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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成功者盛行的时代。我们听说过张爱玲的“成名要趁早”，也看过了太多网红和偶像的迅速崛起，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成功就是人生追求的第一目标。
大部分人眼里的成功，往往是一个人的社会认可度，落到实处，就是“名利”二字。
美国主持人大卫·莱特曼在新节目《我的下位来宾鼎鼎大名》（ My Next Guest Needs No Introduction With David Letterman ）中采访了退休后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节目快结束时，奥巴马忍不住问莱特曼：“有一件事，总是让我很意外，那就是我看到一些取得成功的人，无论是在商业、娱乐，还是政治领域，都以为成功是因为他们聪明。我总是说，我既努力，我也有一些天赋，但还有很多人既有天赋又勤奋，其中也有一些机遇的因素，一些机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而莱特曼的回答也是如此，他说：“总统先生，我目前的挣扎正是因为这个，我唯一有的就是运气，我只是幸运而已，一直幸运到今晚。”
大卫·莱特曼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脱口秀主持人，在他做深夜节目的最初 20 年里，获得了 67 次艾美奖提名，并最终获奖 12 次。
现在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喜欢说自己加倍的努力和过人的天分，却很少提到自己的好运气。
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成功故事，都有既定的套路：
聚焦于已经成功的企业和个人；
搜寻企业和个人在认知、选择、决策上的关键点；
通过一个有逻辑的故事线，把各个关键点串联起来，然后得出一个自洽的解释，进行简单归因。
这种套路，看似合理，其实都是在追求成功的必然性，但却忽视了其中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在 19 世纪写出了《物种起源》这部颠覆性的巨著，成了进化论的奠基人。但他的成功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偶然因素，这和他的人生际遇息息相关。
达尔文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足的家庭，从小生活无忧，因此他才有机会去探寻大自然，并在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接触博物学和生物学。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地质学家对地层的研究已经有100 多年，科学家已经开始怀疑生物自古不变的认知，而且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进行海外考察。就在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剑桥大学的著名教授享斯洛受邀作为博物学家参与英国的一次远航考察。但恰巧教授有事在身，所以就推荐了达尔文，而这一次远航考察对于达尔文理解生物进化规律至关重要。其实在达尔文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物种间的起源关系，比如那个时代的古尔德、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马尔萨斯等，达尔文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果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进化论。
优渥的出身环境，大航海的经历，时代的发展趋势，前人的科考背景等，这些无疑都是达尔文成功的机缘，即使没有达尔文，也会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发表物种起源学说。
许多事情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都是随机性使然。把一个人的成功简单地归咎于天赋和努力，这终究是一种归因偏差。
成功往往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莫布森在《实力、运气与成功》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成功的公式：
成功 = 运气 + 实力
我们所经历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运气和实力的组合，有些事情更偏重于运气，而有些事情则更偏重于实力。
如果你跟李世石下围棋，跟斯蒂芬·库里打篮球，那么他们轻易地就能赢过你，此刻的成功往往更偏重于实力和技能；但如果你和他们比赛扔骰子，或者用石头剪刀布来一决胜负，这时候就得看谁的运气更好，输赢往往更依赖于运气。
社会上的成功，比如，创业公司的上市，产品的热卖，个人的爆红，这些往往都是实力和运气的组合，只是两者的占比不尽相同罢了。
面对一件事情的成功，我们常常会低估运气的重要性，总是认为成功源自自己的强大，这就是大部分人的“认知归因偏差”——以为只要深究成功人士的逻辑，发掘其中隐秘的关联性，最终就可以和他们一样成功。
成功是一个单一的结果，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却可能有很多。而那些成功的故事，无一例外地会让人陷入到归因偏差里，因为成功者往往会更愿意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理由中，找到一个最简单、最能证明自己厉害、把自己推向神坛的原因，而听众也往往会选择那个自己最容易接纳、最容易做到，以及与自己的认知和经验最匹配的理由。
大公鸡以为天是它叫亮的，因为每次它叫完天就亮了。
而这就是成功学的不靠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