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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来，我都被两个蒲城人感动着。一个是晚清军机大臣王鼎，一个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鸦片战争时，王鼎对道光帝以死相谏；抗日战争时，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在近百年里两次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两个关中蒲城县人分别以死谏和兵谏的方式力挽狂澜，对于今天纷纷扬扬讨论着的关于关中人的话题，我来提供一个参照。
嘉庆帝时，王鼎历任工、吏、户、礼、刑各部侍郎，所谓“迭居五部”的重臣。到道光帝时，担任军机大臣整整 17年，直到自杀。他的政绩他的方略他的品格，短文不足叙，仅举他生前一二年内的几件大事和细节。王鼎力荐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王鼎也被道光帝支使到开封封堵决口的黄河，他提出让林则徐为治水助手，企图使林躲避流放苦役。年过古稀的王鼎拒绝豪华“宾馆”，把指挥大帐扎在施工现场，直到完工，裤裆里早已溃烂化脓。道光圣旨下来，林则徐继续发配伊犁。王鼎跺脚捶拳，仰天长叹，挥泪为林送别。
王鼎知道鬼捣在哪里。回到朝延，与琦善、穆彰阿之流就形成白热化交锋。“每相见，辄厉声诟骂”，“斥为秦桧、严嵩”。诟骂大约类近臭骂。王鼎是否用了关中最普遍最解恨的那句“陕骂”，不得而知。无论这个老蒲城怎样斥责怎样羞辱怎样臭骂，穆彰阿却“笑而避之”。道光帝以“卿醉矣”来和一摊超级稀泥。王鼎之所以失控之所以猴急之所以开口动粗，在于道光帝早已视他为妥协政策的障碍和赘物了。王鼎几乎气疯了，当朝大叫“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竟而扯住道光龙袍不表态不许退朝……随之便以一条白练把自己吊到屋梁上，留下三条谏言：“林不可废。琦、穆不可用。条约不可签。”
当着一群得宠的蛇鼠弄臣围着昏聩的皇帝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丑剧演到热闹处，一个把整个国家存亡和民族荣辱扛在肩上的关中蒲城人，我们怎么好意思叨叨喋喋他“生冷憎倔”也否？是吃粘面还是吃大米更先进也否？
杨虎城离我们时空较近，较之王鼎，“知名度”更高得多。正是这个蒲城人和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联手，捶拳一呼“把天戳个大窟窿”，捉了蒋介石，一举扭转了中国的时局。应该说，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和结局，就是从那一刻发生转机的。杨虎城兵谏比王鼎的死谏要有力得多，结局和效果也相差甚大，然而杨虎城的个人结局却更惨，是他杀，而且同时被杀的还有妻和子，没有示弱没有变节。
王、杨二人是蒲城人，在其思想、精神、抱负和人格上有诸多共通的东西，无疑也和我们这个民族垂之青史的志士仁人共通着。我可以骄傲并引以为做人楷模的当是他们。这样说，并非蒲城并非关中就没有巧舌如簧骨软缺钙专事龌龊的卑琐之徒，这是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群里都不可或缺的人渣，也如同任何一个地域都会有担负民族和国家兴亡荣辱的铁肩一样挺立于世。我只想说，我们在讨论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共性时，无论这个共性中的优点或缺点，不要忘记不要绕开这个地域最杰出的人物，应该作为讨论的参照之一。
我再想说，我们讨论陕西关中人的视野应该更宽泛一点，视线应该更具穿透力，不要只局限在民间市井浮泛调侃的层面上，那样会弄得陕西人笑也不自在哭也不自在，吃面不自信吃米也不自信地无所适从了。
我以为，决定一方地域人的素质高下的关键是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结构。对于文盲而言，喝米汤和喝咖啡都产生不了新思维，无论他是关中人，或是广州人，或是欧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