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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时期“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阶层的崛起，到唐宋时期出身于世俗地主阶级的文人与儒者的大量涌现，中国士人的历史经历了千余年的演变与发展。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环境不一样，不同时期或阶层的士人有不同的精神风貌和处世方式，加之士人品类的复杂，要在一本小书里全面地描述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我们把考察的视野限定在宋代，选定这个时期士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苏轼和朱熹作为具体的分析评述对象。之所以如此，基于以下考虑：
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创造，精神文明的建设，一直是中国士人肩负的主要社会职责，也是士阶层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显著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士人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这种发展经历了先秦的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几个历史阶段后，已形成了以儒、佛、道三家思想为支柱的民族文化传统。到了宋代，随着儒、佛、道三家的进一步合流蜕变，在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中华文化已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具有继往开来的集大成性质。在西方近代新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之前，宋代文人和宋及宋以后的新儒家思想，已代表了士与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研究这一阶段士人的处世心态，不仅可以对此一时期士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行为有具体的了解，也便于我们以此透视中华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对整个中国士人的精神风貌、生存态度和思想性格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苏轼和朱熹是宋代士人的杰出代表，各自在文学艺术领域和学术思想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辉映当时，泽及后代。他们一生的文化创造和思想变化，反映出整个宋代士人心态的曲折发展过程。他们是时代造就出来的中国文化伟人，同时又像镜子一样映照着他们所处的时代。
如北宋是士大夫阶层力图进行政治变革而富国强兵的时代，多数士人都具有经世济民的理想和抱负，参政意识极为强烈。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苏轼青少年时期的文章以通经明古为特色，着重于观历代政治之盛衰和风俗变化，试图总结历史经验以求有用于当世，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中年屡遭贬谪之后，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严酷和命运之神的飘浮无常，苏轼才真正地醉心于佛老庄禅，以此化解人生忧患，诗文创作也进入一个高妙神逸的阶段。但直至晚年，他年轻时期确立的那种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儒家人生观并没有完全改变，依然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形成了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的处世态度。身居官位时，胸怀山林清旷之趣，不同于追名逐利的政客；漂泊江湖时，心存忠义用世之志，异于颓废闲懒之名士。无论穷达出处，他都能保持主体心灵的适意和空灵，保持人格的一贯和完整，有文人的潇洒，无儒者的迂拙，成为当时和以后中国文人争先效法的榜样。
从心态史学的观点来看，历史人物早期的经历和思想转变，对其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与苏轼由儒家积极入世思想转入释老庄禅之出世的逍遥旷达不同，朱熹所经历的是一个出入佛、道而归宗于儒学的蜕变过程。
朱熹成长于山河破碎、国家多难的南宋初期，外有异族入侵、战乱频繁，内有奸臣昏君、朝政黑暗。士大夫中凡有气节和正义感而主张抗金者，无不遭到压制和流放。在这种情况下，士人虽在理智上仍信奉儒学的修齐治平之说，存有用世之意，可在内心深处却更认同于释、道两教那种玄妙高远的出世学说，禅说仙风披靡士林。朱熹青少年时期曾留心于禅学，出入佛、老达十余年之久，并藉此而一举金榜题名。他正式师事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之后，才摆脱佛老思想的影响，对禅家离事悟空的修养表示怀疑，主张“即事穷理”，以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为生平学问大旨，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于人伦日用处体认实理的理学修养方法。
理学虽兴起于北宋，但到南宋才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士人，把“正心”、“诚意”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以“持敬”为心性存养之要，要于根源之地体验“天理”的存在，相信格物致知是实现完满人格与天下大治的根本途径。这种伦理人本主义的新儒家哲学和处世态度，以道德救世为目的，适应了“志于道”的士人在动荡不宁的衰世安身立命的现实需求。理学家以为只要通过读书讲学，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论这种书生之见如何迂腐，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人生信仰，一种终极价值的社会关怀，所以能吸引很大一部分士人离开超凡脱俗的佛境仙国，返回到现实社会里的儒家名教乐土中来。
将朱熹与苏轼相提并论，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士人如何由复兴积极入世的儒学走向出世的、注重内心宁静解脱的佛老庄禅，走向无我、无念而自由潇洒的无差别境界，然后又如何在道、释思想中翻过身来返归儒学，入室操戈，在心性存养方面确立儒家道德主体的居敬自律法则，这样一种复杂的心路历程；以及宋代新儒学自北宋以来既坚持入世的价值理性，又吸收改造道、释两家的生存智慧和修养工夫，追求内在超越的思想发展过程。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士人心态的思想基础和哲理内涵，也便于我们通过文心与道心的比较，把握文人的生命情调与儒者道德理想之间存在的分歧。
严格说来，文人的神圣使命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格调，扩充感性经验，追求精神自由，以便在审美创作活动中能充分地驰骋想象，展示独立的个性风采和运用语言艺术的才能。其文人生活也无不多姿多彩，既执着于生命，又能无所系念，任性逍遥，潇洒旷达。这与儒者将社会承担精神内化为对道德律令的敬畏，在人格修养方面是有矛盾冲突的。过度的潇洒会使人游离于社会道德的规范之外，淡化做人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朱熹对苏轼的为人和为学持激烈的否定态度。
文人的文学创作并不可能解决士人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但它能宣泄和疏导人生的各种痛苦和遗憾，提供精神性的审美愉乐，使士人在不如意的现实境遇中的忧愤得到化解。朱熹认为作诗无益，可他一生都没有能够断绝作诗。道德实践在拯救世道人心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也是很有限度的，所谓“圣人”人格，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一种价值关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有血有肉的儒者能一生都不放纵自己，能完全像“圣人”一样入世苦行而终成正果。或如地藏菩萨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无血性之人，难以学佛，也不能成圣。但正如文人的精神自由和潇洒人格只具有审美追求方面的意义，对道德律令的敬畏也只是儒者的一种做人理想，两者都不可能成为士人生活的全部内容。
在研究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时，必须把他们的哲学信念、道德追求和人生理想还原为具体的人生问题，还原为具体的文化个性和行为方式，一句话，还原为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来研究。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的探讨，从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了解其文化心理结构，然后再归结到思想意识的层面，才有可能历史和逻辑地再现他们所处时代中国士人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发展。
这也是我们选择苏轼和朱熹作为本书具体论述对象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