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抉择

这得从北宋有名的“乌台诗案”谈起，这是一桩中国文化史上相当著名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又称“眉山诗案”，当事者苏轼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和文坛领袖，他因诗祸而被捕入狱，对他本人及其周围的文人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仿佛是无端飞来的横祸，然而从当时的客观社会政治环境和苏轼本人主观方面的因素来看，这“诗祸”的产生又有它的必然性。

事件的起因是苏轼反对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宋代著名的散文大家，又一同受知于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中坚。两人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同道，有文字之交，私下的情谊也不错，而且在政治上也都具有忧国忧民的儒者襟怀和强烈的议政参政意识。他们对表面承平的社会背后所隐藏着的财政危机、政治危机和边务松懈等弊端，也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革新朝政，曾先后提出过自己除旧立新的改革措施。然而正是在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两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王安石在早年写的《上仁宗皇帝书》里认为，国家陷于内外交困而难于久安的原因是“不知法度”，所以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他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主张立刻进行大张旗鼓的变法。而苏轼则在其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策》中，强调“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明确指出两者之中，“任人之失”才是主要的，如果用人不当，变法也未必有济于国事。他还认为当时赵宋王朝的状况，就像一个闷闷不乐的病人，连自己哪里有病也说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朝政必须慢慢来，不能鲁莽地下猛药。也就是说他主张渐变，反对骤变。尽管苏轼不反对进行政治改革，但在改革的内容和方法等具体问题上，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有明显的对立，形成了两人政见的不同。

应当承认，相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而言，苏轼的政治主张具有温和改良的保守性质。这使他与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有了某种思想上的认同，进而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士大夫阶层由于政见不同而形成的党争和倾轧，一直是封建专制集权社会的官僚政治中难以克服的痼疾。党争一起，双方固执己见而意气用事，相互非难，其间难免有人乘机挟私报复。政治斗争中掺杂了许多非政治的因素，其是非曲直就非简单的“进步”或“保守”所能论定的了。

王安石在仁宗朝就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但一直未能实施，所以与苏轼等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宋神宗即位后，很欣赏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于熙宁二年（1069）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由于有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很快把自己的变法理论变为变法实践，制定出“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等一系列的“新法”。对此，苏轼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曾批评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宋史·本传》）。当神宗表示愿意采纳时，他又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根据自己的政见，对“新法”进行全面批评，要求废除“新法”，言论十分激烈，这就使他站到了与变法派人物完全对立的旧党立场上去了。

当许多旧党的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而纷纷辞官离京后，苏轼也要求出外任地方官，先通判杭州，后改知密州、徐州等地。在地方官任上，苏轼一面以诗酒自娱，化解政治上的失意，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做些好事；一面则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纳而满腹牢骚。见到新法有不便士民者，便用《诗经》“六义”的比兴美刺之法，写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文，以示对新法的不满。

苏轼尤为不满的，是王安石的“用人之失”。如果说他与王安石之间的冲突还仅限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双方对彼此的学问和人品都还极为推重的话，那么他对王安石提拔的那些“新进”们，就完全是看不上眼了。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苏轼迁居浙江湖州，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上知道自己愚笨，老成不合时宜，所以让自己出外任地方官，自己也不愿意与朝中那些无事生非的“新进”们为伍。这本为牢骚之语，但却捅了马蜂窝。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等一批“新进”纷纷上章弹劾苏轼，众口一词，说苏轼讪上骂下，包藏祸心，无人臣之节，并收集和列举苏轼讽刺新法的诗文为证。在这种情形之下，神宗只好命令御史台派人去湖州拘捕苏轼，入京立案审问。因御史台又别称乌台，故这件案子就称为“乌台诗案”。

用人不当是导致王安石推行“新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于他来说，此乃不得已之事。因变法一开始就触犯了一些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朝中守旧派的激烈反对，许多原来与他关系不错的人都离他而去。王安石因此而一度罢相。他要推行新法，只有起用那些善于曲意迎合但心怀野心的“新进勇锐之人”，如吕惠卿、李定、舒亶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品行差的人是靠不住的。如吕惠卿本为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副相，但他却因窥视相位而揭发王安石给他的私信中有“无使上知”之语，迫使王安石不得不再度罢相，退居金陵。这样一来，围绕着变法而进行的党争，就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权力、排斥异己的恶劣的政治倾轧。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刚接到被拘捕文书时，他还处变不惊，保持着一份固有的镇静和洒脱，对受惊吓而痛哭流涕的妻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 宋真宗时，有一位能作诗的隐士杨朴，不愿做官，却被皇帝召入宫中。皇帝问他能否作诗，他回答说不能，又问他临行时是否有人作诗送行，他说只有老妻作了一首，诗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皇帝听后大笑，于是放杨朴还山。 如今苏轼自己也因为作诗而被“捉将官里去”，他希望妻子也像杨朴的老妻那样，作一首诗为他送行（《东坡志林》）。

可是，当身为太守的苏轼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态度专横的官差和狱卒像鸡犬一样押持过市时，他立刻就感受到了事态的险恶和此行的凶多吉少，大概真要“断送老头皮”了！途经太湖时，见月色如昼而风涛倾倒，顿生投水自尽以免连累他人的轻生念头。只是想到自己一死，弟弟苏辙必不愿独生，苏轼才没有像屈原那样举身自投湖中。

到了京师，关在狱牢里，常被提审，苏轼忧在必死，把自己日常服用的丹药收藏起来，准备一旦有不测即服了自杀（《孔氏谈苑》）。在入狱前，苏轼曾与长子苏迈约定，平时送饭只送菜与肉，如有不测，则改为送鱼。有一次因苏迈有事外出，托一亲戚代为送饭，那亲戚忘记了先前的约定，送一条鱼到狱中。苏轼见鱼大为惊骇，以为难免一死（《避暑录话》）。他在狱中作了两首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即《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一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人间未了因。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苏轼的忠君观念是很强的，处于生死关口，还忘不了颂扬天子的圣明和恩泽万物，把一切不幸全归之于自己的愚笨和不明事理。他想到初入仕途时，曾与弟弟苏辙以将来归隐山中、勿苦爱高官相约，而且前年在徐州相别时，还说过“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的话。可如今自己年未老而要“先偿债”，在此地的青山埋骨，留下一家十口，让弟弟“更累人”和“独伤神”。

这已带有死别时以后事相托的意味了。正因为苏轼此时深信自己必死无疑，所以才会在第二首诗里写出这样的句子：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把临死之人那种魂飞魄散的不安心理，表现得极为真切生动。狱卒得诗后不敢隐藏，上奏朝廷。据说神宗见诗后颇为动心，觉得苏轼还是爱君的，遂有从宽发落之意。

但当时朝中的一些人，如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以及副相王珪之流，却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李定过去因继母死时不服丧而遭士论谴责，苏轼曾上章弹劾过他，这下正好公报私仇。他们把作为苏轼主要罪证的《钱塘集》里的诗加以引申发挥，指控苏轼攻击新法。如说苏轼诗中的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是攻击农田水利法；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是讽刺朝廷盐法等等。

苏轼是个襟怀坦荡的文人，从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反对“新法”的思想是一贯的，而且早在《上神宗皇帝书》里就明确提出来过。所以他不仅不否认李定等人的揭发，而且还对李定等人举报的诗歌里蕴含的讥讽之意加以疏解，使其更明白。如他承认自己所写的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是“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 ，是“以讥新法行后，公事鞭棰多也”。意在歌咏民瘼，以上达朝廷。

李定等人知道，仅说苏轼讥讽新法，似还不足以让神宗杀掉苏轼，于是不惜深文周纳，捕风捉影，指控苏轼对神宗有“不臣”之意。其根据是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

苏轼的这首诗为咏物之作，写桧树不仅树干挺拔向上，直指碧空，连地下的树根也是笔直的。如果不是恶意中伤的话，只能说成是苏轼在借物咏怀时抒发自己刚正不阿的情怀。但是王珪却根据李定、舒亶等人对诗意的曲解，抓住“蛰龙”一词大做文章。

王珪对宋神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道：“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如此解诗，还可进一步把“蛰龙”说成是苏轼的自喻，而“龙”在封建社会是王权的象征，那简直就是要谋反了。当时在场的章惇听出了这里面暗含的杀机，从旁为苏轼开脱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亦可以言龙也。”神宗也还清醒，他认为自古称龙的很多，如孔明非人君，但也称卧龙，所以他觉得王珪的解释未免太牵强附会了，于是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石林诗话》）

苏轼在狱中也感觉到“蛰龙”一词关系重大，在回答狱吏的询问时，他举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为据，说自己诗里说的蛰龙就是王安石所讲的龙。这样一来，想陷害苏轼的人也就无话可说了，总不能因涉及“龙”字而让两颗人头落地。

苏轼毕竟是声名在外的一代奇才，当时有不少人想营救他。如苏辙上书朝廷，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苏轼赎罪。宰相吴充，甚至新党人物章惇等人，也都从旁为苏轼说话。王安石虽已退居金陵，但也上书劝说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是个好名而畏人议论的君主，这些对他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能免于一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说神宗本来就无意于杀苏轼，也有人说得力于曹太后的出面干预。还有人说是王安石的话起了作用，因宋代还未曾杀过士大夫，神宗朝是“圣世”，哪有开杀戒之理，故此事遂以王安石的“一言而决”。苏轼在狱中关了四个多月后被放了出来，连削两个官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判。所谓“安置”带有管制的意思，实际是戴罪流放。当时受此案牵连的士大夫文人，因“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讽政事”，以及因“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而不举报等罪名，被贬官和远谪的多达数十人。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不算太坏，但对信奉儒家经世济民的信条、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士人来说，所造成的思想震荡和心理压力都是巨大而深重的。

从北宋中叶，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庆历新政”开始，宋代士大夫文人就把议政、论政作为诗文创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欧阳修就要求作家创作必须“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以求文学的经世致用之效。但“时病”是那么好批评的么？文学果真能有救世济民的力量么？像“乌台诗案”这样拿当代文坛领袖开刀，牵涉面又如此之广的“文字狱”的出现，无疑是对存有这种想法的文人作家的当头棒喝，使他们意识到士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源于儒家思想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兼济参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不能坐视国家的弊政和民生疾苦，免不了循儒家诗教的美刺讽谏传统，借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见解，希望能有补于国政，为君王尽忠心。可是另一方面，若批评时政而得罪了朝廷和君王，又会使自己陷于国家罪人的境地，被指责为不忠不义。忠心为国，反为国法所不容，这是何等的悲哀！

按照儒家的政治信仰，国家、君王、天下是三位一体的，君王不仅是天子，而且是国家的当然代表，君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君王若认为你错，哪怕他是听信了谗言，你纵有千条理由也是错定了。如果像屈原那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就只有以死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清白了。所谓“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屈原的悲剧也就是中国后来历代文人的悲剧，文死谏，武死战，一直被作为臣子应尽的本分和义务。但这还只是就儒家所讲的那一套君臣父子的社会纲常伦理而言，现实中发生的事远比这复杂得多。假如苏轼在被押解回京的途中就投水自尽，也许并不能展现他的忠诚，反而会给想陷害他的人以口实，作为他“不臣”而畏罪自杀的证据。 有时，死毕竟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在身处逆境时依然顽强地活着，倒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

更为主要的是，一个朝代，当它处于升平阶段，虽有小病痛而无碍大局时，政治往往比较清明，士人要批评时政，充当忧国忧民的先知先觉，当政者一般都不会太在意。可是，当社会的各种弊端都暴露出来，真正需要医治或医治无效时，政治就陷于黑暗动荡之中。当政者或专横独断，病笃忌医；或严法峻刑，排斥异己，哪容你说三道四，因此“文字狱”的产生也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士人又该怎么办呢？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另谋出路，寻找新的生命寄托？

只有明白当时积极入世的士人所面临的这种生存困境，才能体会出苏轼所说的“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深重和无奈。士人因识字而读书，由读书中举而步入仕途，学而优则仕，心怀大志，博取功名。但也有可能因“文字狱”而断送前程，饱尝理想失落、性命难保的人生忧患。更何况文人的生命情调，本来就与政治有一层隔膜，搞政治须胸有城府，老谋深算，而真正的文人却过于天真，富于幻想，容易轻信他人。

苏轼少年时即熟读经史，胸怀壮志，听母亲读后汉书的《范滂传》而“奋厉有当世志”，准备为国家建立功业。与弟弟的老成稳重不同，他性格豪放开朗，口无遮拦，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计后果，而且喜欢开玩笑，很洒脱。这曾使他的父亲深感不安。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说，他给两个儿子取名轼与辙，概括了两人的基本性格。“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故苏洵认为苏辙能“善处乎祸福之间”。“轼”是车上用来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凭轼而望，可以看得很远，故苏轼字“子瞻”。这也意味着苏轼性格外向，爽朗不羁，不知掩饰而锋芒毕露。故苏洵叹息道：“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后来苏轼所遭遇的一切，证明苏洵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

性格即命运。苏轼走上仕途后，即因绝顶聪明而心直口快和善于“戏谑”，常使同僚感到不自在。他说自己心里藏不住事，心有不快则“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曲洧旧闻》）。如在凤翔任职时，他曾与章惇一同出游，一日两人游南山，抵达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仅有一横木架在上面。章惇请苏轼过去题字，苏轼不敢冒这个险，他就平步走过去，在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然后又神态自若地返回原地。苏轼松了一口气，用手抚拍着章惇的背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大为不解，问：“何也？”苏轼回答：“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哈哈大笑（《宋史·章惇传》）。又如熙宁年间，王安石颁布《三经新义》，并作《字说》作为自己解经的根据。《字说》的一个特点是以汉字的偏旁解释字意，多有牵强附会之处。苏轼很不满意，去向王安石请教“波”字是什么意思，王安石说：“‘波’乃水之皮。”苏轼戏谑道：“如此‘滑’则水之骨也！”令王安石无言以对。

这些虽为日常生活里的小事，可大事往往是由小事积成的，当苏轼在政治生活中也顺着自己坦荡的天性，把对新法的不满像吐苍蝇一样吐出来时，得罪的就不是某个朋友和同僚，而是朝中因推行新法而获重用的一大批新党人物，以及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了。即使从苏轼的个人性格等主观方面的因素来看，他的因诗获罪也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

一种办法是收敛身心，抑制个性，夹着尾巴做人，但这不符合文人的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乌台诗案”结束时，苏轼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能在街上自由行走，立刻就好了伤疤忘了痛。他当天作诗二首，其一云：

出门便旋风吹面，

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

试拈诗笔已如神。

其二说：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寒上纵归他日马，

城中不斗少年鸡。

如果说前一首主要写自己重获自由后的喜悦，尚无问题的话，那么第二首才说文字给自己一生带来不少麻烦，却又化用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安慰自己。似乎只要能诗笔“如神”，那么因“诗祸”而入狱也算是一种福分。更要命的是 “城东不斗少年鸡” 一句，这句诗用《东城老父传》的典故，言贾昌少年时因斗鸡取媚于皇上，唐明皇将他当作弄臣和倡优豢养起来，以此讥讽朝中的得势小人是倡优，颇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这样的诗句若传到了御吏们的耳中，不知又要惹出多少是非。难怪苏轼作完诗后就骂自己：“犹不改也！”（《孔氏谈苑》）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大凡文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创作冲动，自幼习文作诗养成的习惯，使文学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命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苏轼谪贬黄州以后，多次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按理应无文字流传了，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了大量能流传千古的作品，成为他生平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不过，像青少年时期所写的那种评说古今、考论是非、直言进谏的长篇宏论和进策是没有了，以经世济民为主题的批评时政、议论风发的政治诗也不写了。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创作的重心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转向人生问题的探讨，即如何对待严峻的生存困境中所面临的人生忧患，如何超越生死，超越是非荣辱，使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自然天趣融为一体，在审美的观照中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解脱。既然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难以在现实社会政治中实现，那么，只有到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去寻觅，在物我合一的审美观照中去体验，这样便可以乐而忘忧。

对于一个士大夫文人来说，这种创作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意味着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的转变。我们可以“乌台诗案”为分界线，把苏轼一生的思想经历和心路历程分为前后两期。尽管前期对我们了解苏轼的思想也很重要，但苏轼之所以为苏轼，并以苏东坡的名字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文化伟人，是由他后期的思想经历所奠定的。他那种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的精神，那种历经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处世态度，是在这以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

在苏轼后期的处世心态里，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这导致了他对社会政治的厌倦，对人世间种种摆脱不了是非善恶束缚的做人教条的怀疑，主张顺应自然生命，无可无不可，随缘自适，逍遥旷达。但他又十分热爱生活，执着生命，虽自称“东坡居士”，并没有真正隐退和“归田”。他在理论上从未放弃儒家那一套入世的人生哲学，但是他后期的许多作品却充满了无所寄托的空漠之感，在对自然高远、超尘出世的审美境界的描绘里，充满了对此尘世无常的盛衰悲慨，给人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之感。

他很清楚，既托生于世，要脱离现实社会，完全不过问政治，对于士人来说是绝无可能的。你可以不关心社会政治，但社会政治却要来关心你。事实上，苏轼一生都未能摆脱“文字”之祸的纠缠，可他却能在逆境中保持做人的洒脱，通过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方式，于审美创作活动中获得生命的升华和精神的自由，形成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追求。 vfSvRHJBRpoJsg6MIA/cng8pIEtiyjG6SLpFkewvOPNhJGflsgXp0mRQVnUGW8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