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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挟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忍了忍，没有用矫情一词。
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块一块窄小的如同划痕的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于长江生态有利，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了。对于照片上登船离去时回顾茅屋的一双双泪眼，我用另例来打趣，一批一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错的人，移居到欧美，临别时在机场与家人分手时也难抑一眶热泪，然而并不能改变他们铁定的去意。至于已经住上三层楼房还要抱怨“离土地太远”的崇明岛那位移民，渲染这种太过矫情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呢！
100 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泪眼，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住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了，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甚至因而成为陕西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说，在中国范围内，恐怕再没有哪个地域的人比上海人恋乡情结更重了。本质的原因，在近代中国上海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首站，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准高于优于其他各地，上海人离开上海走到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与优越的生存环境背向而行，未必纯粹是对故土的一份热恋情结。让我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事实是，在近年移民日本和欧美的中国人中，上海人占的比例尤大。为什么上海人移居西北和移居日本表现出的对故土的怀恋情结差别悬殊呢？我依此而怀疑文人情怀中渲染的那个情结的可靠性；也怀疑关于人们对故地乡土的那份普遍存在的恋情，真的会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藩篱。
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鉴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辟如在文人情怀趋使下对移民泪眼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舒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