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人性”的三方面

问： 从而，对每一件行为的善恶判定要特别慎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具体”也就是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况和条件。

答： 道德、伦理以及伦理学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善恶均与人类相关，从根本上都是从各该人类群体的生存延续的利害来定标准、设规则、立制度、成观念，以致变为传统和习俗。人性情感则多种多样，有正有负。人性能力是中性的，可作善也可作恶。把三者混在一起谈论便很难说清楚。传统的“人性善”、“人性恶”、“人性善恶混”等等学说，五花八门，便是一例。

问： 你区分人性能力作为道德行为的理性主宰和动力，人性情感作为道德行为的感性助力，善恶观念则是这主宰和助力的具体内容。看来，这“一体三分”是你的道德哲学的要点。而“传统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的“两种道德论”则是你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的要点。这“三分”和“两分”又是什么关系？

答： 所谓“善恶观念”也就是各种“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所设立、培育的社会（群体）的规范、准则和秩序，它一方面具体指挥着人的自觉意志即人性能力；另一方面又深入渗透人的情感，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伦理在这里便合为一体。

问： 既然“两种道德”与外在的社会伦理规范攸关，为什么不说“两种伦理”或“宗教性伦理”、“社会性伦理”？

答： 因为焦点在于厘清个体道德行为有性质不同的规范，而不在说明外在伦理规范的类别差异。外在的宗教伦理、社会伦理还有好些不同差异和类别，如基督教伦理、儒家伦理等等。

问： 你不是说“宗教性道德”是善恶，“现代社会性道德”只是对错吗？

答： 对错进入感情也就成了善恶，外在的对错、善恶区分在内在心理情感上消失合一了。如孟子讲的“是非之心”，既是理性判断（对错），又是情感好恶。所以，两种道德的分裂和矛盾会造成个体情感上极大的冲突和痛苦。从而，将三者（善恶观念、人性能力、人性情感）区分而又重视如何统一，即培育肯定性的人性情感（如同情心、“恻隐之心”）、坚强的人性能力（自觉意志）和对各种善恶、对错观念、主张的识别判断，便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问： 那么情感是否也是一种能力呢？

答： 能力与情感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生理说，会跑会跳与会爱会怕还是不同的。而有爱心却无决心无勇气即没意志力量去行动，有行动能力却无仁心爱意去行动或不去行动，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两者又是混合在一起的。

问： 那么，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的培育也有不同？

答： 人性能力在伦理道德领域就是培育意志，使异质的理性进入感性生物体，即上述脑科学中认知领域对情感领域的某种神经通道的建立和控制。人性情感也要培育，也有理性参与，但那是在原自然情欲上的引导、发展或限制，而不同于意志能力的培育。它的脑神经结构通道和形式也会不同。认识作为“理性内构”（原作“理性内化”，今改此词）有其生物学的自然基础（如五官知觉、好奇心理等），道德作为“理性凝聚”也有其生物学的自然基础（如动物的忍耐、等待等克制能力等），但理性在这两方面（认识和道德）都处在主宰、决定和优势地位，而与情感培育不同。后者多半是理性渗透、融化在原自然情欲之中。

问： 看来，从道德心理说，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两者都需要培育。

答： 提倡斯巴达、武士道，只锤炼坚毅顽强的意志能力不够；大讲爱心、高谈仁义，只养育善良仁慈的同情心也不够。只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以才有“礼、乐、射、御、书、数”文武双全的“六艺”。

问： 你似乎比较欣赏中国儒家培育人性的方式。

答： 这正是因为儒家强调将人性能力与肯定性人性感情（当然也包括某些否定性情感如羞耻）紧密连在一起来进行培育。既讲仁爱，又讲刚毅；既讲“不忍人之心”，又讲“虽千万人，吾往矣”。将肯定性情感（“恻隐之心”）与人性能力（刚毅木讷）紧密连在一起，并由之定出善恶观念，由近及远，推及四海。

问： 如何说？

答： 如我以前所说，儒家是以一种动物也有的自然性情感（亲子情、社会欲）为基础或起点，加以理性化的提升，最终构成一整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体制和善恶观念，使人性能力得到了具有强大动物本能基础而又理性化了的人性情感的支持。儒家先讲“老吾老”，而后才是“以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后才是“以及人之幼”，由亲及疏，由近及远，这就是“能近取譬”、“爱有差等”和“道始于情”。历史证明，这种以理性化的自然情感为基础比仅以理性原则为基础（如墨家的平等的“兼爱”）要持久和优胜 。培育这种由亲人而家国，可以一直扩延到“推恩足以保四海”（孟子）、“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谭嗣同）的博爱胸怀，却正是建立在这个以生物自然为基础而又理性化的人性情感之上的。前述《时代》杂志文中曾提出，如果按照理性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救助十个非洲挨饿的婴儿不比维持你九十高龄的父亲的生命更好（更道德）吗”的问题，但人们一般并不如此做。这照中国的传统说，就是所谓“人情之常”或“人之常情”，违反这个“人之常情”便是“矫情”。儒家不赞成“矫情”，包括批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所以，除了特殊和例外的情况，儒家一般并不强调“大义灭亲”、“忠孝不两全”之类违反“人之常情”的规则、命令；相反，儒学一直强调家国相连、君父相通、齐家治国、忠孝两全等等。这正是为了将人性能力与肯定性的人性情感（爱、同情、恻隐之心）捆绑在一起，使作为理性律令、意志力量的人性能力有一条比较强有力而积极可行的实现道路，避开了Kant绝对律令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难题。

问： 那么，这个“情”、这个“人之常情”是不是就是道德感情呢？

答： 非也。道德感情仍如Kant所言乃是“敬重”，是对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自由意志）的敬重，而不是以生物性为基础的同情、慈爱、“恻隐之心”。“敬重”虽也是人性情感，但与同情、恻隐等有根本不同，它是一种理性情感，建立在理知认识之上，虽也有自然生物因缘，却为动物所无有。人们对战斗英雄、革命烈士的敬重，主要不在他们的人性情感（热爱人民或仇恨敌人），而在他们把人性情感实现在宁死不屈、奋不顾身的坚毅意志即人性能力中。

问： 那么，你所提出的人性情感、人性能力与善恶观念是一种什么关系？请简单说说。

答： 由人性情感作为助力，经由善恶观念的知性裁定，而由人性能力（即意志能力）执行之，构成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行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尽管有时呈现得非常迅速，似乎是一种“良知”、“天性”的道德“直觉”或本能，实际仍然是长期历史—教育的积淀成果。所以有时也呈现为较长时间的明确思索，如文天祥（不投降）、洪承畴（投降）。前者之所以受人尊敬钦仰，不仅在于他所选择的善恶标准，而更在于他不管如何困苦艰难却坚决顽强地执行这个道德律令的人性能力。可见，人性（意志）能力仍然是三者之中占据核心地位而最为重要的骨干、枢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上次答问中突出Kant的原因。

问： 那么，你上面讲的科学派与神学派，你站在哪一边？Kant的先验论不应属于神学派吗？

答： Kant并不讲恻隐之心，只讲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也是一种先验论。我虽然赞同Kant，却倾向于科学派，这两者并不矛盾，它正是历史本体论不同于Kant先验哲学之所在。因为历史本体论是建立在人类学即人类的生存延续的现实而不是建立在纯粹理性的设定之上。但历史本体论虽然重视人类学的生理基础，却又同时强调人性不能等同于动物性，不能把人类的道德行为归结、统摄在社会生物学之下。尽管人类作为动物族类，会继续原遗传基因和各种动物本能以维持和延续族类的生存，但这生存毕竟已进入千万年的文明－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它 已经不是动物本能和生物遗传所能决定的了 。所以我的 总观点仍然是“内在自然的人化” 。而我之所以认为“道始于情”的中国哲理具有世界价值即人类普遍性， 正在于它在古代历史条件下较好地表述了这个“内在自然的人化”，即重视理性化是建立在生物本能或自然情感之上的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之所以说既要“继承启蒙理性”（Kant是最大代表），不赞同宣扬非理性或动物本能的各种反理性思潮，又要“继承中国传统去其（启蒙理性）弊病”，做出“转换性的创造”，也是如此。与自由派以世界普遍性压倒或漠视中国特殊性不同，与新左派、国粹派以特殊性对抗或否认普遍性不同，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以有经验依据的、有可认识性和可操作性的特殊，来改变、改进和改善普遍，从而成为普遍性本身。正如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 实用理性 来反对后现代，主张重建理性（但非先验理性）权威，以 乐感文化 来反对虚无主义，主张重建人生信仰，它们所要展示的，都是 中国传统的特殊性经过转换性的创造可以具有普遍性和普世的理想性 。

问： 你是否能用你的哲学解说一下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命—性—情—道—教”（见郭店竹简）？

答： “天”就是那神圣而又神秘的自然—宇宙总体，也就是我所说的“物自体”。（见拙作《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文）“命”是这宇宙－自然落实到个体身上的各种基因总和以及个体的人生遭遇和道路，它们都有极大的偶然性。“性”是在这个“命”的基础上拥有的人性，它依赖各种情欲和能力的人化。“情”已说过很多，不必再赘。从“情”产生出社会的准则、规律，这就是“道”，进而栽培养育之就是“教”。当然，几句话很难完整表述，不过撮其要义而已。

问： 总的看来，人性是个复杂问题。

答： 所以我说，“人性”一词古今中外用得最多，但最不清楚，最为含混模糊。我这里把它在伦理学方面做出人性能力、人性情感、善恶观念的区分，也只是初步研讨。

问： 你在《己卯五说》、《历史本体论》等论著中，将伦理学分为宗教哲学（主要处理传统宗教性道德）和政治哲学（主要处理现代社会性道德）两大类。如今又分为人性能力、人性情感和善恶观念三大方面，请再讲讲？

答： 两大类是就伦理学的外在领域和现实情况（当代问题）的划分，两大类仍有紧密交叉和联系。三分是对作为伦理核心主题之一的人性问题做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区划，当然更有交叉和联系。再简括一下这区划：善恶观念是一定社会、时代、环境和制度的理智产物，它是社会的、理性的。即使观念的具体内容可以非理性，例如认为必须听从神的旨意杀人以祭祀才是善，它也仍然是社会的、理智的，动物便没有。人性能力在伦理学即道德方面就是理性凝聚的自由意志，即理性对感性的主宰、支配，它也是社会的。人性情感则是对动物性自然情欲的理性化的发展和培育，虽有社会和理性各种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渗透和干预，却不纯是社会的，也不纯是理性的。

除道德方面外，人性情感还有认识方面，如认识产生的智力愉快和喜爱知识、追求真理的人性情感。在审美方面，因为是多种心理功能的复杂活动，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更为错综交织，使审美不仅是一种情感，也成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美立命”，以及成为审美形上学和世界观。在这里，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有某种高级的汇通、融合和同一化，它在整个人性成长即人性在各方面的开拓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这里就不多说了。

问： 人们说，哲学不是发生学。为什么你的哲学总与发生学有纠缠，甚至通过发生学来解答哲学问题，例如你这次谈人性。

答： 这正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哲学特征。由于不预设上帝、绝对理性、先验意识、精神实体等前提，而以人类和个体的生存延续为主题，认为人作为历史成果而存在，认为包括各种非历史、“超”历史的观念、思想、感受、“境界”等等也仍然是历史的产物，这便自然会与发生学有关联纠葛，但我的哲学并不就是发生学。发生学属于科学。

问： 人们说你的哲学是积淀论，它与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又是什么关系？

答： 积淀论主要讲了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内在方面，即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人性问题。它分为“理性内构”（前用“理性内化”）、“理性凝聚”和“理性融化”（前用“狭义的积淀”），由之而有人的“自由直观”、“自由意志”和“自由感（享）受”。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还有其外在方面，如“两种道德”论的伦理学，从而“和谐（harmony）高于公正（justice）”、“儒法互用”的政治哲学（此即“美学是第一哲学”的具体展伸，暂缓作），等等。它们都是历史的而非先验或超验的，都正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重要内容，贯穿着“情本体”这根主线。这主线当然以更为复杂丰富的形态展现在审美和艺术中。总的说来，我以为，未来脑科学将具体发现人性或文化心理结构所具有的各种神经通道和结构的生理根基和形成机制，从而实证地解说人类通由历史和教育，社会文化向个体心理造成了积淀形式。

2007年4月于Boulder，Colorado rKIORulWmfFBjZpXHls0FHM5x0cewwhB73oN6HRHhIoMpZfcUMv0Uo92hTn/hv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