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伦理塑建绝对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各个时期都有一大堆的礼仪、习俗、制度、法律、宗教和艺术，其现实功能在于塑建当时的“社会性道德”，即“相对伦理”；其长远的本体功能，却在塑造作为“绝对伦理”和“宗教性道德”寓所的“自由意志”。就中国说，大传统中的儒学教义固然如此，小传统中，即使作为娱乐的戏曲如《生死牌》、“包公戏”中强大的伦常情感，至今感人，也如此。就是说，伦理相对主义以其历史的具体经验性的社会性道德，来不断地构造、塑建和积淀作为绝对伦理主义寓所的文化心理的结构形式或伦理本体。“绝对”通过“相对”来构建。这也就是我以前说过的“经验变‘先验’（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 。

这里，还要做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Kant的“绝对律令”的来源是超乎经验（transcendent）的“先验理性”，其中不容许存留任何经验性的情感。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讲“绝对律令”的依据，是经验性的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它并不是“天理”、“上帝”或“纯粹理性”。因之，这个理性原则和“绝对律令”，由于并不脱离感性存在的人类，便可以渗入经验和感情。虽然它本身仍然是理性的，却可以与人的经验、情感相联系相交融。这就是我在思想史著作中一再解说的儒学的“仁”。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既以相对伦理的社会性道德内容来建构绝对主义的心理形式，这就涉及“情”与“理”、“仁”与“义”等等关系。中国文化特别是如儒学，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述。从上古的礼乐、孔子的释“礼”归“仁”、孟子的“养气”和“持志”，到宋明理学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致良知”、刘宗周的“诚意”等等，都是强调经过艰苦的道德锤炼以建构理性凝聚的心理形式。这种“理性凝聚”的锤炼便是经验性的，而且不脱离人际感情。

Kant的伦理学有极高的神圣性，却很难有具体的操作性。但如果将中国儒学的“仁”灌注于伦理的理性本体，就可为操作性奠立基础。这即是将“天理”落实到人情，将理性情感化。传统儒学或以“天心为仁”（汉），或以“仁”为“爱之理”（宋），从而落实为等差亲疏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由近及远，由家而国，由乡土及四海，形成“仁仁亲民、泽及万物”的一个有机世界。但由于这是以“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为基础，将经验性的仁爱输入实践理性，便并不丧失后者的普遍必然的神圣性，即伦理道德仍然不是以经验性的仁爱而毋宁是以“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这一理性的“绝对律令”为出发点，为道德感情的根源。我曾说：

由于“两个世界”的背景，Kant较易使绝对伦理主义亦即“宗教性道德”自圆其说，因为“实践理性”、“自由意志”、“绝对律令”的本体世界是与经验的现象世界截然两分。前者影响、决定后者，却决不能由后者提升而来。这样，伦理道德将保持其宗教性的本体崇高而不致沦为只有相对价值的时代社会性能。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中国“乐感”的儒学传统，由于“一个人生”的背景，本体即在现象中，并由此现象而建立。没有超越的上帝或先验的理性，有的只是这个“人类总体”，它是现象，又是本体。从而“绝对律令”等等作为文化心理结构，必须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经验“现象界”相联系相贯通，并由之塑造、积淀而来 。

这即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儒学相融会而成的“自然人化”理论，它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即第一，它将Kant的理性绝对主义视作人类伦理本体的建造，并具体化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塑建。这“心理”并非经验科学的实证研究，仍是哲学假定。第二，它将中国儒学的“仁”的情感性注入这一伦理本体，使“先验”理性具有经验性的操作可能。“实用理性”，亦此之谓 。第三，从而为区分今日“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提供理论基础。这也就是本文主旨所在。这一理论或应名为“哲学心理学”或“先验心理学” 。

（摘自《己卯五说》） uF47oICmWOEqIa15T7otner3kMJ0Yq5mZI92gyj/N519+M9dHTZvvuA26j3mqH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