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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人们拜访位于查塔姆海军船厂的一座官员宅邸，他们便可以在正楼梯道上方的天花板上看到一幅绘画。这幅巨型画作大约创作于1705年。就风格而言，它属于巴洛克式；而就情感而言，它流露出一股胜利者的气息；画作当中，战神马尔斯正从涅普顿的手中接过一顶贝壳制的王冠。在画面的前端伫立着一些人，分别象征着和平、丰足、正义以及慈善。整幅画无疑代表着英国。它不但是一个繁荣、公正、笃信基督教的国度，而且还在海神的庇佑下不断发展壮大。在观看画作的时候，涅普顿帝王般的身躯往往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会立刻意识到，这就象征着皇家海军在海上绝对的统治权。不但英国本国的国民了解这一点，英国的敌人们也懂得这一寓言的含义。1775年，眼看着英国海军力量蒸蒸日上，一名法国海军将领不无懊悔地表示：“涅普顿的三叉戟已然成了掌控世界的权杖。” 1
自1689年起到1783年，一系列针对法国的世界战争爆发，而位于查塔姆的这幅画作也正是创作于战争伊始。这些战争包括：九年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4）、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七年战争（1756-1763）以及法国于1778年插手的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在这四十余年的战争岁月中，英国人不但要阻止法国在欧洲霸权的扩张，而且还要扩张自己的海外贸易以及势力。后者显然是建立在牺牲法国和西班牙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过程可谓并驾齐驱，不可偏废。
从表面上看，英法两国力量并不均衡。1700年，法国人口数量已达到1920万人。而到了1780年，这一数字则增加到了2560万。与此同时，英国人口数量则从690万增长到了900万。1700年，英法的国外贸易总量分别为900万英镑和1300万英镑。80年后，这两个数字也分别增长到了2200万英镑和2300万英镑。在这个世纪里，英法两国成了永远的对手，二者之间不时地爆发战争。对于两个国家而言，这一时期既是永恒对抗及不断战争的时期，也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
然而，就战争前的准备而言，这些数字是具有欺骗性的。特别是在公共信用方面，英国的能力总是要强于法国。这是因为，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英国能够在不增加额外税收的情况下筹集到巨额资金。所谓英国式的筹款方式，指的是自1692年到1693年现有维持国家公信力的措施面临崩溃之时人们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后世将政府此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称为“国债”。政府邀请公司以及个人向其借款。作为回报，这些公司以及个人将会得到相应的股份，每年都会得到分红。这样一来，公司和个人能够获得一项稳定的收入，而在必要的时刻，政府则有了支付军饷的能力。随着战争的不断爆发，国债也在不断攀升。1757年，国债仅有5700万英镑；而到了1787年，这一数字则增加到了240000000.为了支付利息，当年的财政支出达到了9400万镑。对于年税收入刚刚超过1300万的国家来说，这一笔钱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
然而，为国债支付利息所带来的负担远远不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对于英国政治家以及军官们来说，这使得他们免于公众的指责。倘若突然增加税收名目抑或是抬高关税，势必会造成民众的反对。这样一来，不但贸易容易受到波及，而且极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对于任何一场战争而言，各政治阶层之间的联合都是相当有必要的。然而，只有国王的官吏们真正将议会的意见以及新闻媒体的反响放在心上，各阶层的联合才是有可能的。
1688年，詹姆士二世下台，荷兰执政奥兰治和其妻玛丽登基。正是在这一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力量对比迅速反转。历经了1688到1689年间所谓的“光荣革命”，行政权逐步转移到了官吏们的手中。相应地，他们也将会依赖于下议院多数议员的支持。事实上，官吏们掌控大权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整个18世纪，国王往往仍旧对政策的制定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重要的是，无论是国王还是官吏们，他们都无法忽视下议院的力量。议员们不但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也为他们所认定的国家利益辩护。上下议院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土地利益集团，但它们从来没有一家独大过。自17世纪90年代起，伦敦就已经发展成为股票交易、银行业以及海洋保险的中心。贵族和乡绅们必须同商人、船主以及来自伦敦的金融家们分享权力。与此同时，无论是上议院还是下议院，其中均有相当多的人是直接或间接的殖民地利益相关者。1754年到1790年，近三百名利益相关者成为议员，其中包括种植园主、前印度贸易商、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以及海、陆军军官。商业利益和殖民地利益集团能够并且确实对国王的官吏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后者自己却浑然不觉。这无疑将官吏们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
总体而言，这些议员们大力游说，全心全意地为扩张性的、掠夺性的、反法以及反西的政策进行游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符合国家的利益。以占领新的领土为目标的战争往往会为新的海外贸易以及投资创造条件，正如1762年乔治三世在他的登基演讲中对下议院所强调的那样。“我的领土范围扩张了很多，”他对议员们说，“可以给贸易和生产提供新的资源。”战争同样刺激了国内生产力。对于造船业以及中部地区日益兴隆的冶金业而言，影响尤为明显。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所配备的武器正是伯明翰所制造的火枪和剑。增长的贸易意味着海关税收的增加，与此同时，所需要征收的土地税也就此减少了。因此，占据主导地位的土地利益集团对这一情形表示满意。
18世纪，无论是辉格派还是托利派的支持当中都出现了很多对扩张感兴趣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认为，对于英国来说，为了走向富强、奠定其对海洋的霸权，就必须发动战争。战争甚至令人向往。在年度投票当中，从来没有人对增加海军军费提出异议。更为重要的是，国债意味着战争的外交政策不会给纳税人、商人或手工业者带来过重的负担。
涉及战争问题的时候，法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对于她的政府来说，有效地利用国家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僵化以及极度低效的公共财政体系。教众和贵族享受了极大的免税特权，并且决定坚定地捍卫自身的权利。这一点的后果在于，一旦国家面临紧急事态，政府就别无选择，必须从金钱市场上借钱，来支付贷款和因增加的税款而产生的利息。这一点对进口、出口和国内商品贸易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经济困局。
1697年，当法国正在历经九年战争所带来的经济疲软之时，一位法国人满怀嫉妒地提出疑问，为什么英国这个表面上如此贫穷的国家“能负担的债务比我们还要重”。在整个18世纪当中，人们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在英国，政府也密切关注着法国人为改革其财政机构所做出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姗姗来迟且迅速陨落。人们在法国安插了海军部巴黎间谍，即当时所谓的“通讯员”。正是他们将1775年法国改革的细节和其他的经济知识兜售给伦敦。 2
英法之间资源的不平衡并不是英国胜利的必要条件。此时，英国距离胜利还遥遥无期。法国能够组织起强大的军队，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能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舰队。与此同时，他们也能够组织大批海盗来侵扰英国的贸易。更有甚者，如果法国与西班牙联合组成一支强大的舰队，那么，他们就有能力改变海上力量的对比。这也正是制定政策的英国精英们长期以来的隐忧。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不可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维持强势。政府必须做出选择，在哪里集中自己的海军力量，又在哪里放任敌人占据上风。
1689年，这种两难的境地首次出现。此时，路易十四企图推翻威廉三世，并将詹姆士二世重新扶上王位。这样一来，他便可以瓦解英荷同盟，从而为自己的大陆政策扫清障碍。就船只的数量而言，在英吉利海峡中，法国足以同时应对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是因为，早在17世纪60年代，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e Colbert）
就已经野心勃勃地提出了重新武装海军的计划。身为一个重商主义者，科尔贝尔为法国描绘了一个与英国类似的蓝图。他认为，法国将会成为一个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殖民主义商业强国。他的主公则显得更为保守。路易十四希望将其国家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一步步扩大法兰西的版图当中。在他的构想里，新法兰西的疆域将囊括低地国家和莱茵河谷。
法国试图将威廉拉下王位并切断英荷之间的纽带，但他们往往错失良机且做出错误的安排。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说盖尔语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是，要在爱尔兰开展活动，法国人必须经常输入人力，并为其提供军事物资。从1689年到1690年，共有两次法国到爱尔兰的探险活动。英荷同盟起初难以招架法国的威胁。1690年6月，一支英国舰队在比奇角遭遇大败。自此，英国暂时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权。
在面对胜利的时候，法国并没有乘胜追击。在1691年，法国海军丧失了主动。不再有新的船队来到爱尔兰，因而在那里，詹姆士二世的事由逐渐为人们所淡忘。1692年5月，无论是在巴夫勒尔还是拉乌格，英荷联合舰队都夺取了胜利。尽管此时法国的海军力量是对手的两倍多，但它还是失去了十二艘战船，即其力量的1/4.法国海军没有制服英国。意识到继续增加海军军费所获甚少的时候，路易十四削减了海军军费的2/3.此时，他的舰队已经因为总是缺少熟练水手而陷入危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路易十四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
。这一愚蠢的决定剥夺了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港口上工作的许多水手都是新教徒。由于这一政策的缘故，很多人决定逃往英国。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法国人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舰队内熟练水手相对较少的这一事实。31692年后，事态已经恶化了；而到了18世纪，这一恶化的趋势又加重了。这是因为，此时政府决定，让所有的战船都停泊在港口里，不再出海。这一做法的确保存了战船，但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其船员们丧失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1692年之后，法国人很明智地避免了海上的武斗，转而发动了贸易战，企图削减英、荷的贸易份额。除了诸如让·巴特（Jean Bart）一类胆大妄为的官员以外，这些摩擦鲜有照着人们预想的方向发展的。然而，对于英荷来说，这显然是一次令人不快的冲击。从1689到1691年，法国人在内海步步紧逼，迫使英国皇家海军撤出地中海。这无疑影响到了英国与意大利以及黎凡特之间的贸易。1693年，人们试图重新主张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霸权。然而，这一尝试最终归于失败。因为同年法国人对葡萄牙南部拉各斯海湾一支全副武装的400人英国商人船队的袭击大获成功。英国人丢了100条船，但是法国人再次选择不扩大战果。1694年到1695年间，法国地中海舰队一直憋在土伦港口里，任由他们的对手控制着海洋。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海军活动就很少了。虽然此时法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并不大，但这并没有阻止许多英国海盗给政府写信，寻求劫掠法国商船的特许。这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船长基德
。1694年，为了扰乱法国的海上贸易，八支强劲的英国海军中队开赴西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洗劫了法国的岛屿，并且烧毁了他们的种植园。尽管造成了不小的破坏，但是，由于一场“突如其来且非同寻常的瘟疫”在舰队当中的流行，这场战争不得不提早结束。在其中的一艘船上，由于死亡人数众多，剩下的水手们几乎已经不能控制船只的航向，以致搁浅在弗罗里达的浅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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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自1689到1697年，虽然英荷同盟大可满足于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击退法国舰队的成绩，但双方都没有取得绝对的海上优势。陆战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状况下，疲惫不堪的战争双方决定握手言和。事实上，停战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1700年，路易十四运用外交手腕，确保了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联合。
面对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很难想象，英国人会袖手旁观。他们无法容忍法国人控制西班牙以及其在意大利的领土，尤其无法忍受法国人接管西班牙横跨大西洋的帝国。一开始，路易十四企图独占西班牙的商业，不让英荷插手。对于英国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他们不但会失去市场，而且要将海洋霸权拱手让给法西联军。1702年，战斗打响了。
英国联合了荷兰、奥地利和普鲁士，形成了一个反法大同盟。所有的成员都想限制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英国则成为这一组织的核心与资助人。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最关键的战役是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率军打响的。不论国籍，他麾下的将士们大多由英国资助。在1711年的一份薪水账册上，共有171000个名字。在这场争斗中，英国海军仅发挥了很少的作用，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海战。尽管如此，就海军的未来而言，这场战争仍为其提供了有用的经验和教训。
起初，英国的目的在于消除法西在地中海的势力。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在此地夺取一个海军基地，以便在当地就可以补充弹药物资并检修船只，而不必远航回到英国港口。在法西联军的反攻下（1702-1704），英军占据了直布罗陀，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紧接着，英军于1708年占领了梅诺卡岛（Minorca）以及其附属马翁港（Port Mahon）。这两次占领行动都具备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英国舰队就可以常驻地中海，而英国政治的影响也将随之渗透到英国的海外领土上。
作为英国在这一地区新地位的象征，海军上将克洛迪斯利·肖维尔爵士（Sir Clowdisley Shovell）
所率领的舰队于1703年在西地中海海域集结，从而向当地的统治者证明，英国现在的力量已经不容小觑。其中的一个统治者萨伏伊公爵（Duke of Savoy）受到了极大的感召，以至于改变了立场，加入到反法大同盟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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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快就体会到了一支舰队的威慑作用。1708年，在评论教宗不合作态度的时候，安妮女王派往威尼斯的大使曼彻斯特公爵就曾放话：“我希望我们的舰队能拜访他一下，叫他领教一下大英帝国女王的厉害。”英国人几乎没有必要展示武力；1705年，英国从海陆两个方向攻击巴塞罗那，并成功将其占领；三年后，他们采用同样的办法进攻了土伦，重创了停泊在此地的法军舰队。
这些战争是马尔波罗公爵所极力支持的、更为庞大的战略中的一部分。这个战略的意图在于迫使法国分散其陆军力量，来应对来自南欧的威胁。这些威胁中就包括彼得伯勒伯爵（Lord Peterborough）对西班牙本土的侵略。正如一个世纪后威灵顿公爵的作战一样，如果没有英国皇家海军控制着大西洋和地中海，他的作战也无法实现。
在欧洲以外的海域上，英国皇家海军也对法西舰队和殖民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小规模行动。其结果则是喜忧参半。在坚定勇敢的海军中将约翰·本博（John Benbow）的指挥下，一支海军中队在西印度群岛集结。1702年4月，在一场持续六天的战斗中，他们在圣马尔塔海边重创了法国的一支小舰队。奉行“对敌人毫不手软”这一原则（后来成为纳尔逊的名言）的本博采取了主动进攻，但却被其下属军官中的四名抛弃。在战斗即将结束之际，他的右腿被链锁弹打断，却依然坚持坐在草草搭建的吊架上，要在甲板上指挥战斗。截肢过后仅几个月，他就因为伤口感染发热而去世了。他的两个胆小的手下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枪毙了。在后世传唱的歌曲当中，本博的形象则永垂不朽。人们将他认定为坚韧、有责任感和战斗精神的典型。而这一点正是英国人所期待水手们要遵循的准则：
链锁弹击中了勇敢的本博，本博失去了他的腿，链锁弹击中了他，
链锁弹击中了勇敢的本博，本博失去了他的腿，
勇敢的本博失去了他的腿，
但拖着残腿，他大声疾呼，
继续战斗啊，我的英国同胞，这是我们的机会啊，我们的机会。
海军上将查尔斯·瓦格（Charles Wager）同样拥有这样的美德。1708年5月，在波托韦洛附近的海域上，他遭遇了一支西班牙的舰队。不顾其手下两个胆小军士的反对，他直冲向敌人，并用舷炮近距离攻击对方。在他的攻击下，其中一艘满载着金银的船被击沉，而另一艘则受了伤。此后，人们将这场战争的图景刻在了其位于威斯敏斯特公墓的豪华大理石墓碑上。
就好像1703年在葡萄牙海岸附近的维戈攻击另一支舰队的时候一样［人们用其中一些夺得的银块铸成银币，并在上面刻上“维戈（Vigo）”的字样］，瓦格摧毁宝船的行动拖住了法西发动战争的脚步。虽说英荷联盟因为这一胜利而欢呼雀跃，但他们往往会忘记这样的事实，即大部分西属美洲的金银块都运送到了其指定的目的地。即便如此，到1710年的时候，双方的陆上力量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在军事上处于守势，在经济也面临崩溃的状况下，法国只能勉强和英荷同盟打成平手。
在英国，新的托利派政府采取了占领法国殖民地的策略。他们认为，在占领了法国殖民地之后，他们就能够给国家带来好处。英军从海陆两个方向进攻了法国在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的定居点。1711年，英军更加雄心壮志，试图占领魁北克。由于考虑不周且没有计算到圣劳伦斯河上的雾气和浅滩，这一计划最终泡了汤。
在法国人已经意识到西班牙人日益离心离德的情况下，1714年，英法之间也签订了《乌得勒支和约》。英国就此得以控制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并就此确定了其在地中海以及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从西班牙人的手中取得了贩奴权（asiento）
，可以每年派出一艘船和西属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一个欧洲乃至于世界强国。她的力量无疑来自于由124艘战船所组成的舰队。这一海军几乎是法西联合海军力量的两倍。就在她的敌人和荷兰人因为12年的争斗而遭到削弱的时候，英国的海上力量反倒有了极大的增长。关于这一点，1708年出台的《巡航法案》（Cruisers Act）和《护航法案》（Convoys Act）显然功不可没。这些法令要求海军给商船配备适当数量的战舰，以保护他们不受海盗或商业强盗们的劫掠。直到战争再次爆发之前，英国海军已经投入了2/3的力量，用于此项保驾护航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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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14年到1739年，英国和其殖民地均享受了一段和平时光。在这段时间里，国内风平浪静，经济也得以发展。此时，英法关系看似友好，但许多法国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了英国在全球扩张的野心。“英国人的经济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也日益膨胀。”1733年，一名法国人这样评论道。他意识到，英国人似乎时刻准备着要消灭同样茁壮成长的法国贸易。因此，两者之间的竞争始终相当激烈。特别是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东海岸，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这是因为，法国在此地编织了一张贸易网络，企图将自己的力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这显然是值得注意的信号。
1739年11月的战争之所以爆发并非是出于英国对法国产业的恐慌，而是因为西班牙在此地占据了上风。在过去的五年里，西班牙在美洲的地位一直下滑。他们有充分理由证明，这一点是同英国商人滥用贩奴权分不开的。为了维护合约的效力，海关官员（guada-costas）往往会诉诸暴力。他们强行登上英国船只、对之进行搜查并且多次扣押英国船长及船上的货物。最为著名的一件事是，一名狂热的西班牙海关官员割下了“丽贝卡（Rebecca）”号船长詹金斯的耳朵，并建议其带着耳朵去见乔治二世。
这名官员的话语是如此的污秽不堪，以至于人们不能在众议院复述其话语。1739年3月，议员们就此以及其他“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件进行了讨论。出于贸易的考虑，他们吵着要求发动战争。他们宣称，如果不好好教训西班牙一顿的话，英国的跨大西洋商业贸易将会全部毁于一旦。
人们感到自己的国家自豪感受到了伤害。其中的一名议员将“大不列颠卑贱的服从”同西班牙“胜利的骄傲以及固执的傲慢”做了对比。
此后担任首相的威廉·皮特评论道，此时，一个基本的原则受到了挑战。“如果没有尊严以及活力的约束，他们就绝不会遵守规则。” 6 他认为，“沟通和签订协议完全没用。”西班牙不再恪守其对英国的义务。人们必须提醒它，否则它将会违反更多的原则。英国人试图用海军教训他国，并将其应用于多个国家。这一政策正是日后所谓的“炮舰政策”。在他们的脑海里，战争应当能够带来收益。他们的榜样是德雷克和摩根。这两位打了胜仗后，会驾驶着战船回到港口，而船上则满载着从西班牙西印度群岛所夺得的金银。苏赛克斯地方议员、于1744年成为首相的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发现，有很多陆军和海军军官都要求发动战争。就此，他辛辣地讽刺道，在上一次战争中，“军官和水手得了好处，而公众却没能享受一点”。 7 可能他是对的：他们所受到财富的诱惑，和为国争光的动力基本相当。
尽管首相沃尔波尔对此表示疑虑，但是那些支持战争的人还是占据了上风。这些人不仅包括在议会中游说的议员，还包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是在咖啡馆中谈天说地的普通民众。这场因群情激愤而打响的战争自我分解成了一系列针对西班牙帝国和贸易的偶发行动。
战争一正式打响，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上校就奉命率领一支舰队，前去袭扰加勒比海上西班牙的殖民地以及其船队。这位上校先前也是一位议员，主张摧毁并接管西班牙的美洲帝国。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为了“烧杀抢掠”。在攻占波托贝洛时，这一倾向已初见端倪。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他们还发动了对卡塔赫纳（位于现代哥伦比亚的海岸上）、哈瓦那和古巴的圣地亚哥的战争，但却遭到了当地人顽强的抵抗。到1742年底，他们速战速决并从中获利的幻想破灭了。
从一开始起，英国的策略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想要取得成功的话，就必须要将位于美洲的西班牙堡垒孤立起来，然后再对其进行攻击。这也就意味着英军必须要封锁西班牙位于大西洋上的港口。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直布罗陀的海军基地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地中海舰队很难阻止西班牙为殖民地提供给养和军火。
气候和疾病也一直困扰着前来加勒比探险的人。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曾于1741年的卡塔赫纳之战中担任外科医生的助手。在小说《罗德里克·罗尔德穆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1748）当中，他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军事行动。而且，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残忍的画卷，展现了当时普通军士和水手们所遭受的痛苦。他特别描述了他们的食物：
……士兵们给我们所收到的腐烂变质、用盐腌过的牛肉取了爱尔兰马的名字；产自新英格兰的腌制猪肉尝起来有一股肉和鱼混杂的怪味；同样产自该地的面包和饼干里全是虫子，导致其能够自己跑来跑去。黄油的味道就好像是掺了很多盐的火车机油。
西班牙北美殖民地显然在战争中占据优势。英国海军不但要咽下发臭的食物，还要经受风雨的折磨。西印度雨季的到来更是给了饥肠辘辘的英军士兵们致命的一击：
雨水加重了周围的腥臭味，天气也显得更加闷热。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物资也难以保存。在这种天气下，胆汁热也极为容易传播。这场疾病来势汹汹。我们当中大约3/4的人都因此而凄惨地死去。
坏血病是这些致命疾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诸如此类的致命疾病同样夺走了乔治·安森爵士（Sir George Anson）手下3/4士兵的生命。自1740到1744年，这位海军上将曾率领着舰队环球航行。作为一名极其有能力且聪慧的军官，安森
曾接受上级指令，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西海岸附近拦截西班牙的船只。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所乘坐的皇家海军舰“百夫长（Centurion）”号上满载着总价值1250000英镑的财宝。在这些财物当中，将近半数是从菲律宾群岛附近的马尼拉商船上劫掠而来的。
当安森到达朴茨茅斯的时候，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已经发展成了欧洲范围内的斗争。英国、荷兰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对付西班牙、法国以及普鲁士集团。出于对佛兰德斯军事局势的考虑以及维护乔治二世的汉诺威省的需要，英军需要在大陆事务上投入大量的精力。1745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此时，在法国军队和财力的支持下，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小王位觊觎者）在苏格兰登陆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最后一搏完全是一场赌博。此时，只有苏格兰高地的人才真正支持王子。在推进到南部的德比时，王子的军队遭到了围攻。1746年，王子的军队在克劳顿吃了败仗。在战争当中，英国皇家海军切断了王子与法国人之间的联系，不让他得到法国人更多的帮助。
短期内，英格兰和苏格兰低地的人们夸大了詹姆斯二世党人暴动的影响。它暂时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他们暂时不再关注与主要敌人法国之间的战争。为了逐步消灭法国的海外贸易以及占领其北美殖民地，英国人做了周密的布置。他们也派遣一中队的战舰去协助东印度公司，以同法国位于科罗曼德海岸上的飞地作战。这些战舰也必须去骚扰法国的商船，不让其顺利地与亚洲各国进行贸易。
1745年2月，中队中的两艘战舰“德特福德”号和“普雷斯顿”号在巽他海峡遭遇了三艘从中国归来的法国商船。趁这三艘商船正在通过海峡之际，他们立即出手将其控制住。一想到即将获得的赏金，两艘战舰上的水手们都乐开了花。他们知道，即便是最贪婪的海军军官，都未曾梦想过能得到数目如此巨大的财富。亨利·克拉克（Henry Clerk）当时是“普雷斯顿”号上的水手。他曾给自己在苏格兰的父母写过一封急报（由一名荷兰裔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带回）。他不但在信中提到获得财富之轻松，也不无忧虑地提及了随之而来的隐患：
自从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以来，我们的运气一直不错。我们一次就捕捉到了三艘满载货物、从中国回来的法国商船。但是啊，我希望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像这一运气那样好。我是从好望角来到这儿的。自从那时，我就一直生着病。如果靠从这三艘船上夺得的财产能让我吃饱饭就好了……或者让我快点好起来吧。我觉得，我每艘船能分得四千镑。只要再有点运气，我就能在克拉蒙德附近买下一栋小房子了。 8
在美洲，战争取得了开门红。英国人成功地攻下了圣劳伦斯河口的布雷顿角岛。1745年，在4000名新英格兰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又攻占了路易斯堡。这无疑为英军从水陆两路进攻魁北克奠定了基础。 9 然而，随着下一年一支法国援军的到来，他们不得不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
正如在加勒比海一样，英军在加拿大所遭遇的挫折也表明全球海上战略的重要性。在确保法、西不能向其殖民地提供给养之前，英国不能在美洲采取任何行动。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英国皇家海军或者必须将敌人的舰队困在港口里，或者在它们一露头的时候，就与之交战。这样一来，英国海军就必须不停地巡逻。这也势必带来船体、桅杆、圆材和船帆的极大损耗，也会令船员们疲于奔命。1745年，人们制定了一套轮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艘战舰仅在一段时间内履行其巡逻的使命，之后便回去休息。它的位置则会由另一艘刚刚修整过后的战舰补上。只要英国皇家海军有足够数量的战舰，而且其造船厂有足够的生产能力的话，这一套在西大西洋维持力量的策略就能见效。
这一策略极其富有激励意义。1747年5月，一个法国中队试图打破封锁线。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安森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阻止了他这一行为。几个月以来，他都在训练手下的战士和军官采取新的“全体追击（general chase）”战术。虽说这一策略不过是简单的调遣船只而已，但仍需要老练的水手、严明的纪律和先进的炮击技术才能实现。英军战船（包括一级、二级、三级或四级的战舰，每艘船上都配备有六十门或更多的火炮）排成作战队形，悄然迫近纵列前进的敌方舰队。当领航的英国战舰逼近阵尾的法军舰艇时，它便向其开火，随即向前开进，并挨个向法军的舰船开炮。其他的英军舰艇则会重复这一行为。
这一战略起效了。六艘法国战舰或者被安森的中队击沉，或者被捕捉。除此之外，英国海军所取得的其他胜利也佐证了这一战略的作用。同年10月，同样是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海军上将爱德华·霍克爵士（Sir Edward Hawke）
所部遭遇了一支西印度的法国海军中队。英军或者击沉，或者俘虏了八艘战船中的六艘。法国人所护送的250人的商船船队也遭了殃。英国人完全将他们冲散。随后，其中的大部分船只也落入了英国人之手。这是因为，霍克有先见之明，事先已经派了一艘单桅帆船到罗亚尔港去。此举是为了提醒当地的海军权贵们，有一队受法军护卫的商船正在向他们驶去。
这两次胜利都证实了新计划能够有效地孤立法国，以及“全体追击”确实是制胜法宝。它们也表明，英国海军上层中出现了新一代高级军官。对于安森和霍克来说，即便是要冒风险，他们也不愿放过一个发动战争的机会。他们很清楚，只有每一个英国海军军官都愿意在敌舰刚刚离港的时候就发动攻击，英国的海上霸权才能得以维持。当然，没有人能够预知战争的结果。但是，安森和霍克都对他们的军队充满信心。他们坚信，较之敌人更充分的训练、更为丰富的经验、更严格的纪律以及更坚定的意志总会令他们略胜法国一筹。
1747年，英国在海上称霸。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战争都陷入了僵局。无力保卫其殖民地的法国人几乎吞并了奥属尼德兰（即今天的比利时）。次年，精疲力竭的战争双方签订了《亚琛和约》（Peace of Aix-la-Chapelle)。
除了恢复战前的力量对比之外，这一和约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唯一的作用可能在于，英国必须放弃对路易斯堡的控制权，以确保法国从低地国家撤军。事实上，《亚琛和约》不过是一次休战协议。1749年，在向下议院解释这一条约时，亨利·佩勒姆就已经指出，英法之间必然还会开战。正如罗马和迦太基一样，英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只有英国海军才能保护英国，使其免遭迦太基的命运。“我恐怕，”他告诉议员们，“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海军不是无敌的；一旦海军败下阵来，我们的探险事业、商业乃至于独立都会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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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首相显然是过虑了。但是，他的观点仍有其可取之处。英国之所以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强大的海军确实功不可没。近60年以来，英法之间一直在不时地爆发战争。这已经充分暴露了海洋霸权的优缺点。人们无法单凭海军力量取胜，但它确实是保证不败的一种方式。更有甚者，在1745年后制定的总体战略表明，如果加以充分的利用，英国的海上霸权能够迫使法国从北美撤离。迫使法国从印度离开也不再完全是幻想。这些也正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行动以及和约的延续。无论如何，基于先前所取得的胜利，海军将士们都自信满满并渴望战斗。尽管在加勒比海的事态并不随人愿，这种情感还是影响到了英国普通民众。安森和霍克成了战斗英雄。而且，他们大胆的战争精神也令他们的下属迷醉。这其中就包括20年后接替二人职位的乔治·罗德尼（George Rodney）
和爱德华·博斯考恩（Edward Boscawen）
。这两位海军上将成了海军精神的代表。在18世纪70年代末传唱的一首流行爱国民谣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为了表示对二人的敬仰，人们用他们的名字为战船命名。这两艘战船的事迹也在这首民谣中得以体现：
我们的船名同两位高贵英雄的名字一样，
西班牙人听到要颤抖，法国人听到要畏惧。
只要登上安森号和霍克号，
幸运女神就永远把你眷顾。
让那些法国和西班牙的聪明政治家们，
叫嚣着要结束英国的统治生涯。
他们覆金属板的船要为这傲慢的言语付出代价，
只要它们出现在安森号和霍克号的眼皮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