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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你讲哲学主题是命运，你这“情本体”、“两种道德”与命运主题有何关系？
答： 由于人们将Kant道德哲学仅仅作为外在伦理规范和制度，忽视了人性能力问题。Heidegger将内在心理作为本体，“烦”、“畏”便作为当下碎片的人的生存特征而被突出。Leo Strauss称之为“激进的历史主义”（radical historicism），但它所呈现的，却正是否定历史和反历史的自我当下的现代生活之命运偶然。由这心理构成的“本体”，当然无须伦理学，人生只是在偶然中不断选择和决断来向前冲行，于是最后只好祈望“只还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Heidegger）。Heidegger所突出的现代人生的命运，是由自由主义的极度“光秃秃的个人”发展而来。原子个人在理论上本来是非历史的，却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这是一个最大的历史反讽。同时，这也激起了回归古代和传统的强力呐喊。今天，反进化论、反科学、反历史和反个体，要求回归超历史的德性，将现代社会性道德的人权交还给上帝，已经成了当代伦理学的时尚风景。
《历史本体论》明确反对这趋势或时尚。它以中国传统融合Kant、Marx来对应这一挑战。这个融合也就是：第一，厘清两种道德及其关系。第二，以情为本体。第三，认为人类需要拯救自己，让自己决定命运。人类现在确乎处在空前危险的境地：地球升温，环境破坏，资源枯竭，核弹扩散，贫富悬殊，精神失落……建立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之上的现代发达社会日益暴露了各种严重弊病，这一切也确乎与理性化的现代科技和物质文明不可分。
问： 那么，具体如何办？
答： 简单说来，由于我以为现代社会性道德（公德）和“权利优先于善”并非建立在Hobbes、Rousseau、Kant或Rawls的原子个人、社会契约、无知之幕等自由主义理论假设上，而是建立在现代资本社会自由雇工的经济基础之上（上述这些理论假设只是这个经济趋势的理论反射和思辨提升），因此由现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生活祸害和精神失落，便不是因为这些已落实在现实生活、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上的各种社会性道德或“权利优先于善”本身有什么问题。相反，所暴露的还是这种理论假设（“原子个人”和社会契约等等）的非历史性的谬误。如果依据唯物史观，从现代经济（生产、生活）历史上肯定“社会性道德”和“权利优先于善”，除去上述理论非历史性的纯粹理性设定，从而重视各种宗教性道德的情感范导，便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走出“光秃秃的个人”的单个原子，以“合情合理”即人际关系中真实具体具有血肉的个人，来作为伦理学－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许便能走出一条新路。这个“个人”是动物性的血肉之躯，但具有人性能力而区别于其他动物。这个人性能力，是人类从制造原始工具、茹毛寝皮千百万年以来的历史产物。这个产物可以给予今日人们以自信，即人类可以拯救自己，而不一定需要等待或取决于上帝来拯救。
问： 但你这个历史形成的个体仍然很突出人性，不像自由主义的个人原子突出自然性。你的《批判》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主体性文章中认为主体性的主观方面就是人性。
答： 历史本体论包含着一种新人性论。它着重的是社会性、理性对自然性、感性的积淀。人性本是中外哲学的老命题，正如上述，历史本体论从人类角度将中国传统、Kant和Marx融合一起做一种新的探索。这也是我的哲学核心。例如我以Kant的辩证论消融Marx的先验幻相（由阶级斗争导向共产主义），以孔夫子的心理原则（情理结构）来消融Kant的理性至上和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如此等等。
问： 请进一步说明。
答： 《批判》一书从Kant认识论开始，逐章具体地讲了这个不同于动物、Kant称之为先验理性的人性，即我称之为由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心理结构（即人性能力），并将它放置在使用工具以制造工具的群体劳作实践的基础上，认为人文由此出，人性由此立。
问： 你三十年前就讲这个“使用—制造工具”，并以之界定“实践”概念，作为对唯物史观的展开和发展，这不太过时了吗？
答： 真理永不过时。但是真理常常难以很快被人认同。2006年4月《科学的美国人》杂志发表了一篇瑞士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在苏门答腊对某一猿类的野外观察研究，得出的 结论是“智力产生于文化”（intelligence-through-culture），即人的智力是通过文化生成的。这“文化”指的就是“使用工具”（tool use）在一定群体内由模仿而传播和保存。这一实证科学的假说与我三十年前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哲学观点完全吻合， 读后感到非常高兴。
问： 这如何讲？
答： 历史本体论的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认为，人的理性（rationality）是由经验合理性（empirical reasonableness）提升而来。它在认知层面，是使用工具以制造工具的劳动操作创造了认识形式（逻辑、数学和辩证法）；在关系层面，由于这种劳动操作是在群体中进行的，产生了伦理、道德。前者特征是理性内构（理论理性），后者特征是理性凝聚（实践理性），都是不同于动物而专属于人的“人性能力”。人性能力是人类自己经由漫长（百万年）的历史实践而塑造建立的，它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服务的。这也就是我所谓的“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如我以前所说明，在人的认识形式中最重要的因果观念，便是使用—制造工具的历史性成果。我也指出，人类语言因为保存了使用—制造工具的语义才区别于动物的语言。所以，不是语言，而是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才是人类生存的特质和基础。正是在这基础上，不但人类创造了外在的人文（物质文明），而且也创造了内在的人性（精神文明）。这也就是我所讲的，走出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统治，努力迈向历史形成的心理。语言不是存在之家，历史—心理才是。我期望未来世纪脑科学的发展，将科学地揭开这一人性能力问题，进一步证实我这个“积淀论”的哲学视角的确当性，来更好地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去发展自己的才智能力，去创造、把握自己的命运。
问： 你有时用“使用工具以制造工具”替代“使用—制造工具”，是什么意思？
答： 二者意思是相同的。由于好些动物也使用甚至制造工具，但其使用和制造大都是用肢体，而人类从原始石器开始，却不只是使用肢体而更重要的是使用工具来制造工具，用石块来打击石块。这在内在心理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批判》强调提出的“自觉注意”：“所谓‘自觉注意’不是由外界对象对主体本能需要的吸引而引起，这样产生的注意是‘自发注意’。我以为，‘自觉注意’恰恰是抑制了这种注意和本能要求而产生的最早的人类能动性的心理活动，这种注意的对象与动物性的本能欲望、利益、要求无关。它经常不是如食物等等外界对象，而是人的主体实践——劳动操作自身，亦即在最早的劳动操作的实践活动的漫长过程中，对这种活动操作自身的自觉意识和强迫注意，视觉在这里与动觉、触觉获得联结、综合和统一。”（第5章第2节）这是说人的“自觉注意”产生在长久集中注意制造工具，而并非为满足本能或适应环境的对象上。这一点本身在伦理学、心理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使用工具以制造工具将这一点更为突出，它在外在能力和内在心理上开辟了新的阶段，开启了人类起源。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种普遍误解，我所说“使用—制造工具”是指在特定的内外条件所组成的结构中，它才成为人类起源即人类如何可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其他因素或条件下，孤零零的“使用—制造工具”本身就能产生人类。产生人类的其他内外必要条件包括：动物必须达到一定的脑容量、直立行走（即上肢已开始从行走、攀缘中解脱）、有一定数量成员的群体（才可模仿传递、交流和保存个别人“使用—制造工具”的发明经验）、有信号言语能力（保存“使用—制造工具”的经验作为语义的语音前提）和特定自然环境的生存压力，等等。黑猩猩在实验室内能使用—制造工具，但因为在自然环境中无此生活压力（不使用一制造工具便不能获取食物）便没有发展出这种潜在的可能，从而也就不能产生我所讲的普遍必然地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所以“使用—制造工具”只是在许多因素相互关联的结构体中出现，才成为“人类如何可能”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即决定因素。这一点一些人没有注意，便大肆批判起来。
问： 这整篇文章好像在回应你自己的《论语今读》？
答： 《论语今读》已销行10万册以上，该书前言曾提出“情理结构”、“两种道德”和“立命”作为读《论语》“三重点”，但并未说明三者是何关系，我觉得有责任交代一下。
该书前言说：“孔学强调‘知命、立命’，即个性的自我建立……即每一个体要努力去了解和掌握专属自己的偶然性的生存和命运，从而建立自己，这就是‘知命’和‘立命’。这样才可能使自己在这个偶然存在、生存的人生道路和生活环境中，去实现自己的超感性的实存。”在该书结尾时，又说：
最后一章又回到“命”，本读已多次讲过了，这里再简略重复一下：“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即人力所不能控制、难以预测的某种外在的力量、前景、遭遇或结果。所以，可以说，“命”是偶然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就是说不懂得、不认识外在力量的这种非可掌握的偶然性（及其重要），不足以为“君子”。就人生总体来讲，总被偶然性影响着、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更是如此。如何注意、懂得、认识、重视偶然性，与偶然性抗争（这抗争包括利用、掌握等等），从而从偶然性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必然”，这就是“立命”、“造命”。因此不是盲目顺从、无所作为、畏惧以至崇拜偶然性，而恰恰是抓紧、了解和主动适应偶然性。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便是这个意思。人可以自己“立命”、“正命”、“造命”，这才算是“知命”，这也才显示出人的主体性的崇高强大。因为在建立自己的命运时，总有基本原则，这原则不是动物性的自然性欲，而是人类性的宗教性道德。……后儒曲解“天命之谓性”后，“知命”、“立命”、“正命”变成了“安命”、“顺命”（听命）、“宿命”，让一个外在的（不管是外在的“天理”或冒充内在的“良知”）“规律”、“理则”统治、支配、命令着自己，它们经常以宇宙图式（如传统的阴阳五行、现代的“历史必然性”）或道德律令（传统的“天理良心”、现代的“斗私批修”）的系统的形态出现。主体性被否定和消失了。所以，只有解构这些体系或系统，揭示出它们的自相矛盾和多元解释，才能了悟和珍惜“偶然”，让个体掌握和创造只属于自己的命运的真情厚意。本读愿以此为《论语》二十篇五百章作结。
如前所说，人类现在已走到十字路口，存在足以毁灭这个族类的各种危机。人类是由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便有责任。而对个体来说，现代社会生活使遭遇、环境的各种偶然性日益增大，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日益困难。这使“立命”更成了重要问题。
问： 如何“立命”？
答： 《论语今读》说了不少。要“立命”就首先要“学”。学什么？学“智”、“仁”、“勇”这“三达德”，亦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才能“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处在各种遭遇事件、境地中，面对形形色色的荣辱成败、生老病死，面对人生虚无、生活没有价值、生命缺乏意义，可以不畏不烦，或迎或拒，从容应对，潇洒灵活，在各种命运偶然中来建立起只属于自己命运的“必然”。这种学习，其实也就是上述心理形式、人性能力（认识、道德、审美）的培养成育。
问： 培养成育了人性能力，便能决定命运？
答： 既承认和重视偶然性，便说明有不是个人主体所能掌握、控制或决定的时刻、事件、环境。宏观大概有序可寻可建，个体微观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从来便是难以改变的。从而个体的“立命”也就常常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但中国古话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与希腊悲剧所展示命运难以逃脱神意“必然”不同，历史本体论认为，命运仍然是可以尽可能努力去自己把握、去“立”起来的。“既济”之后是“未济”，人总是生活在永不完成的不确定性之中，现代社会生活更如此。这里的要点，是说人“应当”依靠自己的“人性能力”来主动对应，而不是依靠、等待某个上帝来拯救。宋末谢叠山说，“人可回天地之心（扭转不利的命运），天地不能夺人之心（偶然性不能使人屈从认命）”，亦此意也。这即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即是Kant的实践理性、绝对律令，这即是高扬主体性的历史本体论的伦理学。
[附记]本答问强调的是“人性能力”，它虽为主要核心，但仍非人性全体。Hegel、Marx忽视了这类问题，Heidegger则以“此在”（Dasein）突出了现代人生存状态，实亦现代人性样貌，成为他的“基础本体论”。如何颠倒Heidegger，经由对Kant（人性能力）、Hegel、Marx和中国传统的回归（历史感）而迈出新的人性—人的生存步伐，将是下一课目的主题。
2006年，Boulder