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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你提出人性能力作为人性的骨干或核心，同时说人性并不止于此，那还有什么？
答： “恻隐之心”便是。这又是一个大题目，我今天谈不了。
问： 简单谈谈吧。
答： 何谓“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到底是什么？人们讲得很多，学说、理论也五花八门，却一直不太清楚。这四个字是孟子提出的。孟子说它是“仁之端”，是人先验（先于经验）地存有而“活泼泼”地呈现出来的良知良能。孟子以小孩坠井、人往救之的直觉的道德行为作为例证。这种行为不为名不为利，纯是一片天机呈现，认为这是道德的根源和动力。人在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这种良知良能，所以要赶紧从内心发掘它、存养它，存则得之，舍则失之。这也正是宋明理学家所强调的“天地之性”、“义理之性”等等一大堆学说的由来，它构成了中国伦理学的主流。通俗读物《三字经》一开头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已普及到民间社会，影响极大。
问： 那么西方呢？
答： Hume以“同情心”作为道德根源和动力。他在《人性论》一书中说，“同情是我们对一切人为道德表示尊重的根源”，“道德上的善恶确实是被我们的情绪，而不是被我们认知所区别出来的”。但Hume不认为这“同情”或区别善恶的情绪是某种先验或神赐的良知良能，而认为它们只是来自人的自然苦乐感受：“人类心灵的主要动力或推动原则就是快乐或痛苦。当这些感觉从我们思想和感情中除去以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发生情感行为，不能发生欲望和意愿。”Hume在《人性论》中仔细讨论了人的各种情感，把情感分为“平静的”、“激烈的”两大类，而将“平静”一类的如经常被误认为是“理性”的“慈爱”、“怜悯”、“同情”等等置于首位，强调它们正是道德的本源，认为理性只是依循这些情感的指挥来活动的。Hume说出了“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隶”这一名言。
问： 这很有意思，与Kant恰恰相反。
答： Hume自有他的道理。如我以前所说，作为人性能力，理性凝聚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心理结构形式。这心理结构形式并非静态的抽象存在，而是具有能动力量的理性形式因，此理性形式因又经常与经验性的生理本能的原始冲力结合纠缠在一起。这原始力量之一就是“同情”即“恻隐之心”。这样似乎可解决上次说过的Schiller嘲讽Kant的难点：我好意助人不算道德，恶意助人反而道德。Hume所突出的正是作为道德行为原始助力的情感方面（同情心、恻隐之心）。
问： 可是，你还是站在Kant一方。
答： 对。因为“同情”根源于一种以苦乐为标志和特征的自然本能，苦乐更是建立在动物生理基础的需要、享受、欲望之上，它们不能构成人类道德心理的特质，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有了同情心，并不一定能做出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不一定要以同情心来作为原始力量。如我前所强调，道德行为是服从理性，履行义务，并不一定与同情心有关。
问： 那你为什么又要强调提出Hume？
答： 因为Hume正可补足Kant，有重要的教育学意义。即重视“同情心”作为实现人性能力的肯定性的“自然天性”而加以培育。如对儿童的爱心培育，这样便可尽量避免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为邪恶观念或否定性情感所左右或支配。因为在某些否定性情感（如仇恨）或邪恶观念的支配或冲力下，也可以“义不顾身”地滥杀无辜，酿成大错，尽管它也可以展现出人的勇敢、顽强等等理性凝聚的意志力量即人性能力。
问： 可见，善恶行为既与人性能力也与人性情感相关，相当复杂。
答： 对。要把善恶观念、人性能力、人性情感三者做出区分，然后再看其复杂联系和关系。可以说，善恶行为都是人的自由意志所做出的选择或决定，所以人要对其选择和决定负责。动物性、人欲本身不是恶，有意（自由意志）选择去放纵或扼杀才是恶。这一点，中西哲学都讲得很明白。包括大讲“天理人欲誓不两立”的宋明理学也并不认为维持动物性生存的情欲本身是恶，而是认为过分宽纵它们才恶。这种能支配、主宰、控制感性情欲的力量就是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Kant突出这个方面来讲善恶行为，我以为抓住了人类道德的基本特征。但Hume所注意的不是这个人性能力方面，而是这能力实现时常见的某种经验状态，并以之为原因。例如说，尽管你能做好事，但是为什么你会做好事？他认为原因是因为你的情感即同情、爱、恻隐之心推动你去做，去实现你的人性意志能力即自由意志。
问： 这是说情感与能力并不能等同。
答： 对。不能完全等同。
问： 所以培育人性情感也很重要。
答： 人的情感有许多种类和方面，有肯定性情感，有否定性情感。如何了解、对待、培养是一个重大问题。当然，这里的肯定否定二分只是为了叙说方便，实际情况远为复杂。
问： 那么，这作为肯定性情感的“同情”、“爱”、“恻隐之心”又来自何处呢？
答： 这是要害所在。可以分出先验和经验两大派，也可说是神学派和科学派。
问： 如何说？
答：
先验派当然就是孟子，也包括许多中西大哲。中国现代首推牟宗三。牟宗三大讲“圆善论”和“智的直觉”，把作为道德本源的“恻隐之心”极端神圣化和神秘化，提到了宇宙—人生的最高点，强调它就是中国生命哲学之根本。牟简称之为“觉”：“吾常说仁有二特性，一曰觉……此觉是由不安、不忍、悱恻之感来说，是生命之洋溢，是温暖之贯注，如时雨之润，故曰‘觉润’。……觉润即起创生……其极也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案：此即其无限性），此可由觉润直接而明也。此即仁之所以为‘仁体’。”
“觉——不是感官知觉或感觉（perception or sensation），而是悱恻之感，即《论语》所言的‘不安’之感，亦即孟子所谓‘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
牟以为，正是这种“觉”、“感”使“天道”“往下贯”，化为自己内在生命特性。“所以天命、天道观念发展的归宿，必为与主体意义的诚、仁两个观念同一化（identification）。”
从而人的道德心灵就是宇宙本体，“恻隐之心”就等于“仁体”、“诚体”、“性体”、“心体”，也等于“天理”、“天道”、“天命”
。道德心灵囊括一切，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宇宙形而上学。这可说是把孟子的先验论在现代哲学的话语中推到了顶峰。
问： 牟大讲恻隐、悱恻、不安、不忍，以此来表述这个道德－宇宙本体，强调它们不是感知觉，但同时强调它也不是理性、观念、思维，又不承认它是人格神或上帝，那到底是什么呢？
答：
十八世纪英国Shaftsbury、Hutcheson等人认为，道德直觉是由于人有五官之外的另一内在第六感觉，但它还是经验性的，还是属于人的自然身心的，与牟说的“心体”、“性体”、“天命”、“天道”等等根本不同。牟这个“不安”、“不忍”、“恻隐”、“悱恻”那么高深神秘，不是感知觉，却又可以感受体验，所以我只好把它最后归结为某种宗教神秘经验，他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
。
问： 这可说是将“同情”、“恻隐之心”作为道德根基的先验论极致，你不是说还有另一派理论？
答： 那就是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提过K.Lorenz，这里想以Karl Kautsky和E.Wilson为代表，他们都是在Darwin理论基础上的发展。
问： 请说说。
答：
Karl Kautsky是当年马克思主义的著名领袖。他在十九世纪《唯物主义历史观》巨著中，用大量动物学和人类学材料，论说了人类道德来自动物本能，来自动物的“社会欲”。他说，“道德并不是人们特有东西，也不是人心里的一种神秘圣火为依据。它是动物所共有的，它是导源于各种社会欲的”
；“从群居生活里面发出来了一大批高级的欲：如完全献身于其共同体、同情、自愿牺牲、勇敢、名誉心……”“原始民族的道德，甚至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高级的民族的道德，都可以在动物界找出类似的东西”
；“同情心既不是以思考为基础，也不是以想象为基础，这是一种由生存斗争培养起来的本能，人们遵照着这种本能活动而不用把它搞清楚，正如候鸟遵照着迁徙的本能活动，并不用完全明白它的意义一样”
。Kautsky甚至将共产主义也放在实现动物“社会欲”这个生理基础之上，以说明其有不可抗的强大动物本能的普遍必然力量。
问： Wilson呢？
答：
Kautsky引用的是早一些的资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Edward Wilson（哈佛大学教授）以包括遗传基因在内的更新的研究，做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区分以群体为中心（无条件利他）和以个体为中心（有条件利他）的动物族类，指出人类居中而偏后。人的利他行为实际是以个体及其最邻近亲属的利益为目的。他说：“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种自我献身的冲动不必解释为神圣或超验的，我们有理由去寻找更为常规的生物学解释”
；“人的利他主义的多数表现，说到底都会有自利的成分”，“人的怜悯心也是有选择性的，常常最终是自利的”
；“利他主义自然要服从生物学法则”
；“人的一切利他行为都受到一种强烈情感的支配”
；“以感情为基础的直觉的选择的观念，其根源是生物的”
，如此等等。总之，利他是自利，以有益于自己这个血缘种族的生存延续。这个受“强烈情感支配”如此崇高的“利他”的“道德”行为，实际乃生物族类经由竞争为维护、延续生存的情感本能产物。“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最终功能”
，所谓“同情心”、“恻隐之心”、“不安”、“不忍”的真实根源，不过如此。这与上面牟宗三讲的道德形而上学对照起来，真是一天上，一地下；一如此高远神圣，一如此低俗平凡，交相辉映，煞是有趣。
问： 关于这个道德“本能”还有什么说法吗？
答： 2007年1月29日《时代》杂志有一篇题为“我们如何做出生死抉择”的短文，也很有意思。该文说，根据近来脑科学大脑扫描研究，是情感决定了人的一般行为选择。只有在脑内与抽象思维和认识控制相连区域的活动水平加强并占优势时，才做出相反决定。该文配图举例：一列火车开来，如不转闸换轨即将撞死五人，而换轨则将撞死自己所爱的一人或某一无辜的人，除非功利主义伦理学（亦即理性的社会认识或法则）告知和命令死五不如死一，人们一般不会去转闸换轨而宁袖手旁观。可见人的行为、道德的根基是情感而非理性，还是Hume正确。
问： 照这种说法，人的行为和道德完全是本能性或非意识性的了，根本无需人性能力、道德良心、自由意志了。
答： 对。这与我所说Kant强调人性能力完全相反。我以为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倒恰好说明，即使并不一定是“善”或“对”，但决定改闸换轨，这一坚决执行理性命令不顾感情私利的抉择，正是自由意志和人性能力的展示，而为动物所不能。在战争中为掩护集体安全而闷杀啼哭的亲生婴儿，不被谴责而受赞扬，也以此故。中国传统讲的“大义灭亲”，也如此。当然，这都属于特殊或极端的情况。一般和更多的情况，是履行道德的义务常常以某种积极的、肯定性的情感，如同情、爱、怜悯等等来作为帮助力量，在这一点上，Hume是有道理的。在这里，情感与能力便合二而一，而理性似乎只是情感的奴隶了。
至于为何一定要保全多人（或社会或群体利益）而损己，为何社会、群体利益高于一己，则属于另一问题，即善恶观念问题。善恶观念的各种具体内容是特定时代、社会、环境、习俗、传统所决定的，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并不是所有损己利人都是善，特别是在打着“集体”、“民族”、“国家”、“人民”、“上帝”各种旗号之下的所谓理性命令，好些时候便是虚假和伪善的。
问： 你多次说过尊老和杀老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都是道德的。但就人类总体讲，尊老比杀老仍然更道德。
答： 那正是由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已无须杀老便能生存延续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尊老比杀老在发展、培育生物自然基础上的善良情感从而履行人性能力，对巩固群体和延续生存也更为有益。所以尽管善恶标准是时代、社会决定的，具有相对性，但由于人类生活发展，经由漫长历史，相对中逐渐积累出某些成为人类普遍性绝对性的善恶标准和原则。例如尊老毕竟取代了杀老。人类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的善恶标准、观念或原则，由于社会生活的趋同已日益接近和彼此宽容，但迄今也仍然并不一致。而且，即使在同一社会、时代里，也有对善恶的不同观念和信奉。例如美国关于堕胎问题的争斗，等等。而另一方面，为善为恶的人性能力或自由意志虽具有普遍必然的绝对性价值，却就总体说，在肯定性人性情感或善的观念推力下的人性能力，一般说来，会受到尊敬、赞扬、钦佩；而在某些否定性人性情感或恶的观念推力下的人性能力，即使如何高强刚毅，却一般并不为人称道。从而善恶观念、人性能力、人性情感在这里便一致或统一了起来，历史具体地成为Kant所要求的“我一定如此行为，使我能意愿我的准则成为普遍律令”，“只照你能意愿它成为普遍律令下的那个准则去行动”的“绝对律令”。它们世代沿承，化为各种不朽的人格楷模，形成了各民族、宗教、文化、道德传统的主流。总之，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都属人性。人性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骨干主体，人有动物无。情绪、情感，人（动）物俱有，但性质不同，它是血肉。人要生存，血肉和骨骼不可离异。
问： 但它们很难区划分割开来。
答： 正因为如此，便更要注意其区划。当然这属于“理想型”的研究区划。实际上，人的行为是在许许多多复杂变易却又延续不断的各种具体的善恶教义、观念和各种肯定否定的人性情感帮助下，由人性能力所做出的活动抉择。所以，我以为人的伦理道德不能归结为动物本能，也不能归结为先验的“人性善”，而是人类历史（就社会说）和教育（就个体说）将社会性的善恶理知观念经由大脑的认识思维领域通向情感领域，并与动物性的爱憎情欲相联结所构成用来支配、主宰、控制感性行为的意志活动。未来脑科学将会发现神经领域这通道的具体形式。从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哲学说，这也就是一种历史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
问： 那么有没有牟宗三的那种神秘的“智的直觉”呢？
答： 对照科学，我觉得牟宗三讲得玄之又玄的“智的直觉”、“不安”、“不忍”等等显得苍白无稽。所谓“不安”，本来自《论语》中孔子问宰我不服三年之丧的“汝安乎”。“不忍”来自孟子“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从而以羊易牛的故事，都是非常明确的经验心理。牟硬要把它抬高到“心体”、“性体”，甚至“天命”、“天理”的“本体”高度，却又强调不能更改这个“活泼泼”的经验心理的特征。尽管牟说这个“不安”、“不忍”不是感官知觉（perception，sensation），但它不仍然可以是感性情感（feeling，affection，emotion）吗？牟以这种具有感性经验特征的描述来界定、申说超验（或“超绝”）的“道德本体”，我以为是自相矛盾，说不通的。所以我一再讲牟和Kant根本不同。Kant没有也决不可能用什么“不安”、“不忍”、“悱恻之感”这种经验心理的词语来叙说道德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或本体的超验存在。
问： 你是说，与人性能力的理性凝聚特征相比，人性情感的经验性质与动物性本能的关系和联系更为密切？
答： 但重要的是它们都人化了，即经过社会历史的积淀，这些源自动物性的本能情感已变得远为不同了。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有如抑郁、烦闷、忧虑、焦虑、羞愧、嫉妒、悲悯、忏悔、傲慢、敬重、仰慕以及宗教－审美方面的虔诚谦卑、悲喜交集、人生感伤、淡淡哀愁、莫名惆怅……之类的情感。或许动物也有某些类似的情绪，但性质毕竟不同，人类把即使动物也有的情绪发展、改变得非常复杂、丰富、细致、多样，其中主要正是由于渗入了理性的许多观念、思绪，使它们远远不只是动物性的欲望、需要等本能情绪了。人把动物性的同情、爱怜，也把动物性的凶残、暴虐发展到动物不可能有的强度和高度，具有了质的不同。也正是这些人化了的肯定否定情感，驱赶着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做出了许许多多或感人心魂或骇人听闻的善恶事迹。
二十多年前我举过Jack London的小说，描述一位白人为金钱贪欲千辛万苦在冰天雪地里远道运送鸡蛋的故事。他的人性情感是贪欲（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他的人性能力是坚毅的意志。他这行为是善是恶呢？却很难说。作者认为是恶：贪心发财。却又不尽然，他发财是想生活好，无可厚非，更何况运送鸡蛋对缺少鸡蛋的远地他人也大有裨益。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人性能力、人性情感与善恶观念的区别及其相互交错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