任何形式的对话，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保持必要的警觉。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刑讯已使大脑的功能大为减弱了。然而还非得坚持不可——如果你想弄清楚审讯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哪些情况已经掌握，哪些情况还有待掌握的话。因此，眼睛要睁大，耳朵要竖直。要仔细回忆，好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审讯官是没有想象力的：这种人不愿费神去探讨理论问题，他把权力视为一种外部现象，视为一种维持现状的工具。他不一定是个笨蛋，不一定是个爱虚荣、渴望荣耀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他甚至没有个人的野心，他仅仅满足于当个拥有一定权威的无名小卒，满足于待在掌权者的侍从室里。他不一定是一个可恶或腐败的人，在通常情况下，其动机只不过源于对混乱的深恶痛绝和对秩序的赤诚的爱。但集权制的、压迫性的政权却是他信奉的神明。公墓中对称的十字架是他心目中秩序的楷模。毋庸置疑，他在这种对称性中如鱼得水，水乳相融。他无法想象任何新的东西，无法想象任何与众不同的事物。新的东西和与众不同的事物会使他感到非常害怕。他像教士一样，矢志忠诚业已确立的制度，视规章为教义，遵守它们如同遵守庸俗的着衣风俗：蓝夹克，白衬衫，蓝领带。一个真正的审讯官是令人憎恶的，从哲学上说，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法西斯主义者，是为所有法西斯主义、所有集权主义、所有专制政权效劳的不带政治色彩的法西斯主义者，其任务是使人们像公墓里的十字架一样，规规矩矩，服服帖帖。什么地方存在一种禁止个人成为自我的意识形态、绝对原则和教义，你就会在什么地方找到这样的人。他的办公室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每本历史教科书上都辟有介绍他的章节，昨天他为宗教裁判所和第三帝国的法庭服务，今天他为东方和西方的、右派和左派的暴君尽犬马之力。他是永恒的，不朽的，无所不在的。他从来没有人性。也许他也会爱上某个人，必要时也会与我们一样流泪、痛苦。也许他有灵魂，但即使有，他的灵魂也是深埋在坟墓中，需要出动挖土机才能挖出来。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不能勇敢地站在他面前，而抗拒他就纯属一种个人自负的举动。当然，个人的自尊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这种自尊只局限于它自身，那就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因为面对审讯不仅意味着要表现出一种像圣塞巴斯蒂安和罗马竞技场上那些殉难者一样的英雄气概，而且也意味着要从职业上和思想上羞辱审问者，使他对自己，对他所代表的那种制度产生怀疑，进而为那些在他美化了的淫威和暴力下遇难的人复仇。”

这是多年之后你为打算要写的那本书写的一篇短文，这本书你从来没有写超过二十三页。你对哈慈齐科斯的恨是有道理的。他是个你绝不会宽恕的刽子手。这是一种痛苦、固执、强烈的切肤之恨。在他叫出你的名字，证明他知道你是谁时，这种仇恨就在你心中萌发了。“你感到好些了吗，亚历山大？或许我应该叫你阿莱克斯才对？”你直愣愣地盯着他，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承认也好，否认也罢，你都得付出很高的代价。反正你是不会开口的，即使他们割掉你的舌头，你也不会招供。你保持沉默并不是因为你被认出了这一事实，甚至不是因为你意识到这意味着尼科斯和其他人已经被捕了，盖奥尔加吉斯会受到牵连，事态会迅速恶化——既然他们能在几天内弄清你的身份，那么他们也会不费多少时间就能查明是谁给你提供了炸药，这些炸药又是怎样运到雅典来的。你保持沉默是因为他那咄咄逼人的自信，他那鄙夷一切的谦恭，以及他对你漫不经心的那副样子。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及其助手们尽管粗暴，但仍存人性。既然有人性，他们就会害怕你，就会变得勃然大怒。但他既不害怕，也不发火，只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办公桌后面。他的手白皙干净，衣着考究，无懈可击。他不紧不慢地取下眼镜，拂拭镜片，只顾看眼镜，根本不看你。他轻咳一声，慢吞吞地又把眼镜重新戴上，摆出一副怡然自得、优哉游哉的样子。另外，他不需要任何人来监视你。他下令把你的手铐解开，给你拿来一把椅子，以一种在酒吧闲聊的口吻与你说话，而不像在宪兵司令部进行审问。“你不说话？很好，沉默就等于承认。这么说，你自我感觉良好。我很高兴，因为你们家里总算还有人感觉不错。你父亲得知消息后，心肌梗死发作了；你母亲整个人几乎崩溃了。我们去搜查屋子的时候，她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呀！她不让我们拆开沙发，当我们没收她相册里的照片，想知道有一包钱是从哪里来的时，她大吵大闹，又是吼，又是叫，又是漫骂。我们只好把她抓了起来。你父亲也一样。你明白吗？我并不介意告诉你。把两位老人抓起来，确实令人不愉快，但我没有其他选择。他们也被关在司令部里。我们得拘留他们一段时间。要我说，会有几个月吧。唉，是这样，你给许多人惹了不少麻烦。要是没有国界，没有外交豁免权，我们的监狱早该挤满了。不过，你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是吗？”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是的。”“好吧，那是你的权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优秀的革命者是没有感情的，或者说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感情。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父亲、母亲、朋友，以及任何人。没什么了不起，他会无所谓，因为他们与他无关。你就没有良心。你有良心吗？”“没有。”“与我预料的一样。不过，嘴唇你是有的，而且干裂得很厉害。我发现你说起话来非常吃力。想来杯水吗？”“想。”“很好。”他按了电铃。巴巴里斯毕恭毕敬地走进屋子——他的另一半没有跟他在一起，用一种献媚的口气说：“听您的吩咐，上校先生。”“我们这位朋友嘴干，想要一杯水喝。”然后朝你转过脸来：“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哦，想起来了，说到了良心。你还没有结婚，是不是？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当机会出现，如果有时间的话，偶尔也会有一些风流韵事，但没有固定的关系。没有真正的爱情。你只爱政治。我敢打赌，你从来就没有爱上过一个女人。当然，这我也能理解：一个优秀的革命家从不会为诸如此类的蠢事分散精力。或许我说得不对，我的情报有误，你在爱着某个女人吗？”又是一个沙哑的声音：“哈慈齐科斯，你呢？”“没有，我也没有。我和你一样没有结婚，和你一样没有爱上什么人。我们两个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迟早会彼此理解的。哦，水来了。”巴巴里斯端着一杯水回来了。在他们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在他们没有发现你并没有把水杯递到嘴边之前，下面的事情就发生了。只听“啪”的一声，他们身上就湿了。你跳上哈慈齐科斯的办公桌，打算去割他的脖子。哈慈齐科斯赶快闪开了，刚好躲过了你。巴巴里斯动作要慢些，没有躲开。你和巴巴里斯之间没有任何阻挡，要袭击他是容易的，至少在他身上拉条口子没有问题，但这是次要的，因为你的目标仍然是哈慈齐科斯。你是为他才接过水的，你拿着破玻璃杯朝他冲去，他避开你时显得那样从容不迫，镇静自如，这把你气得浑身发抖。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表情也没有变，只是按按铃，叫了几个人进来。他准备欣赏即将发生的场面。头天站在小床旁边的三个中士也出现在了新来的人当中。他们立即扑到你身上，拧住你那只挥动着杯子的胳膊。你和他们搏斗，巴巴里斯在一旁叫喊：“使劲把他抓住！抓紧点！”这是一场持久的搏斗，尽管你全身不能动弹，但仍是死死地抓住杯子，就像橄榄球运动员把球紧紧抱在怀里一样。当他们成功地把你的手松开时，你右手的小指几乎断成了两截，筋都被切开了。“唉，看来今天咱们没法再往下谈了。”哈慈齐科斯以他惯有的腔调如此说。他把你交给巴巴里斯，巴巴里斯把你反绑起来。医生给你缝伤口时，巴巴里斯不让用麻药。一个星期以后，哈慈齐科斯又来了，还是穿着蓝夹克、白衬衣，打着蓝领带，指甲仍然修剪得很整齐。“手指头怎么样？听说你表现很勇敢，拒绝上麻药。值得钦佩。顺便说一句，把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的小拇指咬断的人不就是你吗？现在你们两个都缠着纱布，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们两个断的都是右手小拇指。就像穆斯林们所说的，以眼还眼，以小拇指还小拇指。好啦，现在咱们谈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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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这么说：“好啦，咱们谈谈吧。”两个半月以来，他一直都这么说。在这两个半月中，他们一直都在摧残你的肉体和精神。塞奥菲洛亚纳科斯蹂躏你的肉体，哈慈齐科斯折磨你的精神。但你从不与他们交谈，你张嘴仅仅是为了羞辱他们，刺激他们，或是说：“是的，是我干的。我失败了，感到很遗憾。要是这次死不了，我还会这么干。”其他人招供了。一个一个被抓了起来。他们每一天都把一两个人押到你跟前来，为的是让你屈服，让你明白，反抗是没有用的。押上来的这些人鼻青脸肿，目光黯然，意志丧尽，他们规劝你：“算了，阿莱克斯，这没用。我们挺不住，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即便你被捆在床上或被吊在天花板上，你的回答都是：“这家伙是谁？他想干什么？我不认识他。”9月底，哈慈齐科斯和塞奥菲洛亚纳科斯根据其他人的口供，拟了一份供词，要你在上面签名。一个签名，仅一个签名，就再也没有人来折磨你了。但你拒绝签名。于是他们给你上刑，用棍棒打你。一边打一边要你签字。你再次拒绝。他们用钢鞭抽你，抽完后，又试图让你签字。你还是拒绝不签。要是那天晚上，他——宪兵司令部的最高头目约安尼迪斯少将——没有及时赶到的话，恐怕你早就被他们活活打死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那年10月，雅典很冷。你一丝不挂躺在小床上。和往常一样，脚脖和手腕捆着绳子。鲜血从你的嘴里流了出来，因为他们挥拳乱打，又打掉了你一颗牙齿。由于数周不睡，数日不食，你的脸苍白如纸。你呼吸困难，喉咙底下憋得慌，透不过气。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站在一边叫嚷道：“结果都一样，不管你招不招，我们都说你招了；不管你签不签，我们都说你签了。”门这时打开了，约安尼迪斯迈着军人的步子走了进来。他挺着胸，双手背在后面，站在小床旁边。你一眼就认出了他，知道他是谁。他不仅是宪兵司令部的最高头目，还是希腊最有权势的人。他的权势之大，连帕帕多普洛斯总统本人都要对他惧怕三分。不管在谁的面前，他都沉默寡言，脾气刁钻，粗暴乖戾，他会给所有人带来一种恐怖感。尽管他处事低调，不爱出风头，但每个人都知道此人难以对付，既固执又无情，非常厉害。据说，要是他认为有必要的话，他可以亲自枪毙自己的母亲，或者亲自捣毁自己的玫瑰园——他唯一愿意去爱的东西。人们还传说，他公开声称瞧不起那个暴君，只是出于政治的信仰才勉强帮助那个暴君发动了政变。没有他的参与，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八年后，嘲弄人的历史、闹剧般的人生使他处于与你相同的境地：身陷囹圄。我惊讶地发现，你很尊重他，视他为对手，而非敌人。由于这个原因，你无法去恨他。你对他恨不起来，是由于那天晚上他在塞奥菲洛亚纳科斯面前讲的那番话吗？约安尼迪斯板着脸，一语不发，用冰冷的目光看着你。数秒之后，他粗暴地把塞奥菲洛亚纳科斯推到一边，对他说：“够了，你们别再动他了。这么僵持下去毫无用处，他是不会开口的。十万人里面总会遇到一个守口如瓶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把手伸向你，粗壮的身躯僵直不动，面目狰狞，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他揪住你的胡子，慢吞吞地说：“我要枪毙你，帕纳古里斯。”十九天后，当11月随着北风到来时，审判开始了。 BNwOJU/ytpCAItBSNIYhxmyxERXFF3LbitaXdhUjZGgkSiVB+oj1Dis50hijxP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