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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在历史画卷中所展现出的只有落日余晖般的光芒。它虽然留给世人的是腐朽、落后、衰败的背影，不可否认的却是它也曾经创造出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一幕——康乾盛世！而这一切的最初缔造者就是被世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
康熙的生母佟佳氏
康熙的生母佟佳氏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汉人，而且还是明朝大将之后。佟佳氏的祖父佟养正原本是明朝末年抗击倭寇的副总兵，后来因为清朝的崛起，他又被派去参加抗击清军的战争，不过没多久就战败被俘，投降了大清。佟佳氏的父亲佟图赖是跟随皇太极的一位总兵，因为屡建战功，被恩赐为汉军镶黄旗，也算是半个满洲人，正因为此，佟佳氏才有了参加清帝选妃的资格。
从顺治皇帝开始，大清才开始有了“选秀”的制度，不过参与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不在旗的女子，不管多漂亮、多有才学也不能参加；凡是在旗的适龄女子也是必须参选的。顺治时期的选秀是每三年举办一次，满、蒙、汉军八旗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16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佟佳氏就是参加选秀的时候进入皇宫的，顺治九年（1652）被册封为妃，两年后生下了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康熙。
康熙是出生在北京紫禁城里的第一位大清帝王，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据说，当年佟佳氏怀孕的时候，起初自己并不知道，还毫无顾及地在御花园里游玩。有一天，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皇太后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佟佳氏的衣服上好像在发光，却又不是身上饰物反光，心里觉得奇怪。再仔细一看，好像是有一条金色的小龙绕着佟佳氏的肚子打转，孝庄此时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命人把佟佳氏叫到了跟前，问她：“你是不是怀孕了？”佟佳氏觉得诧异，自己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于是就回答说没有。孝庄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命人把宫里的御医找来。御医一号脉，果不其然，佟佳氏已经怀孕有两个多月了。此时，孝庄就反复叮嘱她要多加留心，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得知自己有了身孕的佟佳氏也不敢掉以轻心，按照孝庄的指示又是吃又是睡又是补身子。顺治十一年（1654）农历三月，佟佳氏顺利生下了一名阿哥，取名玄烨。
比这更神奇的是，据记载，玄烨出生的时候“合宫异香，经久不散，又五色光气，充溢庭户，与日并耀”。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从玄烨降生的那一刻起，整个紫禁城里都充满了特别的香气，久久都没有散去；不仅如此，还有五颜六色的光芒，大白天里比太阳光还闪耀。古人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但凡帝王、将相以及具有大德大才之人，降生的时候一定会有异象产生。如果照此看来，康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真命天子”了。
不过，记载上面这些奇闻逸事的《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虽然是正宗的官方书籍，但是主持纂修的却是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儿子为了孝顺父亲，特意把其出生写得神乎其神，以此抬高身价，也无可厚非。可是，这些事到底是真是假呢？康熙生前曾经跟人说过：“朕之生年，并无灵异。及其长兄，亦无非常。”可见，上面的故事不足以取信。
其实，按照康熙幼年时期的遭遇来说，他确实称不上“真命天子”，就连是皇帝宠爱的儿子，他都算不上。康熙出生之时，他的母亲佟佳氏并不得宠，当时顺治全部的宠爱都给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董鄂妃。对这位小阿哥的降生，顺治并没有为人父的喜悦，毕竟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排行老三的康熙出生后仅得到父亲匆匆一眼的探望，就再也没有更多的爱怜了。
康熙幼年的苦楚还不仅于此。他刚出生不久，就赶上宫里爆发了天花
疫情，不得已之下，被奶妈抱出紫禁城，寄住在西华门外的一座宅第中“避痘”。就这样，在宫外生活的康熙，出生时既没有父亲的关注，成长时也没有得到母亲的爱护，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大的烙印。据《圣祖廷训格言》记载，康熙在晚年的时候说过：“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的抱歉之处。”
没有父母疼爱的康熙在两岁的时候还是没能逃脱痘魔的侵害，感染上了天花病毒。不过，他也确实是福大命大，在奶妈的悉心照料下，终于从病魔的手中逃脱，只是脸上留下了麻子印。正所谓“福祸相依”，大难不死的康熙却也因为天花而得到了皇位。
其实，整个康熙童年时期，皇室都笼罩在天花的阴影之下，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就死于此病；后来，就连顺治自己都染上了天花，身体情况越来越坏。此时的顺治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匆忙之间才想起来还没有立下储君，于是连忙与母亲孝庄皇太后商量继承者的人选。
顺治之所以一直没有立下继承者，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当然是因为他当时还年轻，不过二十几岁，所以也没有考虑这件事的必要；其二是因为顺治特别地宠爱董鄂妃，曾经说过其继承者一定是董鄂妃所生之子。其实，董鄂妃确实曾经为顺治生了一个儿子——皇四子。与康熙出生时备受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这位弟弟出生的时候可是锣鼓喧天，大赦天下。顺治甚至还高兴地说：“这才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不过，这位得到父母无尽溺爱的四阿哥却是个福薄之人，出生没有几个月，顺治还未来得及为他取名字时就夭折了。即便如此，他还是被顺治追封为荣亲王。
顺治一共有八个儿子，长子也是刚出生就夭折了，按照皇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定，当时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人，一个是二阿哥爱新觉罗·福全，另外一个就是康熙。这两个竞争者，年龄相仿，才智不相上下，甚至就连生母的地位也差不多，到底应该选哪一个继承皇位呢？在这件事上，顺治与孝庄产生了分歧。
顺治其实比较喜欢福全。在顺治刚刚生病的时候，有一次两位小阿哥一同前去给父亲请安。闲聊的时候，顺治问他们说：“你们长大了想要干什么啊？”二阿哥福全说：“我要做一代贤王。”玄烨说：“我要效法皇阿玛。”顺治当时听完后，只是一笑了之，但是心里还是比较偏爱福全的回答的。不过，孝庄却看好玄烨，坚决主张立他为皇位的继承人。两个人意见相持不下，就打算听听第三个人的看法。这第三个人不是皇室成员也不是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外国人——西洋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在清宫效力多年，特别受到顺治的信任，皇帝甚至称他为“玛法”，也就是“爷爷”的意思。另外，他也与孝庄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可以说，他虽然是个外国人，但是却在这母子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汤若望被皇帝母子询问有关继承者的问题时，他非常理智地思考了一下，很快就让犹豫不决的皇帝与皇太后下定了决心——立三阿哥玄烨为皇位继承人。之所以会选择玄烨，汤若望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出过天花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当时整个皇室都笼罩在天花的阴霾之下，而且皇帝所患之病也是天花。这种疾病其实有终身免疫的功能，就是只要得过一次，就再也不会得第二次了。玄烨在幼年时期已经得过此病，但是，二阿哥福全却没有出过痘，也就是说还有患病的危险。为了避免大清的下一个继承者也像顺治一样壮年而逝，所以玄烨是最佳的人选。
顺治十八年（1661）的正月，顺治皇帝没有躲过天花的魔掌，驾崩而逝，时年不到24岁。两个月后，年仅8岁的玄烨继承大统，成为清朝的第四个皇帝，年号康熙。在别人的眼中，康熙是位大难不死的“幸运儿”，他获得皇位非常侥幸。但是，中道崩殂的父亲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个盛世王朝，年幼的康熙所要面对的是一个虽然庞大却危机四伏的江山。
上面讲到玄烨之所以能够登上帝位，汤若望可谓功不可没。那么，这个汤若望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角色，为什么一个洋人的言辞能够受到如此的重视呢？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1592年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城一个叫沙尔·冯·白尔的贵族之家，全家人都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奉者。
汤若望
汤若望就读于耶稣会所创办的三王冕中学。上学的时候就显示出他的潜力和才华，特别是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更是成绩卓著。
1623年1月25日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到达北京。刚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他又准确地预测了第二年9月的月食，并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了朝廷官员们的赏识。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他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了中文，对中国的历法改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644年，明朝灭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多尔衮对他能预知天象，通晓物理的本领相当敬佩，允许他在天文呈报中可以加上自己的见解。因此，汤若望备受满族官员的尊敬，在朝中颇有威望。
多尔衮当政时，他曾根据自己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多尔衮健康状况的了解，作出多尔衮将不久于人世的判断。1650年12月，多尔衮病逝。汤若望为顺治帝选择了在多尔衮丧期刚满的2月1日作为亲政日期，巩固了清初的政权，汤若望也为此得到了顺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
顺治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再加上汤若望曾治好了孝庄太后的侄女，即后来顺治帝皇后的病。为此，皇太后很是感激，认他为“义父”，顺治帝也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顺治帝经常请他到宫中叙谈，不需传唤，也免除了叩跪之礼，甚至还打破尊卑惯例，到汤若望所居住的馆舍去看望。除此之外，还对其多次加封，使其官至正一品。
在朝廷的政治活动中，汤若望也以其德高之势，对朝政得失多有所建言。就连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也曾向汤若望征求意见。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流行的后果，为此，他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承王位，以免新皇因罹患天花而过早夭折。就这样，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汤若望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能，奠定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1666年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在科隆也有故居及雕像。
登上帝位并不代表一切都尘埃落定，恰恰只是一个开始。年幼的康熙帝想要执掌大权，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让臣民们从心底臣服，自然还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而就康熙帝的亲政之路来讲，有一个人绝对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人便是康熙帝的祖母，后来被尊为孝庄文皇后的博尔济吉特氏。
1661年，康熙帝顺利继承皇位，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他的生母佟佳氏被尊为皇太后，原来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被尊为太皇太后。然而，康熙帝当时毕竟只有8岁。就现在来看，8岁的孩童也只是初入学堂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当时朝中的大臣也多数都是这样认为。再加上康熙帝刚刚登基，根基不稳，孝庄担心幼帝被毒杀，于是乎，便决定将国家政务暂时交由索尼
、遏必隆
、苏克萨哈
和鳌拜
四个大臣辅理。而康熙帝只能在朝政中纯粹地听听掌权大臣处理政务，加以学习，没有任何发言权和决断权。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康熙即位一年后，其生母孝康皇太后佟佳氏便因病离世，如此一来，抚养和培育康熙的重任就全部落到孝庄的身上。正如《清圣祖御制文二集》中所记载的一样，康熙帝在日后回忆祖母时常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可见，这位祖母对康熙帝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都悉心照料，而且十分严格。
虽然当初，顺治帝之所以决定起用异姓臣子辅政，就是希望四大臣联合辅政可以互相制约，避免大权旁落、专权擅政局面的形成。但是，这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体衰，而且深知辅臣同幼主的关系极为微妙，很难把握好君臣的分寸。而康熙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又是位精明过人的政治家，既然在幼主身边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祖母，自己就应该急流勇退。于是，他便经常称病不朝，使得擅长揽权的鳌拜愈发肆无忌惮，利用一切机会安插亲信，控制要害部门。
遏必隆软弱无力，处处避退，使得鳌拜根本就不将其放在眼中；苏克萨哈虽然能遇事力争，但远不是鳌拜的对手，最后被鳌拜诬陷致死。一时间，本来位列最后的鳌拜如脱缰之野马，权倾朝野。
鳌拜一手执掌着朝政大权，根本不把其他辅政大臣和康熙帝放在眼里。官员们呈送康熙帝的奏折，他经常不交给皇帝看便自作主张批阅。对于不肯党附自己的官员，更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鳌拜觉得大臣费扬古对自己不是十分恭顺，便在费扬古的儿子，即当时的御前侍卫倭赫带康熙去景山、瀛台游玩时，责其擅用御弓、擅骑御马而将其及当值的其他三位侍卫处死；后又以费扬古对儿子被处死一事心怀不满为名，将其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一并处死。
就为了泄一己私愤，而要了7人的性命，鳌拜手腕之毒辣、处事之张狂可见一斑。不但如此，就连堪称是“一言而定大计”的汤若望他也不放过。在明清之际，汤若望是个颇具影响力的西方人，同清皇室几代人都有着深厚的交情。他所修订的中西合璧的历法在顺治元年（1644）就已颁行天下，后又因医术高超治愈孝庄皇太后的病而被皇太后尊为义父，在多尔衮摄政时期还曾保护过处境险恶的顺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清王朝贡献卓著的座上客，也难逃沦为阶下囚的厄运。
为了排挤汤若望，鳌拜率先打出“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对西方的先进科学采取排斥的方针。后来，具有排外思想的杨光先又指控汤若望传播西方天算学、传播邪教、图谋不轨。如此一来，汤若望便在劫难逃了。经过7个多月的审理，汤若望在康熙四年（1665）初遭到了凌迟处死的判决。
当这份判决被送到御前时，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严厉呵斥道：“汤若望一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俱忘却，而欲置之死耶？”之后，太皇太后还利用北京地区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为由，认为这是上天的震怒所致，而驳回了对汤若望凌迟处死的判决。但是，汤若望并未平安获救，而是被奄奄一息地以戴罪之身抬出刑部大狱。
无情的现实引发了太皇太后对权柄下移的忧虑，而且，专权的鳌拜和虽然年少但要励精图治的康熙帝在很多根本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康熙帝主张要通过改革使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封建化、要求对西北噶尔丹的分裂势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竭力抑制吴三桂等“三藩”的割据势力、统一台湾等等决策都遭到了鳌拜的一律反对。年轻的康熙帝和聪明过人的太皇太后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再继续纵容鳌拜专政，不仅会对康熙帝的帝位造成威胁，清王朝的基业恐怕也将毁于一旦。
之所以会出现鳌拜一枝独秀、权倾朝野的局面，是因为四大辅臣的设置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如果辅臣势力相当，势必会为了权力而竞争，使得政局动荡，朝廷不安。
第二，假如辅臣中有一人独大，就会形成像鳌拜一样独揽朝政，威胁皇权的状况。
朝廷只给了他们辅政的权力，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制约。在权力面前，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制约，就会出现失衡。即使暂时处于平衡，也只是权力各方暂时的相互妥协，一旦时机成熟，人人都想独揽大权，最终给朝廷的基业带来危机。
于是乎，康熙六年（1667），太皇太后毅然决然地决定让年已14岁的康熙皇帝撇开鳌拜开始亲理政事。此举更加激化了皇帝与鳌拜之间的矛盾，促使鳌拜势力更为嚣张跋扈，康熙帝的亲政之路也受到了极大的干涉和阻挠。
直到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在祖母的帮助下终于设计将鳌拜一举除掉之后，才实现了真正的亲政，开始大展宏图，建功立业。可以说，康熙帝能够保住帝位，最终走上亲政之路，其祖母的帮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仅如此，康熙亲政之后，有关军国大事，仍常常向孝庄请教商议，正像《清史稿·孝庄文皇后》传中所说：“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而孝庄也多参与谋划决策，为康熙帝的江山巩固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康熙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有所作为的封建君主，与孝庄的精心培育辅佐密不可分。
因此，康熙对祖母也十分孝顺，几乎每天上朝前，下朝后，都要到祖母宫中请示问安。孝庄病重时，更是精心侍奉，日夜不离。在晚年时，康熙帝还曾感怀祖母的恩德曰：“忆自弱龄，早失怙恃（依仗、凭借），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无以至今日。”
据史料记载，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是蒙古科尔沁部（在今通辽）贝勒寨桑之次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
清初，为了定国安邦，满蒙联姻成为一项既定国策。于是，这位蒙古族女子13岁时，便嫁给了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号大清称帝，封其为“永福宫庄妃”。
庄妃天质姿丽，生性刚毅，聪明能干，爱好读书且谋略不凡。皇太极执政时，她就是得力助手，协助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事功，继续统一女真各部，连续对朝鲜及明朝用兵，稳固了皇太极的统治地位。
在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都记载和演绎着这样一件事：
崇德七年（1642），清军俘获了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是明朝影响极大的大臣，如果能够将他收服，对于瓦解明朝统治及残余势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皇太极很是看重这件事，派大臣们对其进行轮番劝说，但洪承畴却丝毫不为所动。为此，皇太极很是忧心。庄妃得知此事之后，向皇太极请命亲自去劝说。被应允之后，她扮作一个待女，带上一壶人参汁来到洪承畴的居处，一口一口将人参汁亲自喂于洪承畴，并动之以情，喻之以理，婉言规劝。数日之后，洪承畴终于答应投到清军辕下。
此事件虽广为流传于世间，也被很多后世作品所演绎，但正史中并无详细记载，其真实性在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是，庄妃的政治素质和才能是毋庸置疑的，当重大政治事变突然发生的时候，这种才能就显现出来了。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在未及确立继承人的情况下暴疾而逝。面对“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的复杂局势，庄妃从容不迫，施展谋略，终于由其子福临继位。而后，在福临入北京称顺治帝之后，又全力扶持其治国理政。再后，顺治帝驾崩，其孙玄烨继承帝位，是为康熙，她又精心抚育培养玄烨，指导处理各种政务，并授以治国方略，终使康熙成为史上有名的一代贤能君主。
可以说，清王朝在康熙朝能够形成第一个盛世时代，其中饱含了庄妃的功劳和心血。因此，庄妃也成了史上有名的贤后。由于她是皇太极的妃子，而皇太极的谥号是太宗文皇帝，又因其儿子和孙子均是皇帝，所以历史上称其为“孝庄文皇后”。
上面讲到，四大辅政大臣中的鳌拜独揽朝政大权，丝毫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中。康熙五年（1666），还发生圈换旗地
的重大事件，突出了鳌拜专权的嚣张声势。
康熙14岁亲政时，鳌拜依旧把持着权力不放，不仅如此，当苏克萨哈要求辞职，将政权还给皇帝时，鳌拜担心失去辅政的权力，居然诬陷苏克萨哈辞职是“背负先帝”“别怀异心”（《清史稿·苏克萨哈传》），要求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不同意，跋扈成性的鳌拜便在康熙面前疾言厉色，多加要挟，最终康熙被逼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
面对如此骄横凶狠的权臣，康熙和太皇太后实在忍无可忍。但是，鳌拜为四朝勋臣，是老辣的政治人物，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易歼灭。就连康熙的御前侍卫都被鳌拜收买，经常在康熙面前称赞鳌拜为“圣人”，可见，康熙的言行已经在鳌拜的控制之中。那么，年少的康熙如何才能将其擒拿呢？为此，便上演了一场智擒鳌拜的大戏。
就当时而言，消灭鳌拜的党羽及势力，让康熙真正实现亲政自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聪慧的太皇太后和年少有为的康熙都明白，要想彻底打压鳌拜集团，绝对不可鲁莽行事。
于是，为了遏制鳌拜的嚣张势力，康熙亲政之后，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首先想到了联姻。因为清朝一直都有满蒙联姻的定制，而且孝庄对此也十分重视。于是，便决定册立索尼的孙女为康熙的皇后、纳遏必隆的女儿为贵妃，如此一来便把康熙与索尼、遏必隆家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使鳌拜处在了一个孤立的境地之中。
接着，她又安排索尼之子索额图辞去了一切职务，到皇帝身边担当起了侍卫的角色。为了让鳌拜疏于防范，康熙表现出了对“布库”（满族摔跤）极高的兴致，经常组织和观看身边小太监们表演“布库”，以便让鳌拜觉得皇帝贪图玩乐，不足为患。后来，康熙还以喜欢观看“布库”表演为名，招了二十几个专门表演“布库”的少年进宫留在自己的身边。鳌拜自然不把这一群小毛孩子放在眼中，可也正是这一群孩子完成了智擒鳌拜的重要戏份。
那一天，康熙在武英殿召见鳌拜，鳌拜像往常一样准备带刀上朝。当时，正值索额图当职。他将鳌拜拦在门外，说道：“鳌少保，如今皇上已经亲政两年之久了，再带武器上朝也不合规矩，以免落得恐吓皇上之嫌，您还是卸下武器再面圣吧！”
鳌拜心想，索额图之言也不无道理。而且，当时鳌拜也丝毫没有想到皇帝会设计暗算自己，于是便将刀交给了索额图保管。
但是，像鳌拜这样的大将，即使没有了武器，一般人也绝不是他的对手。况且，他在皇帝身边的耳目众多，如果康熙事先安排了武功高强的人守候在侧，难免不为鳌拜所知。如此说来，康熙怎么做才能够万无一失地达到目的呢？
原来，康熙在召见鳌拜之前早有准备。由于鳌拜是辅政大臣，在面见皇帝的时候是要赐给座位的。于是，康熙便命人在鳌拜坐的椅子上做了手脚：将椅子的一条腿弄折，然后再用胶轻轻地粘在一起。然后，将椅子后面站立的侍卫换成了那群“布库”少年中最厉害的一个。
鳌拜进入武英殿行过君臣之礼以后，便坐在椅子上与皇上谈起事来。不久后，一位侍者按照规矩为鳌拜奉上了茶水，此人也是“布库”少年中十分厉害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位少年端给鳌拜的茶杯是用开水煮了半个时辰的，而茶托则是凉的。鳌拜接过茶托，并未觉得有何异样。但是，打开茶杯的时候，着实被烫了一下。于是，便一声惊呼，将茶杯丢在了地上，身子也随之向一侧躲去。这一侧身，那条做过手脚的椅子腿便断掉了。鳌拜一时重心不稳，摔倒在了地上。
这时，他椅子后面的少年用椅子把鳌拜扣住，送茶的少年也就势上前一按。接着，两人冲门外大叫道：“鳌少保栽倒了，快来人扶一下。”门外的十几个“布库”少年应声冲进殿中，将鳌拜死死地擒拿住了。鳌拜本来听到两位少年的喊声，还等着人来扶他，却没想到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接着，皇上就势宣布了鳌拜的30条罪状，命人将其关进了牢中。
这是《南亭笔记》之《清宫述闻》中关于康熙智擒鳌拜的一段记载。正史中对于鳌拜被擒一事记载在《清圣祖实录》上，且只有13个字：“命议政王等拏问辅臣公鳌拜等。”这13个字只说了擒拿鳌拜是皇帝命令，由议政王去办，并且的确是把鳌拜捉拿了。但是，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是由什么人捉拿的却没有任何记载。
于是，历史上便延伸出来了众多关于这一段故事的版本。除了上述故事中所讲到的之外，大体还有三种版本的史料记载：
一是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圣祖拏鳌拜》中所记载的：康熙与索额图密谋，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又以自己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然后召集侍卫武士问他们：“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大家说：“唯独畏惧皇上。”康熙便宣布了鳌拜罪状，命令大家将其擒扑。
二是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五中所记载的，皇帝不满鳌拜的跋扈，平日选了一些身强体健的小太监练习“布库”，鳌拜平日前来奏事时，皇帝也不避忌。鳌拜便以为是皇帝生性爱玩，胸无大志，便放松了警惕。一天，鳌拜去奏事的时候，皇帝便趁其不备，命十几个小太监将其擒拿住了。
三是《清史通俗演义》中所记载的：康熙帝到慈宁宫内去见太后，控诉鳌拜的罪状，太后无计可施，只是好言抚慰。康熙忍无可忍，便向各王邸中，选了百名亲王子弟，一起练习武艺，不到一年，这些亲王子弟都学得武艺高强。于是，康熙帝不动声色，先封鳌拜为一等公，歇了数日，单召鳌拜入内议事。鳌拜欣然前往，到了内廷，这些亲王子弟便在皇帝的指令之下将鳌拜一举擒获了。
在这几种史料记载中，多数学者都觉得由“布库”兵所擒一说最为可信。但无论如何，康熙大帝的智擒之举使得鳌拜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令清朝的皇权得到了巩固，为实现国家统一，建立繁荣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康熙大帝初展其超人睿智、优秀杰出的帝王之风。
布库，是满语中摔跤的意思，由满族古代游戏“骑马打仗”演变而来，也叫撩脚或撩跤、掼跤。进行“布库”的人着短袖跤衣，领及襟用七八层布缝之，十分坚挺。
布库分为单人布库和双人布库两种，单人布库与普通的摔跤没有太大区别，就是一对一进行角逐。双人布库在比赛时，先在地上画出一个圆形角斗区，每对分为两组，每组两人，一人背着另一人。比赛开始，两队互相接近，背在背上的人相互争斗，设法把对方推出场外或把对方从背上拉下来，以此决定胜负。
《塞宴四事图》中描绘的满族“布库”
清朝“布库戏”的盛行，得从女真族说起。女真族的传统文化生活中就有“摔跤赌羊”的习俗，而清朝的王室是女真族的后裔，因此便沿袭了祖先的传统。
清王室建立大清国之后，与蒙古诸部建立了友好同盟。在清王室入关之前，蒙古族摔跤技艺尤胜满族。所以，每逢宴会，便会让有力士表演摔跤助兴。清太宗皇太极还曾赐封蒙古族的摔跤手以勇士称号，并赏赐给他们上好的衣衫物品，让他们传授蒙古的摔跤技艺。
清王室入关之后，更是提倡摔跤，其技艺也逐渐超过了蒙古族。对此，《啸亭杂录》卷二中曾有记载：
顺治年间，蒙古喀尔喀部派使臣入朝参见，并带来了草原上最好的摔跤手。顺治帝下令在招待的宴会上进行摔跤比赛以助兴，可是，几番比试下来，清朝的几个摔跤手连连失败。顺治皇帝觉得有损颜面，下旨一定要招募高手赢得比试。
礼亲王代善的儿子惠顺王是位力大无穷、跤艺超群的人，很想与蒙古摔跤手一较高下，但又碍于身份不便出面。几经斟酌之后，便假扮成了侍卫与对方进行比试，结果顷刻间便取得了胜利。此举让顺治皇帝甚是喜悦，赏赐给了惠顺王众多礼品。
不仅顺治帝喜爱“布库”表演，康熙皇帝也对其甚是爱好。他每年到木兰围场行围的时候，都要和蒙古各部台吉举行联欢，其中不可缺少的娱乐项目便是“布库”，而“布库”也因清王室的青睐而兴盛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